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董仲舒(1/3)
哲人簡介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儒學家，西漢時期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漢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為漢武帝采納，開此後兩千餘年封建社會以儒學為正統的先聲，確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曆史上的統治地位並延續至今。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串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學體係。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統”、“天人感應”理論，為後世封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基礎。時至今日，仍有學者在研究他的思想體係及故裏等方麵的文化，他的著作匯集於《春秋繁露》一書。
哲人生平
董仲舒少治《春秋》 ，曾為景帝時博士，但他沒有象賈誼等人那樣在時機尚不成熟的條件下便公開反對無動為大的道家黃老之學 ，而是以三年不窺園 的精神潛心研究儒道等各家學說，以充分的理論準備，等待著儒學獨尊時代的到來。後元三年（公元前１４０年）信奉黃老之學的漢景帝駕崩了，太子劉徹繼承了皇位，是為漢武帝。
漢武帝是我國曆史上的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漢初七十年積聚起來的雄厚物質實力的基礎上，再也不願象其父、祖兩代那樣恭儉無為了。他想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要樹立作為皇帝的最高權威，同時他還要試圖消除郡國力量過於強大這個內患和匈奴侵邊這個外患以建立大一統的漢帝國。因此，漢初以來長盛不衰的道家黃老無為學說便成了武帝有為政治的障礙，而漢初以來以鼓吹君權至高無上為己任的儒家則開始受到了武帝公開的支持。
建元六年（公元前１３５年），道家黃老的最大支持者——竇太後終於命赴黃泉，武帝便一改漢初以來 黃老 治國的傳統，開始大批地起用文學儒者，並以行政幹預的手段罷黜了 黃老刑名百家之名 。到這時，儒家在皇權的支持下，已取代道家而獲得了政治上的優勢。
漢武帝為了有為政治的需要，極力扶植儒家而打擊道家，但是他對於漢初以來的儒家人物並不滿意，因為他們雖然鼓吹皇權至高無上，但並沒有建構起一個可與道家相抗衡的以維護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為核心內容的博大精深的思想體係，並沒有對君權神聖進行強有力的形而上的論證；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漢武帝雖然想用儒家治國，但他對儒家卻沒有足夠的信心。相反，道家學說作為一種曾經為漢初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作出過重大貢獻的成熟的理論形態又使武帝無法擺脫它的影響，因此漢武帝在思想上產生了許多迷惑。漢武帝雖然傾向於儒家 有為 ，但又覺得道家的 無為 有可取之處；雖然讚同儒家的鋪張揚厲，但又擺脫不了道家質樸恭儉的束縛；雖然景仰於成、康之刑措，但又覺得治國不能沒有刑罰。也就是說，漢武帝雖然為了其專製主義中央集權政治的需要而尊儒黜道，但他又認為儒家現有的理論學說尚太不完備；漢武帝雖然想衝破傳統的道家政治的束縛而開創一個新的局麵，但又認為道家 黃老之學 無論是其思想體係的建構還是具體的政治主張，皆有許多比儒家成功、高明的地方。因此，他迫切需要的是一種以儒家思想為中心而又全麵吸收道家思想的長處並能超過道家的全新的儒學思想體係。
於是，在元光元年（公元前麵134年），漢武帝 詔賢良進行對策。這時，一代大儒董仲舒出場了。他以其滔滔不絕的口才和充足的理論準備，借助於可以自由闡發的《春秋公羊》學 ，投武帝之所好，公開援道入儒，終於在融合儒道、用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資料充實、發揮儒家義理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個讓武帝心醉的既有儒家的三綱五常又有道家的 天地 、 陰陽 、四時，既有儒家的 改正朔、易服色的有為又有道家的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 的 無為 的嶄新的儒學思想體係。麵對這樣一種儒學，漢武帝滿意了。既然道家黃老之學 的精髓已變成了董氏儒學的血肉，那麽黃老之學 到這時便不僅喪失了政治上的優勢，而且其理論上的優勢也已經喪失了，因此黃老之學 隻好走向衰落了。而在道家思想基礎上建構起來的儒學則憑借其政治、學術上的雙重優勢取代道家獲得了獨尊。陸賈的 天人感應 主要是為了限製君主胡作非為；《禮記》的 大一 、天地、陰陽 、四時 則主要是論證禮的；至於賈誼，其道德說也未與君權聯係起來。
哲人思想
