§14 米歇爾.福柯(1/3)
哲人簡介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出生於法國維艾納省省會普瓦捷。他在1950年至1953年間是法國共產黨員。他參與了1968年的學潮，曾任巴黎梵森大學哲學係主任。1970年任法國法蘭西學院教授。他對文學評論及其理論、哲學（尤其在法語國家中）、批評理論、曆史學、科學史（尤其醫學史）、批評教育學和知識社會學有很大的影響。 福柯的主要工作總是圍繞幾個共同的組成部分和題目，他最主要的題目是權力(power)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曆史環境中的表現。他將曆史分化為一係列“認識”，福柯將這個認識定義為一個文化內一定形式的權力分布。主要領域： 觀念史、知識論、倫理學、政治哲學
他認為有選擇自由的人選擇的絕不是“權利”，而是“權力”，選擇的絕非正義，而是統治，所以任何以普遍立法名義開展出來的權利或正義隻能是掩飾壓迫和非正義（用“幫助”掩飾“犯罪”）。他的“人文科學考古學”瓦解了康德的“先驗主體”。他認為“哲學”就是不斷地質疑和批判政治社會的一切，如：其中有通過殘暴“禁閉”治療精神病的曆史事實來揭示“能量流”（政治權力）的道德標準與人類社會行為的關係，他得出的事實結論正如帕斯卡的一句話：“人類必然會瘋顛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隻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
哲人生平
米歇爾.福柯1926年出生於法國普瓦捷的一個鄉村家庭，其父保羅是一個外科醫生 米歇爾.福柯。他的原名是保羅-米歇爾.福柯，後來他將名字中的保羅放棄了，這可能和他同他父親之間相當緊張的關係有關。他一開始的成績中上，但當他進入耶穌會辦的一個中學後，他的成績十分優秀。在這段時間裏，普瓦捷屬於維希法國，後來被德國占領。戰後，福柯進入了有名的高等師範學校，這是法國傳統的通向學術生涯的門戶。
福柯在高等師範學校的時間對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當時法國對德國哲學家如黑格爾、胡塞爾、海德格爾和尼采的興趣越來越強，福柯的教授之一，讓.依波利特，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翻譯家和德國哲學的專家。梅洛.龐蒂當時也在高等師範學校教學，他對於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課程在包括福柯在內的一部分學生中非常受歡迎。在他在高等師範學校的後期，他與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和科學史學家之一，喬治.康奎荷姆，建立了關係。
福柯在高等師範學校的私人生活並不快樂，他患有嚴重的憂鬱症，甚至企圖自殺。他受到一個心理學家的看護。雖然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他對心理學非常感興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學的教育，而且還得到了心理學的教育，他甚至參加了這門學科的臨床實踐，在那裏，他與路德維希.賓斯萬格爾等思想家接觸。
最後福柯還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如其他許多師範大學學生，他在1950年至1953年間是法國共產黨員。他是被他的教師阿爾都塞介紹進去的。與其他許多人相同，他因為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情況退出了共產黨。與其他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從未參加過共產黨的活動。
1950年福柯通過畢業考試，他在師範大學教了一段時間書，但他對此並不感興趣，因此他很快就離開了法國。他的一個教師和朋友喬治.杜梅澤爾為他找到了一個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作為法國文化代表的職位，從1954年到1970年他在烏普薩拉大學、在波蘭華沙和在德國漢堡大學充當文化代表。此後他到法國克萊蒙費朗第一大學教哲學，在那裏他遇到了丹尼爾.德菲。隻要他在法國，他後來就一直與德菲生活在一個非單配性的關係中。
