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述(1/3)
先秦時代，禮崩樂壞，諸候異政，百家異說。諸子並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漢誌》所錄竟達189家，造就了中國哲學的第一個高峰。
周王室東遷以後，學術重心由王官逐漸移向民間，自老子、孔子以後，一時大思想家輩出，如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皆能著書立說，而成一家之言，後世因稱這些思想家為“先秦諸子”。先秦諸子的學說在中國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後世思想學派莫不淵源於此，諸子著作是了解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寶貴資料。
漢代學者以“九流十家”來概括總結先秦諸子學術。 東漢末年，“蒼天已死”，名教衰落，社會動**，人心思治。其時哲人，以玄談的方式，來為名教給出新的論證，探討儒、道的內在相關性以及本末地位，從而引發了名教與自然、本末有無、言意之辨等多個重要學術辯題，哲人們的理論創造空前活躍。
春秋戰國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場社會大變革的風暴。
在這場勢不可擋的變革中，舊的奴隸主階級沒落了，新的地主階級興起了；舊的奴隸製度和道德倫理觀念，被新的封建製度和意識形態取代了；一部分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社會的生產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矛盾尖銳激烈，兼並戰爭連年不斷，整個社會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大動**大改組局麵。
在這個時期，一個新的社會階層應運出現了，這就是士。他們來自社會的各個方麵，地位雖然較低，但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曉天文、曆算、地理等方麵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或科學家。
“士”本處於西周宗法製度下統治階級的最底層，春秋、戰國之世“禮崩樂壞”的社會秩序大改組，將之從沉重的宗法製枷鎖中解脫出來，在社會身份上獲得獨立的地位，成為一個獨立的、擁有專門文化知識並以腦力勞動為特點的社會階層。士階層中，群英薈萃。其間，有思想家孔丘、老聃、莊周、墨翟、孟軻、鄒衍、荀況……他們深邃的哲理思考表明這時的中國人對構成人類之宇畝的本質已經有了理性的認識，他們的智慧之光不僅作用於當時，而且永遠照耀著中華民族的文化曆程；他們多方麵的成就輝耀千古。
由於士的出身不同，立場不同，因而在解決或回答現實問題時，提出的政治主張和要求也不同。他們著書立說，爭辯不休，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縱橫家、雜家等許多學派。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論語》、《孟子》、《墨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則是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論語》、《孟子》、《老子》（《道德經》）和《莊子》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正是在文化知識廣泛傳播、士階層隊伍不斷擴大並發生著日益重要影響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發展起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局麵。作為政治智囊、軍事
參議、外交使節、思想精英、文教師長而活躍於天地翻覆的曆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動社會前進的同時，表現出自己強烈的獨立意誌，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群體人格。如其具有博大胸懷與高遠誌向，“誌於道”（《論語.裏仁》）的儒家倡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論語.憲問》），自不待說，道、墨、法、陰陽“諸子紛紛則已言道矣，……皆自以為至極，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章學誠：《文史通義.原道中》）。由是觀之，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孟子.盡心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絕非迂腐書生的口出狂言，而應看作士群體博大胸懷與高遠誌向的自白。
諸子之中，“顯學”主要有儒學和墨學二家，其次就是道家、法家、陰陽家。儒學作為中華文化的支柱，其對後世的影響自不待言，墨家學說雖然後世不顯，但在當時，由於他們嚴明的組織，任俠的作風，解急救難的精神和實證的知識論而獲得廣泛的社會基礎，成為顯學之一。至於法家，雖然在戰國時期的聲勢不如儒墨二家，但在隨後的秦朝，卻取得了獨尊的地位，並以“外儒內法”的形式，成為我國古代製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道家思想的清靜無為對後世的隱逸文化以及道教文化，都有著直接的影響，陰陽家經漢代的改造，跟《易》學中的八卦學說結合，幾乎延及我國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麵，其影響可謂深入骨髓。