董仲舒對統治者強調人事的重要，認為“事在強勉”，“治亂興廢在於己”，隻要盡力“行道”，那就會“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統治地位就可以鞏固。在董仲舒看來， 君主的重要職責是實施教化。他認為仁、義、禮、樂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聖王所以能夠長治久安，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職責就在於“承天意以從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為大務”。由此得知，董仲舒認識到教育作為統治手段的重要作用。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導下，董仲舒要求漢武帝不但要“求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養士”。他說：“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養士三法以太學為最重要，所以他又說：“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漢武帝“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他又認為當時的吏治不賢明，其原因在於選舉不當。他對當時納資授官和積日累久的升官辦法提出了批評，建議“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通過試用，便當“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他認為隻要這樣盡心求賢，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隻要遍得天下的賢人，就那怕象三王那樣的興盛也容易做到，象堯舜那樣的名聲也可以趕得上。
董仲舒認為，這兩種具體措施必須統一在一種指導思想下，才能發揮為當時政治服務的作用。他指出當時思想的不統一，會妨礙政治的統一。他說：“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這便是“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政策。他認為這樣一來，就會“邪辟之道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董仲舒為中國封建社會找到了“儒術”作為最合適的上層建築，以儒家思想代替漢初的道家思想作為整個政治的指導思想，並且為漢代及其以後的曆代封建王朝製定了“獨尊儒術”的政治統治和文化教育方針。
董仲舒關於上述三個建議的思想，不但影響了漢武帝的政教政策，而且影響了兩漢及後來各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
董仲舒在他的思想體係中提出了神學化的人性論。他認為人受命於天，人性是從天得來的，他的人性論的政治目的是企圖把封建階級和等級製度看做都是出於天意或天道的，從受之天命的人性中，便決定了誰該做統治者，誰該做被統治者；誰應該高一等，誰應該低一等；誰應該受教育，誰不應該受教育。他認為這種天命、人性決定的封建秩序是不能改變的。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把人性分為上、中、下三等，即聖人之性、中民之性和鬥筲之性。他認為上下兩種人的性都不能叫做性，隻有中等人的性才可以叫做性。這種性三品說的實質是把人區分為三等，是一種由神意決定的階級論。上等人就是聖人，他們的性不僅生來就是善的，並且是超過“善”的，人類社會“善”的標準和具體內容就是由他們製定出來的。上等人是不多的，隻包括統治階級的最高階層，包括帝王和那些製禮樂、定法度的當權人物。下等的鬥筲之人是指封建社會中最貧苦最“低賤”的勞動人民，他們的性生來就是惡的，根本上不算是人性，簡直把他們排擠在人性之外了。聖人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鬥宵之人則是愚昧的，不能受教育的。除了上下兩種人以外，其餘的都是中民，這指的是地主階級。中民具有善質，但必須受了教育之後才能成為善性。所以董仲舒的教育對象就是這個中民等級的人，貧苦的勞動人民是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董仲舒把中民之性，即把地主階級的人性當做一般的人性，他所說的性就是指中民之性而言的。他認為性隻是質材，它的本身還不能說就是善，必須“待教而為善”。這就是說性隻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受了教育之後，這種善的可能性才能變為現實性。他說：“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今萬民之性待外教然後能善，善當與教，不當與性。
這就從地主階級的先天稟賦肯定了地主階級受教育的可能性，又從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肯定了地主階級受教育的必要性。他批評盂軻的性善說，認為孟軻既然說人性已善，那就沒有教育的必要了。這一點，他比盂軻強。但是董仲舒又認為人同時具有“貪”和“仁”兩種性，這又陷入了善惡二元論，這是他企圖把盂軻的性善說和荀況的性惡