早在高師期間，福柯即表現出對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極大興趣，恰好他父母的一位世交雅克琳娜.維爾道（Jacqueline Verdeaus）就是心理學家，而雅克琳娜的丈夫喬治.維爾道則是法國精神分析學大師雅克.拉康的學生。因此，在維爾道夫婦的影響下，福柯對心理學和精神分析學進行了係統深入的學習，並與雅克琳娜一道翻譯了瑞士精神病學家賓斯萬格爾（Ludwig Binswanger）的著作 《夢與存在》 。書成之後，福柯應雅克琳娜之請為法文本做序，並在1953年複活節之前草就一篇長度超過正文的序言。在這篇長文中，他日後光彩奪目的寫作風格已經初露端倪。1954年，這本罕見的序言長過正文的譯作由德克雷.德.布魯沃出版社出版，收入《人類學著作和研究》叢書。同年，福柯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專著《精神病與人格》，收入《哲學入門》叢書，由法國大學出版社出版。福柯後來對這部著作加以否定，認為它不成熟，因此，1962年再版時這本書幾乎麵目全非。
1955年8月，在著名神話學家喬治.杜梅澤爾（Georges Dumezil）的大力推薦下，福柯被瑞典烏普薩拉大學聘為法語教師。在瑞典期間，福柯還兼任法國外交部設立的“法國之家”主任，因此，教學之外，他花了大量時間用於組織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在瑞典的3年時間裏，福柯開始動手撰寫博士論文。得益於烏普薩拉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一大批16世紀以來的醫學史檔案、書信和各種善本圖書，也得益於杜梅澤爾的不斷督促和幫助，當福柯離開瑞典時《瘋癲與非理智——古典時期的瘋癲史》 已經基本完成。
1958年，由於感到教學和工作負擔過重對，福柯提出辭職，並於6月間回到巴黎。兩個月後，還是在杜梅澤爾的幫助下，同時也因為福柯在瑞典期間表現的出色組織能力，他被法國外交部任命為設在華沙大學內的法國文化中心主任。這年10月，福柯到達波蘭，不過他並沒有在那兒待太久，原因倒也富於戲劇性：他中了波蘭情報機關的美男記。福柯從很早時候起就是同性戀，對此他倒不加掩飾，就個人生活而言，這位老兄顯然夠得上“風流”的美名。然而50年代正是東西方冷戰正酣之時，兩方都在挖空心思的相互刺探。恰恰在1959年，法國駐波蘭大使館文化參讚告假，大使本已有心提拔福柯，便一麵讓他代行參讚職務，一麵行文報請正式任命。所以波蘭情報機構乘虛而入，風流成性的年輕哲學家合當中計。 離開波蘭後，福柯繼續他的海外之旅，這一次是目的地是漢堡，仍然是法國文化中心主任。1960年2月，福柯在德國最終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這是一本在厚度和深度上都同樣令人匝舌的大書：全書包括附錄和參考書目長達943頁，考察了自17世紀以來瘋癲和精神病觀念的流變，詳盡梳理了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體現的瘋癲形象形成、轉變的過程及其對現代人的意義。按照慣例，申請國家博士學位的應該提交一篇主論文和一篇副論文，福柯因此決定翻譯康德的《實用人類學》並以一篇導言作為副論文，雖然這一導言從來沒有出版，但福柯研究者們發現，他後來成熟並反映於《詞與物》、《知識考古學》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思想，在這篇論文中其實已經形成。
應福柯之請，他以前在亨利四世中學的哲學老師，時任巴黎高師校長的讓.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欣然同意作副論文的“研究導師”，並推薦著名科學史家、時為巴黎大學哲學係主任的喬治.岡奎萊姆（Georges Conguilhem）擔任他的主論文導師。後者對《瘋癲史》讚譽有加，並為他寫了如下評語“人們會看到這項研究的價值所在，鑒於福柯先生一直關注自文藝複興時期至今精神病在造型藝術、文學和哲學中反映出來的向現代人提供的多種用途；鑒於他時而理順、時而又搞亂紛雜的阿莉阿德尼線團，他的論文融分析和綜合於一爐，它的嚴謹，雖然讀起來不那麽輕鬆，但卻不失睿智之作……因此，我深信福柯先生的研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1961年5月20日，福柯順利通過答辯，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這篇論文也被評為當年哲學學科的最優秀論文，並頒發給作者一枚銅牌。
還在福柯通過博士論文答辯以前，克萊蒙－費朗大學哲學係新任係主任維也曼在讀完《瘋癲史》手稿後，即致函尚遠在漢堡的作者，希望延聘他為教授。福柯欣然接受，並於1960年10月就任代理教授，1962年5月1日，克萊蒙-費朗大學正式升任福柯為哲學係正教授。在整個60年代，福柯的知名度隨著他著作和評論文章的發表而急劇上升：1963年《雷蒙.魯塞爾》和《臨床醫學的誕生》 ，1964年《尼采、弗洛伊德、馬克思》以及1966年引起極大反響的《詞與物》。