對後世影響甚巨的主要有儒、墨、道、法四家。總體上講，儒家學說以現實倫理為主要關懷對象，以“仁”為其思想核心，禮為行為規範，義為價值標準，智為認知手段，其學術導向則是以恢複西周的宗法社會模式為指歸的，因而表現出複古守舊的特性。法家本著曆史進化的觀念，以現實的社會結構為主要關懷對象，在對社會現象冷靜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法”、“術”、“勢”等一係列規範社會生活及行為準則為觀念。墨家身體力行，在對原始天道觀改造過程中，形成獨具個性的“天誌”觀，並以此為基礎提出了節用、節葬、非樂、兼愛、非攻、尚賢等一係列的觀點，具有平等色彩，對後世影響巨大。而墨家學派的任俠風氣，更為後來俠文化開啟先導。與以上三家學派相比，道家顯得最為輕靈超逸。道家以“無為”為本，形成樸素的辯證觀和相對主義，強調個體價值與精神的自由。力圖逃離現實的混濁，求得精神的自由和超越。道家這種遠世葆真的思想，為後來的隱逸文化打下了基礎。
必須注意的是，學術形態的各異，隻不過是學派區別的標準，而“百家爭鳴”所形成的特有的“和而不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才是那個時代精神的精華所在。
諸子百家雖然政見各異，但其目的卻都是在論證“治道”，要將社會從混亂無序之中救出，重塑一個有序的社會，因而表現出極高的政治熱情，這跟後來魏晉時期士文化的主體張揚大異其趣。由於淵源相同而目的一致，所以諸子百家能“和而不同”，彼此借鑒，從而形成戰
國後期各家思想彼此接納和消化的局麵，並為漢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準備了前提條件。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提出過著名的“軸心時代”理論。他認為，以公元前五百年為中心：從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地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臘開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他把這個時期稱之為“軸心時代”。美國當代社會學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則提出“哲學的突破”觀念。他認為，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內，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四大文明古國都曾先後各不相謀而方式各異地經曆了一個“哲學的突破”的階段。所謂“哲學的突破”，就是時人對構成人類之宇畝的本質發生了一種理性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所達到後了層次之高乃是從未有過的，人類精神的文化基礎由此而得以奠定。
對於中國來說，雅斯貝爾斯所謂“軸心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這時期日益普遍出現的“禮崩樂壞”現象標誌著傳統的“封建”社會秩序解體了，章學誠所謂古代王師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學”不再能統一、整合、規範人們的思想與行為。與“政出多門”的社會現實相適應，思想文化領域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型“士”人，出現了《莊子.天下篇》所述的古之“無乎不在”的“道術”分散為諸子百家的現象。諸子百家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實現了帕森思所謂“哲學的突破”，他們的學說思想奠定了中華民族精神的文化基礎。時至今日，諸子百家的學說思想仍具價值，能給我們以多方麵的重要啟迪。
唐宋之際，民族雜糅，價值混亂，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矛盾尖銳。韓愈、李翱發其先聲，“宋初三先生”（孫複、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響應繼起。宋代的理學家們立誌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們出佛入老，爾後返之六經，融會三教，開創了理學的新時代。
明清之際，異族易代，一代學人在抗清失敗後，隱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製度，深刻批判反省傳統文化，出現了建樹卓越的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飽學深思之士，並使中國哲學達到新的理論高度和反思深度。
時至近世，“中央之國”與西方擴張瓜分世界的強盜民族相遇，一敗再敗，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點。“強國保種”、“救亡圖存”成為第一時務。中國哲人論“古今中西”，求自強圖新之道，引入西學，會通中西，形成一種影響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就中國哲學與中國社會的關係來看，所謂“國家不幸”的時代，可以看做是時代給出重大哲學課題的時代；所謂“哲人幸”，可以看做是哲人們在回應時代重大課題的過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創造活動。
每當中國哲學處於這樣一個集中發展時期，學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學術之開闊，都會達到一個高峰。中國哲學之興衰，係於中國社會之興衰，同時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個性與內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