論結合起來的結果。他認為天有陰陽，所以稟之於天的人性也就是有善有惡。他又認為性屬陽，是善的；情屬陰，是惡的。人生來就具有性和情兩個方麵，也就是具有善和惡兩種性。他雖然說“情亦性也”，但又說“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這又似乎陷入了性情二元論。這樣他把性當做是善的，實質上維持了所謂“正宗”儒學即孟軻的性善學說。他把情從性劃出來以後，便進一步主張揚性抑情了。他以為天道是禁止陰的，所以人也應該“損其欲而輟其情”，這就是說要發展善性而抑止惡情，這種思想為後來宋明理學家所發展而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
董仲舒吸取了荀況的性惡論思想，認為萬民的從利就好像水往下流一樣，如果不用教化去提防它。就不能停止。他從這一點來強**育的必要性，並把教育當做防止惡性發展的工具。他甚至認為教育的作用象製陶器和冶金一樣，可以隨意鑄造，把國家的治亂興廢都歸於禮樂教化，這又未免誇大了教育的作用。
董仲舒從他的“天人感應”學說出發，認為人心和天心是相連的，“天命”是人的認識能力的泉源。他的認識論是唯心主義的，神秘主義的。他認為真正的知識不是“眾物”的知識，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體察事物的本心，那就隻有依靠“內視反聽”的內省方法。他認為天有陰陽，人也有陰陽，可以互相呼應。因為天與人之間可以“同類相動”，人的內心有什麽想法，天就會以類相應，所以人想求雨，天就會下雨，因此通過人的內省和直觀就可以體認事物的本質。他以為“名”就是“真”，因為“名”是取之於天的。因此，“名”就是我們所要認識的真理，也就是我們學習的對象。“名”是由誰製定的呢？是由聖王體會天意而製定的。他們製定的這套“名”，就是詩、書、禮、樂及封建道德，這些知識就是應該學習的內容，至於自然知識那是不應該學習的。他說：“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傅）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為哉？……故曰：籲呼，為一人師者，可無慎耶？” 可見董仲舒所要求學習的隻是聖人所說的仁義等內容，至於有關“眾物”或鳥獸之類的自然知識，那是會迷惑後進的，不應當學習的。
董仲舒要求學習儒家的“六經”，他說：“《詩》、《書》序其誌，《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認為“六經”各有所長，《詩》長於質，《禮》長於文，《樂》長於風，《書》長於事，《易》長於數，《春秋》長於治人，所以學者應“兼其所長”，不要“偏舉其詳”。這種“兼其所長”的教學觀點是可取的。
在學習上，他提出了“多連”和“博貫”的方法。他以為隻要“連而貫之”，就可以推知天下古今的知識。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方法論。但是連係和貫通，在一定條件下，在一定範圍內，在教學上往往可以用來加強理解，融會貫通。在學習範圍上，他認為不能太博也不能太節，太節就會使得知識暗昧，太博又會使人厭倦。這種思想也有一定道理。
董仲舒要求教師盡量達到“聖化”的境地，“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他從要求教師以身作則開始，進而論及教學應該適時，應該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要能從容引導，不急不緩。比較符合教學規律，這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善誘教學原則的具體發展。
董仲舒認為要維護政治統一，必須在思想上統一。他宣揚，天是萬物的主宰，皇帝是天的兒子，即天子。代表天統治臣民。全民都要服從皇帝的統治，諸侯王也要聽命於皇帝。
影響及評價
董仲舒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複興了被扼殺達百餘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個新的曆史時期融會貫通了中國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們整合為一個嶄新的思想體係。他的著作後來大都匯集在《春秋繁露》一書中。
董仲舒的哲學基礎是“天人感應”學說。他認為天是至高無上的人格神，不僅創造了萬物，也創造了人。因此，他認為天是有意誌的，和人一樣“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人與天 是相合的。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繼承了思孟學派和陰陽家鄒衍的學說，而且將它發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認為，天生萬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統的，漢皇朝的皇帝是受命於天來進行統治的。各封國的王侯又受命於皇帝，大臣受命於國君。家庭關係上，兒子受命於父親，妻子受命於丈夫，這一層層的統治關係，都是按照天的意誌辦的，董仲舒精心構築的“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為漢皇朝統治者鞏固其中央集權專製製度服務的。