1968年5月事件促使法國教育行政當局反思舊大學製度的缺陷，並開始策劃改革之法。作為實驗，1968年10月間，新任教育部
長艾德加.富爾決定在巴黎市郊的萬森森林興建一座新大學，它將擁有充分的自由來實驗各種有關大學教育體製改革的新想法。福柯被任命為新學校的哲學係主任。但是，萬森很快就陷入無休止的學生罷課、與警察的臨街對峙乃至火爆衝突中，福柯的哲學係也在極左派的吵嚷聲中成為動亂根源。在萬森兩年，是使福柯感到筋疲力盡的兩年。
1972年12月2日，對福柯來講是一個具有紀念意義的日子，這一天，他走上了法蘭西學院高高的講壇，正式就任法蘭西學院思想體係史教授。進入法蘭西學院意味著達學術地位的顛峰：這是法國大學機構的“聖殿中的聖殿”。
70年代的福柯積極致力於各種社會運動，他運用自己的聲望支持旨在改善犯人人權狀況的運動，並親自發起“監獄情報組”以收集整理監獄製度日常運做的詳細過程；他在維護移民和難民權益的請願書上簽名；與薩特一起出席聲援監獄暴動犯人的抗議遊行；冒著危險前往西班牙抗議獨裁者佛朗哥對政治犯的死刑判決……。所有這一切都促使他深入思考權力的深層結構及由此而來的監禁、懲戒過程的運作問題。這些思考構成了他70年代最重要一本著作的全部主題——《規訓與懲罰》。
福柯的最後一部著作《性史》的第一卷《求知意誌》在1976年12月出版，這部作品的目的是要探究性觀念在曆史中的變遷和發展。福柯對這部性的觀念史寄予厚望，並以務求完美的態度加以雕琢，大綱和草稿改了一遍又一遍，以至最終文本與最初計劃相差甚大。這又是一部巨著，按照福柯最後的安排，全書分為四卷，分別為《求知遺誌》、《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嗬護》、《肉欲的告贖》。可惜的是，作者永遠也看不到它出齊了，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薩勒貝蒂爾醫院病逝，終年58歲。 福柯後來在美國待了很久，首先在水牛城大學，後來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福柯在舊金山的同性戀社群中，尤其在BD**社群中的活動使他染上了愛滋病，因為當時人們還不知道這種病。1984年福柯在逝世於巴黎，一開始一些他的朋友和家庭成員否認他死於艾滋病。
哲人思想
福柯的主要工作總是圍繞幾個共同的組成部分和題目，他最主要的題目是權力和它與知識的關係（知識的社會學），以及這個關係在不同的曆史環境中的表現。他將曆史分化為一係列“認識”，福柯將這個認識定義為一個文化內一定形式的權力分布。
對福柯來說，權力不隻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福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福柯說，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麽樣的和他們為什麽是這樣的。福柯不將權力看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與社會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監獄的曆史的時候他不隻看看守的物理權力是怎樣的，他還研究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利的——監獄是怎樣設計的，來使囚犯認識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銘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他還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
對福柯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曆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隻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福柯認為，依靠一個真理係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通過討論、知識、曆史等來被質疑，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通過藝術創造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挑戰。
