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過了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裏，發生了伊萬·伊利奇和他的妻子期望的一件事：彼得利謝夫做出了正式的求婚。這件事發生在晚上。第二天，普拉斯科維婭·費奧多羅夫娜走進丈夫的房間，考慮著，如何向他宣布費奧多爾·彼得羅維奇的求婚，但就在當天夜裏，伊萬·伊利奇的情況發生了新的惡化。普拉斯科維婭·費多羅芙娜發現他還在那張沙發上，但換了一個姿勢。他仰麵躺著，呻吟著，停滯的目光看著自己前麵。
她開始說起藥物來。他將自己的目光移到她身上。她沒有說完她開始說的事，那種憤恨，正是對她的憤恨，表露在了這種目光中。“看在基督的分上，讓我平靜地死吧。”他說。
她正想離開，但這時候女兒進來了，走上前來問好。他像看他妻子那樣看了看女兒，對她有關健康狀況的問題則幹巴巴地告訴她，他很快就會讓他們所有人從自己這裏解脫出來。兩個人不再說話，坐了一會兒便出去了。
“我們又有什麽錯呢？”麗莎對母親說，“就好像這是我們做下的！我可憐爸爸，可為什麽要折磨我們呢？”
醫生在慣常的時間到來。伊萬·伊利奇回答他“是、不”，一直沒從他身上移開痛恨的目光，最後他說：
“您知道，什麽都沒用，就請別管了。”
“我們能減輕痛苦。”醫生說。
“那您也辦不到。請別管了。”
醫生出門去了會客室，告訴普拉斯科維婭·費奧多羅夫娜，情況很不好，唯一的辦法——鴉片，用來減輕痛苦，痛苦想必十分可怕。
醫生說明，他身體上的痛苦十分可怕，這也是真話。但比他身體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的精神上的痛苦，這是他經受的主要磨難。
他精神上的痛苦在於，這天夜裏，看著格拉西姆那張惺忪、和善、高顴骨的臉，他腦子裏突然想到：要是實際上我的生活，有意識的生活，真的“不對頭”呢。
他突然想到，先前在他看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即他沒有像應該的那樣度過自己的一生，這一點可能是對的。他突然想到，他的那些稍可察覺的、與身居高位者認為好的東西做鬥爭的意圖，那些他立刻就從自己頭腦中趕走的稍可察覺的意圖——它們可能是真實的，而其他一切都不對頭。他的公務，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庭，以及這些社會和公務的利益——所有這一切都可能不對頭。他試圖在自己麵前為這一切辯護。突然間他感覺到他所辯護之事的全部弱點。沒有什麽可以辯護的。
“如果是這樣，”他對自己說，“而我在遠離生命，意識到我已毀掉了賦予我的一切，而且不可能糾正，那可怎麽辦呢？”他仰麵躺下，開始以一種全新的方式檢視自己的整個人生。當他早上看到仆人，然後是妻子，然後是女兒，然後是醫生，他們的每一個舉動，他們的每一句話，都為他證實了夜裏向他揭示的可怕真理。他在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賴以生活的一切，也清楚地看到，這一切都不對頭，這一切都是一個可怕的巨大騙局，遮掩了生與死。這種意識增強了，十倍地擴大了他身體的痛苦。他呻吟著，翻來覆去拉扯自己的衣服。他覺得，它正在窒殺和壓迫他。為此，他恨他們。
給了他大劑量的鴉片，他昏睡過去。但是到了午飯時，又開始了同樣的一切。他把所有人都從他身邊趕走，翻來覆去折騰著。
妻子走進他的房間說：
“Jean，親愛的，為我做這件事吧（為我？）。這不可能有害處，但常常是有幫助的。怎麽呢，這不算什麽。健康的人也經常……”
他睜大眼睛。
“什麽？領聖餐？為什麽？不需要！不過……”
她哭了起來。
“好嗎，我親愛的？我叫我們自己那位，他那麽親切。”
“好極了，很好。”他說道。
當神父到來，聽他懺悔時，他軟化了，感覺好像從自己的種種懷疑、由此也從種種痛苦中解脫出來，讓他有了片刻的希望。他又開始想盲腸和糾正它的可能性。他眼含淚水領受了聖餐。
聖餐之後安頓他躺好時，他感到一陣輕鬆，再次出現了對生活的希望。他開始考慮曾向他提議的手術。“活著，我想活著。”他對自己說。妻子前來祝賀，她說了些平常的話，又補充道：
“真的嗎，你感覺好些了？”
他，看也不看她，說了句：“是。”
她的衣著，她的身形，她臉上的表情，她的聲音——都告訴他一件事：“不對頭。你以前和現今賴以生活的一切——都是謊言，是對你隱瞞了生與死的騙局。”一想到這一點，他的仇恨就升了起來，伴隨著仇恨的是身體上的極度痛苦和伴隨痛苦的、對不可避免而又切近的滅亡的意識。某種新的東西出現了，開始擰絞，擊刺，壓迫呼吸。
當他說“是”時，他臉上的表情是可怕的。說出這個“是”，直視著她的臉，他以異常於自身虛弱的快速把臉朝下一轉，喊道：
“走開，走開吧，別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