董仲舒利用陰陽五行學說來體現天的意誌，用陰陽的流轉，與四時相配合，推論出東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關係。而且突出土居中央，為五行之主的地位，認為五行是天道的表現，並進而把這種陽尊陰卑的理論用於社會，從此而推論出“三綱五常”的道德哲學。這裏所說的三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五常為董仲舒提倡之後，成為我國古代維護曆代封建皇朝統治的工具。
“董仲舒是有漢一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我們民族性格中的封閉自我，因循守舊等等劣根性，都與之直接相關。”（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這一觀點否定董仲舒的“三綱五常”學說。
他認為“道”是源出於天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即是說“三綱五常”、“大一統”等維護統治秩序的“道”是永遠不變的。那麽，如何解釋皇位的更換和改朝換代呢？為此，他提出了“譴告”與“改製”之說。他認為統治者為政有過失，天就出現災害，以表示譴責與警告。如果還不知悔改，就出現怪異來驚駭。若是還不知畏懼，於是大禍就臨頭了。
他認為人的認識活動受命於天，而認識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過內省的途徑就能判斷是非，達到“知天”的目的。另外還必須通過對陰陽五行的觀察，才能達到對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盡心”、“知性”、“知天”的模式，達到“天人合一”。他還認為通過祭祀能與神相溝通，使之能看見一般人所看不見的東西，這樣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這種認識論達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論上，董仲舒異於孟子的性善論，也不同於荀子的性惡論，而是主張性三品說。他認為性是由天決定的，性是天生的質樸，雖可以為善，但並非就是善，隻有“待外教然後能善”，即人性善是通過教育的結果。君王要順天之意來完成對人民的教化。他著重教化，並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隻講“節欲”、“寡欲”更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漢皇朝總結曆史經驗，經曆了幾十年的選擇而定下來的官方哲學，對鞏固其統治秩序與維護大一統的局麵起了積極的作用。董仲舒不僅是正宗神學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經學家。他是一位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思想家，為以後的封建統治者提供了如何進行統治的理論基礎。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引入陰陽五行理論，建成新的思想體係。董仲舒說：“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董仲舒以“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宣稱：帝王受命於天，是秉承天意統治天下的，因此成為“天子”。按照這個說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絕對的統治權威，這是漢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從天人關係出發，又根據“陽尊陰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綱”“五常”的倫理學。董仲舒建議統一學術，統一思想，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大一統”的政治思想，為維護封建統治帝王的絕對統治服務。
哲人名言
1.道源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
譯文：道，為天地之始。道，為天地運行亙古不變的規律。天地不變，法而不變。所以說道出於天，天不變，秩序不變，所以道亦不變。
2.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
譯文：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於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君臣、父子、夫婦之間的一種特殊的道德關係。
3.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譯文：普通的玉石不經過琢磨，就顯不出其文采；不學習就不能成為有道德的人。
4.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
5.治亂興廢在於己
6.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7.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
8.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
周敦頤
哲人簡介