他的“人死了”承接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尼采是對中世紀壓製人類理性的神權進行批判，而福柯則是對工業時代中人道主義的主體性崇拜與本質主義崇拜的批判。因為對人的主體性的過度強調否定了人作為一種複雜多元化的個性存在，而在本質主義的追問中，由於對本質的追求，抽取掉了很多所謂非本質因素，而這些因素恰恰是人性中最具有多元色彩的部分。因此，福柯認為，這個時代的“人”已經死去，取而代之就該是強調個性多元，反本質與無中心的後現代狀態。
他的主要著作《癲狂與文明》、《性史》、《規訓與懲罰》等，都貫穿著這樣的核心思想。
對福柯來說，權力不隻是物質上的或軍事上的威力，當然它們是權力的一個元素。對福柯來說，權力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種貫穿整個社會的“能量流”。福柯說，能夠表現出來有知識是權力的一種來源，因為這樣的話你可以有權威地說出別人是什麽樣的和他們為什麽是這樣的。福柯不將權力看做一種形式，而將它看做使用社會機構來表現一種真理而來將自己的目的施加於社會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監獄的曆史的時候他不隻看看守的物理權力是怎樣的，他還研究他們是怎樣從社會上得到這個權利的——監獄是怎樣設計的，來使囚犯認識到他們到底是誰，來讓他們銘記住一定的行動規範。他還研究了“罪犯”的發展，研究了罪犯的定義的變化，由此推導出權力的變換。
對福柯來說，";真理”（其實是在某一曆史環境中被當作真理的事物）是運用權力的結果，而人隻不過是使用權力的工具。
福柯認為，依靠一個真理係統建立的權力可以通過討論、知識、曆史等來被質疑，通過強調身體，貶低思考，或通過藝術創造也可以對這樣的權力挑戰。
福柯的書往往寫得非常緊湊，充滿了曆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來加強他的理論的論證。福柯的批評者說他往往在引用曆史典故時不夠小心，他常常錯誤地引用一個典故或甚至自己創造典故。
對傳統史學的衝擊：1.對理性的反叛。2.敘述的改變3.對曆史連續性的否定。
米歇爾.福柯的作品《瘋癲與文明》是1961年出版的，它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的書，是他在瑞典教法語時寫的。它討論了曆史上瘋狂這個概念是如何發展的。
福柯的分析始於中世紀，他描寫了當時人們如何將麻風病人關起來。從這裏開始他探討了15世紀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紀法國對監禁的突然興趣。然後他探討了瘋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種女人引起的病的，當時有人認為女人的子宮在她們的身體周圍環繞可以引起瘋狂。後來瘋狂被看做是靈魂的疾病，最後，隨著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瘋狂被看做是一種精神病。 福柯還用了許多時間來探討人們是怎樣對待瘋子的，從將瘋子接受為社會秩序的一部分到將他們看做必須關閉起來的人。他也研究了人們是怎樣試圖治療瘋狂的，尤其他探討了菲利普.皮內爾和塞繆爾.圖克的例子。他斷定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殘暴和殘酷的。圖克比如對瘋子進行懲罰，一直到他們學會了來模仿普通人的作為，實際上他是用恐嚇的方式來讓他們的行為像普通人。與此類似的，皮內爾使用厭惡療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緊身服。在福柯看來，這種療法是使用重複的暴行直到病人將審判和懲罰的形式內化了。
《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éologie du regard médical）是福柯的第二部重要的書，1963年出版。它延續了《瘋癲與文明》的討論，概括了醫學，尤其是臨床醫學和醫院的發展。
《詞與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米歇爾.福柯的作品）出版於1966年，它主要的論點在於每個曆史階段都有一套異於前期的知識形構規則（福柯稱之為認識型（épistémè）），而現代知識型的特征則是以“人”做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並非先驗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識型形塑的結果，那麽它也就會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這本書的問世使福柯成為一位知名的法國知識分子，但也因為“人之死”的結論而飽受批評。讓.保羅.薩特就曾基於此點批判此書為小資產階級的最後壁壘。 這部著作力圖構建一種“人文科學考古學”，它“旨在測定在西方文化中，人的探索從何時開始，作為知識對象的人何時出現。” ] 福柯使用“知識型”這一新術語指稱特定時期知識產生、運動以及表達的深層框架。通過對文藝複興以來知識型轉變流動的考察，福柯指出，在各個時期的知識型之間存在深層斷裂。此外，由於語言學具有解構流淌於所有人文學科中語言的特殊功能，因此在人文科學研究中，語言學都處於一個十分特殊的位置：透過對語言的研究，知識型從深藏之處顯現出來。
這本書“妙語連珠，深奧晦澀，充滿智慧” ，然而就是這樣一本十足的學術論著，甫
經出版即成為供不應求的暢銷書：第一版由法國最著名的伽利瑪出版社於1966年10月出版，印了3500冊，年底即告售磬，次年6月再版5000冊，7月：3000，9月：3500，11月：3500；67年3月：4000，11月：5000……據說到80年代為止，《詞與物》僅在法國就印刷了逾10萬冊。對這本書的評價也同樣戲劇，評論意見幾乎截然二分，不是大加稱頌，就是憤然聲討，兩造的領軍人物也個個了得：被譽為“知識分子良心”的大哲學家薩特聲稱這本書“要建構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即資產階級所能修築的抵禦馬克思主義的最後一道堤壩”，法國共產黨的機關雜誌也連續發表批駁文章；不過更有意思的是，這一次，天主教派的知識分子們同似乎該不共戴天的共產黨人們站到了同一條戰線裏：雖然進攻的方式有所不同，但在反對這一點上，兩派倒是心有期期。但福柯這一方的陣容也毫不遜色：岡奎萊姆拍案而起，他於1967年發表長文痛斥“薩特一夥”對《詞與物》的指責，並指出爭論的焦點其實並不在於意識形態，而在於福柯所開創的是一條嶄新的思想係譜之路，這恰恰又是固守“人本主義”或“人道主義”的薩特等所不願意看到並樂意加以鏟除的。
不管怎樣，《詞與物》為福柯帶來了巨大聲望。不久，福柯又一次離開了法國，前往突尼斯大學就任哲學教授。福柯在突尼斯度過了1968年5月運動的風潮。這是一個“革命”的口號和行動時期遍及歐洲乃至世界的時期，突尼斯爆發了一係列學生運動，福柯投身於其中，發揮了相當的影響。此後，他的身影和名字也一再出現於法國國內一次又一次的遊行、抗議和請願書中。
《知識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出版於1969年，這是福柯對方法論的討論，他寫了這部書來回答別人對《詞與物》的反應。
《規訓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出版於1975年。它討論了現代化前的公開的、殘酷的統治（比如通過死刑或酷刑）漸漸轉變為隱藏的、心理的統治。福柯提到自從監獄被發明以來它被看做是唯一的對犯罪行徑的解決方式。
福柯在這部書中的主要觀點是對罪犯的懲罰與犯罪是一個相互關係——兩者互為前提條件。
福柯將現代社會比做邊沁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一小批看守可以監視一大批囚犯，但他們自己卻不被看到。
傳統帝王透過淩遲罪犯、斬首示眾，以肉體的展示來宣示自身統馭的權威，這種直接曝入施力者與受力者的腳色，16世紀進入古典時代，福柯以兩個曆史事件作為典範，說明規馴手段的方式與樣貌完全不同以往。其一是鼠疫肆虐於歐洲，為了讓發生鼠疫的地區災情不致繼續擴散，指示每戶人家關緊門戶，閉居自身住所，不可在未經許可下到公共空間溜搭，街道上隻有持槍的軍人以及固定時間出來巡察、點名，透過書寫登記，記錄每個居民的存亡交付市長進行重新審核，規訓方式從原來展示威嚇，至現代轉變成用科學知識、科層製度進行各種分配安置，顯示規訊手段的改變。
福柯無意解釋罪犯是怎麽來的，或是為何會有犯罪的行為等等起源或事件發生的原因等問題。他要強調某種機製存在於那邊，原本隻是要將一群擾亂社會秩序者關起來，然這件單純事情開始被關注，研究為何這群人這麽不同，觀察顱骨大小、小時候是否被虐待，開始產生心理學、人口學、犯罪學這些學問，為“罪犯”這個身份附加更多的意涵，也同時加以主體化罪犯，試圖讓人正視強調這命題。再從這套認識，於監獄中透過反覆操練、檢查審核、再操練，不隻是要矯正犯人，並要犯人認清自己是個罪犯，是擁有偏差行為的“不正常”人，所以你自己要努力矯正自己，監獄、警察都是在“幫助”你做這件事情。也就是說，這套機製中的受力者既是主體又是客體，不隻告訴罪犯你必須做什麽，還會要求時時問自己這樣做對不對，並且如何為自己的這個罪犯身份，懺悔和自我審查。