周敦頤（1017.5.5～1073），字茂叔，號濂溪，漢族，宋營道樓田堡（今湖南道縣）人，北宋著名哲學家，是學術界公認的理學派開山鼻祖。“兩漢而下，儒學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明於天而性於人者，了
若指掌。”《宋史.道學傳》將周子創立理學學派提高到了極高的地位。
哲人生平
周子年幼喪父，北宋天聖三年（1025），8歲時與同母異父之兄盧敦文隨母投靠衡陽舅父鄭向，至1037年鄭向調任兩浙轉運使疏蒜山漕河，周子同母隨遷潤州丹徒縣(今江蘇鎮江市丹徒區)。因他聰慧仁孝，深得鄭向喜愛，又酷愛白蓮，鄭向就在自家宅前西湖鳳凰山下（今衡陽市二中)構亭植蓮，周子負笈其間參經悟道。盛夏之夜，蓮花怒放，香氣襲人，美不勝收。
明萬曆中（1587～1598），周子與李寬、韓愈、李士真、朱熹、張栻、黃幹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他從小喜愛讀書，在家鄉道州營道地方頗有名氣，人們都說他";誌趣高遠，博學力行，有古人之風";。由於大量廣泛地閱讀，周敦頤接觸到許多不同種類的思想。從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一直到漢代才傳入中國的印度佛家，他都有所涉獵，這為他而後精研中國古代奇書《易經》創立先天宇宙論思想奠定了基礎。
十五歲時，他和母親一同上到京城，投奔舅父鄭向，他是當時宏仁宗朝中的龍圖閣大學士。這位舅父對周敦頤母子十分眷顧。
在周敦頤二十歲時，舅父向皇帝保奏，為他謀到了一個監主薄的職位。周敦頤在任職期間盡心竭力，深得民心。在生活中，周敦頤開始研究《周易》，後來終於寫出了他的重要著作《太極回.易說》。它提出了一個宇宙生成論的體係。
周敦頤酷愛雅麗端莊、清幽玉潔的蓮花，曾於知南康軍時，在府署東側挖池種蓮，名為愛蓮池，池寬十餘丈，中間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兩側有“之”字橋。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賞著縷縷清香、隨風飄逸的蓮花，口誦《愛蓮說》。自此蓮池名震遐邇。
周敦頤死後，隨著程顥、程頤對他的哲學的繼承和發展，他的名聲也逐漸顯揚。南宋時許地方開始建立周敦頤的祠堂，人們甚至把他推崇到與孔孟相當的地位，認為他";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帝王們也因而將他尊為人倫師表。而周敦頤生前的確也以他的實際行動，成就了一代大儒的風範，他的人品和思想，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敬仰。
哲人思想
周敦頤提出“理性命”三範疇，從本體論上把性和命聯係起來，從而來解決“人是什麽”這個理學的中心問題，也就是解決人的本質、本性與自我、心理等問題。
（一）所謂理
周敦頤雖然沒有作全麵論述，但他提出了在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上值得重視的問題：在他的宇宙生成論中，他提出無極太極和二氣五行範疇，實際上講了精神同物質的關係，具有本體論的特征。
（二）所謂性
指人之所以為人的內在本性，雖然在理學家那裏主要被歸結為人的道德本性或道德性，但他們也承認，人具有生物、生理等自然本性，是人所受於天者。心性是不可分的。心，一是指主體自身內在的道德本能或情感意識，即所謂“義理之心”、“本心”或“良心”，但也有直接指人的認識器官及其知覺、思慮等認識、心理功能及作用的涵義，即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萬物，在於人稟五行之“秀”而為萬物之“靈”，這個“靈”處就在於“心”。而“命”則是指天所賦於人者，代表客觀必然性。周敦頤在心理發生論上有“性命合一”的思想，即認為心之體即性之理，心的本體存在由其知覺作用而表現，體用性情是完全合一的，“命”之客觀必然性與“性”之內在性在人身上得到了統一。
周敦頤認為，人性的構成本質上是陰氣和陽氣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他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性又有善惡之分，有剛、善、柔、惡、中五品之分，他指出：“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妄。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剛善剛惡，柔亦如之， 中焉止矣”。這是對我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性三品說的發展。
（三）所謂剛、柔、善、惡
他們並不是並列的，而是剛、柔與善、惡相結合，形成為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再加上中，形成五品。剛與善相結合為剛善，剛善之性“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剛與惡相結合為剛惡；剛惡之性“為猛、為隘、為強梁”；柔與善相結合為柔善，柔善之性“為慈、為順、為巽”；柔與惡相結合為柔惡，柔惡之性“為懦弱、為無斷、為邪妄”。這樣，周敦頤從人性的剛、柔、善、惡幾個重要規定出發，論述了剛善、柔善、剛惡與柔惡幾種主要的人性心理品質類型。但剛、柔、善、惡都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中，“惟中者也，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宋明思想家喋喋不休地談論“中”這個問題，未發之中，已發之中，如此等等，都是從周敦頤的性論而來的。
周敦頤認為，易是性命之源，也是人的心理之源。易者，據朱熹解釋，為交錯代換之名。天地之間，陰謀交錯，為性命所出之源。但同時，他又認為：“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就是說宇宙萬物生生不窮，但本質上都是一氣所演化，即“是萬為一”。五行各有特殊的質（五殊），二氣也各有內實（二實），但二氣的根本是“一”（二本則一）。“一”指“太極”，太極元氣演化出二氣五行，一氣表現為各自差別的萬物，這就是“一實萬分”、“人性五品”即由此而來，人們不同的心理特質與心理狀態也由此而來，萬物與一道各有自己的標準，“萬一各正”，“各一其性”，天地間的一切不論小的還是大的， 各有自己的命定（小大有定）。性命由二氣（陰陽二氣）交錯產生，而陰陰交錯則是由抽象的“一”產生的。萬物出於一，一分而為萬物，萬物各有自己的命定。
影響及評價
周敦頤是我國理學的開山祖，他的理學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清代學者黃宗羲在他的《宋儒學案》中說道：“孔子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他繼承《易傳》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個簡單而有係統的宇宙構成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一動一靜，產生陰陽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太極圖說》)。”聖人又模仿“太極”建立“人極”。“人極”即“誠”，“誠”是“純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隻有通過主靜、無欲，才能達到這一境界。在以後七百多年的學術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他所提出的哲學範疇，如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動靜、性命、善惡等，成為後世理學研究的課題。
周敦頤生前並不為人們所推崇，學術地位也不高。人們隻知道他“政事精絕”，宦業“過人”，尤有“山林之誌”，胸懷灑脫，有仙風道骨。但沒有人知道他的理學思想，隻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學造詣很深，並將兩個兒子——程顥、程頤送到他的門下，後二程均為著名理學家。南宋學者，胡宏對敦頤的理論學加以尊信，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對他評價很高，為他作事狀，又為《太極圖.易說》、《易通》作了注解。張栻稱他為“道學宗主”，其名聲逐漸大起，九江、道州、南安等地紛紛建濂溪祠紀念他，寧宗賜敦頤諡號為“元”，因此敦頤又被稱為“元公”，到理宗時，從祀孔子廟庭，確定了周敦頤的理學開山地位。 周敦頤性情樸實，自述道：“芋蔬可卒歲，絹布是衣食，飽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廉名朝暮箴”。他從小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平生不慕錢財，愛談名理，他認為“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他雖在各地作官，但俸祿甚微，即使這樣，來到九江時，他還把自己的積蓄給了故裏宗族。
中國哲學思想史上，宋明理學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宋明理學以孔孟之道的儒學為主幹，還多方吸收了道家、佛家的思想精華，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思想。周敦頤就是北宋理學的創始人。《宋元公案》中對於周敦頤的地位有這樣的論述：";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複橫渠清大儒輩出，聖學大昌。";這裏所稱的元公，就是周敦頤，元公原是他的諡號。這段話明確肯定了周敦頤作為北宋理學開山之祖的地位，他常常和高僧、道人遊山玩水，彈琴吟詩。他的學問、氣度，也感動過許多人來追隨他學習。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程顥、程頤兩兄弟。
代表作：《周元公集》《太極圖說》《通書》
哲人名言
誠者，聖人之本，百行之源也。 譯文：真誠，是傑出人物的根本，也是使百業興旺的源泉。行（háng）：職業，事務。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譯文：君子為達到至誠而自強不息。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溢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思則睿，睿則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