《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一共分三卷（本計劃六卷），第一卷《認知的意誌》（La volonté de savoir），也是最常被引用的那一卷，是1976年出版的，其主題是最近的兩個世紀中性在權力統治中所起的作用。針對對於弗洛伊德等提出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壓抑，福柯提出置疑，指出性在17世紀並沒有壓抑，相反得到了激勵和支持。社會構建了各種機製去強調和引誘人們談論性。性與權力和話語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第二卷《快感的享用》（LUsage des plaisirs）和第三卷《關注自我》（Le Souci de soi）是在福柯死前不久於1984年出版的。其主要內容是古希臘人和古羅馬人對性的觀念，關注一種“倫理哲學”。此外福柯還基本上寫好了一部第四卷，其內容是基督教統治時期對肉體與性的觀念和對基督教的影響，但因為福柯特別拒絕在他死後出版任何書籍， 家人根據他的遺願至今未出版它的完整版本。
福柯堅持認為，根本沒有必要把倫理學問題與科學知識聯係起來。他現在關心倫理，尤其是性倫理，目的是透過對古希臘以來人們對性的看法的分析，尋找到現代人可以借鑒的東西，從而“把生存建造成美好的生存”，不應該在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名義下損害個體生存。福柯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是要擺脫性科學，而探索**的藝術，泛言之生存的藝術。顯然，在知識論和權力話語意義上被宣判死刑的主體，在倫理、生存意義上得以回歸。
影響及評價
福柯的死使法國上下震驚。共和國總理和教育部長稱“福柯之死奪走了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凡是想理解20世紀後期現代性的人，都需要考慮福柯。” 《世界報 》 、《解放報》 、《晨報》、《新觀察家》等報刊相繼刊發大量紀念文章。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也紛紛發表紀念文字：年鑒學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稱“法國失去了一位當代最光彩奪目的思想家，一位最慷慨大度的知識分子”；喬治.杜梅澤爾的紀念文章感人肺腑，老人老淚縱橫的談到以前常說的話“我去世時，米歇爾會給我寫訃告。”然而，事實無情，顛倒的預言更加使人悲從心來：“米歇爾.福柯棄我而去，使我感到失去很多東西，不僅失去了生活的色彩也失去了生活的內容。”
福柯的主要作品都是在揭示主體的真相，並為我們指出通向個體生存之路。在《古典時期的瘋癲史》、《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詞與物》中，福柯揭示了身體經驗是如何受到認知意誌（及其伴隨的道德意願）的排斥和遮蔽的；在《知識考古學》和《話語的秩序》中，探討了語言對主體中心地位的消解；在《規訓與懲罰》中，揭示了現代社會是如何通過種種精致的規訓技巧將暴烈的身體經驗轉化為有用而順從的工具的；《性史》的最初意圖同於《規訓與懲罰》，但後來轉向揭示所謂的自我技術的曆史，力圖為人們提供一種回歸源初身體經驗的選擇。這些著作把福柯推向20世紀後半葉世界學術舞台的“中心”，而這恰恰是後現代語境中“邊緣”占據“中心”位置的某種真實寫照。無論是在實踐中還是理論上，福柯常常都是站在非主流一邊，他始終同情在現代性進程中處於邊緣處境中的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支持學生運動，婦女爭取權利的運動，犯人要求改善監獄條件的運動，同性戀者爭取自身權利的運動；而在理論探討中關心的是諸如“瘋子”、“病人”、“犯人”、“性錯亂者”之類“病態主體”、“反常主體”的命運。這些努力都是福柯對理性的他者——身體經驗、非理性經驗的關注的具體體現。
哲人名言
哪裏有權力哪裏就有阻力。
人並沒有從一次次戰爭中逐漸進步，達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境地。最終隻是法製取代了戰爭狀態；人在規範係統的範圍內使用它的暴力，然後從控製到控製。
現代醫療診斷不再是醫生個人主觀意識的產物，而是受製於一套現代醫療話語結構和規則，他們是一切現代診斷可能性的條件。
曆史隻是曆史中各要素不斷離散和重組的水平域展開，沒有任何終極目標在引導曆史。
權力的作用不僅僅是壓抑性的，而是用推論的方式塑造出“性”和有著性欲的主體來。
權力已滲透到整個社會生活領域之中，把每個個體構成和塑造成主體，構成了知識和快樂，規範和馴服身體，使其服從並被整合到社會秩序之中。
“一旦存在權力關係，那麽就會有抗爭的可能。我們決不能被權力誘入圈套：我們總能在一定的條件下按照某種精確的戰略改變它的控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