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泡沫經濟
1985年，校園裏靜悄悄的。
“彎彎的月兒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兒兩頭尖。我在小小的船裏坐，隻看見閃閃的星星藍藍的天”，抑揚頓挫的讀書聲從教室裏傳出。鳥兒在天空飛過，也停止了歌唱，仿佛害怕打攪讀書的孩子。
忽然，“丁零零”一聲鈴響，讀書聲像是被一把大剪刀剪斷了一樣，校園裏忽然靜了一下，隨即，“老師再見”的聲音從每個教室裏傳了出來，“轟”的一聲，無數小朋友從教室裏湧出，說著笑著向操場跑去。
瓜子就是其中之一。這時學校的大喇叭早已響起“亭亭白樺，悠悠碧空，微微南來風”——蔣大為的《北國之春》舒緩地響起。很快，小朋友們來到操場上，列隊完畢，廣播操就此開始。
瓜子不知道，這《北國之春》卻是來自日本，原唱者自然也非蔣大為，而是日本著名歌唱家千昌夫。這一年，38歲的千昌夫發行完畢最後一曲《あんた》之後，宣告退出歌壇，不問世事，原因很簡單，他的事業如此成功，早已達到財務自由。於是，打這開始，他便整天坐在家裏修身養性。
然而，他的清靜日子沒過多久就被打破了。因為這一年9月，日本在美國逼迫下，簽訂了“廣場協議”。
我們談到“泡沫經濟”，必然會追溯到1985年的“廣場協議”，每個人都能連篇累牘地講出其強大影響：
“廣場協議”簽署的三個月之內，日元匯率從1美元兌250日元，快速升值到1美元兌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兌152日元，1987年最高達到1美元兌120日元。從日元對美元的名義匯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從日元實際有效匯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從簽下“廣場協議”的1985年開始，在以後的十年內，日元匯率每年平均升值5%。
換言之，隻要把手頭上的貨幣換成日元，就算什麽也不做也可以保證每年5%的收益，而且可以穩定地連續收益十年，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所有做實業的兄弟都明白，除了房地產以外，實業領域每年回報達到5%是多麽難的一件事情。於是，我們就可以理解全球投資人的那種欣喜若狂——這樣的好事哪裏去找？
於是，日本人民驚喜地發現，他們腳下踩的土地和家裏住的鋼筋水泥變成了寶貝，隻要買入，接下來就等著大把大把地數錢吧。作為“追求最高回報和最大收益”這一市場經濟基本法則的反映，在暴利驅使下，日本爆發全民炒樓的熱潮。這種情況下，日本樓市泡沫橫飛，直飛上天。在最瘋狂的日子裏，國土麵積隻相當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日本（37.78萬平方公裏），其地價市值總額竟相當於整個美國（939萬平方公裏）地價總額的4倍。其中，1990年時，僅東京都一地（2187平方公裏）的地價就相當於美國全國的總地價。
千昌夫老先生也想發財，他拿出全部積蓄投入房地產，短期內便成了超級富豪，名下辦公大樓達到50幢，其他商業地產、海外酒店不計其數，遍布歐洲、澳洲、美國、日本，號稱“會唱歌的不動產大王”。
有句台詞說得好，“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不動產泡沫界也有句話，叫作“爬得高，跌得狠”。
有道是晚痛不如早痛，1989年，麵對國內經濟的瘋狂態勢，日本政府終於坐不住了，仔細考量之下，東京政府決定主動下手，用“早痛”替代“晚痛”。這一年，東京開始采取緊縮措施，著手針對泡沫采取強力的（強力的，而非有效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注意）降溫措施，這個所謂的降溫措施，便是加息、收緊貸款雲雲。比如，一年之內，日本的貼現利率從2.5%提高到了6%。種種壓力下，樓市炒家的獲利空間急劇縮減，於是，他們很快做出了“理性”的選擇——撤退。
國際資本獲利後撤離，這在1991年後逐漸成為主流，其直接結果就是高高在上的樓市忽然失去了資金支撐，隨後的形勢發展“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日本房地產泡沫隨之迅速破滅，房地產價格暴跌，四年之內，房價折去一半。局勢發展到1993年，日本房地產業已經全麵崩潰，凡是牽涉到房地產的企業紛紛倒閉。這一浩劫，遺留下來的壞賬高達6000多億美元。這次泡沫不但沉重打擊了房地產業，還直接引發了嚴重的全國性財政危機，受此影響，日本迎來曆史上最為漫長的經濟衰退，陷入了長達20多年的蕭條和低迷——直到今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還在自欺欺人地喊“要帶領日本走出衰退”。
千昌夫大叔沒有國際炒家那麽幸運，雖然教他投入全部身家全力炒房的妻子是美國人，但是美國資本獲利撤退的時候，卻沒有通知到他，於是會唱歌但是不再唱歌的“地產大王”、超級富豪千昌夫變成了負債1000億日元的超級“負豪”。
20世紀80年代便已退休的歌王，於1991年重返歌壇，甚至2011年在台灣省，我們依然能看到千昌夫商業演出的廣告。那千億日元的債務壓在他身上，讓他在垂暮之年依然四處奔走。
千昌夫隻是日本經濟的縮影，大家指責日本當局舉措失當的同時，都忘不了將更多的警惕放在美國人身上。沒錯，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的大背景，就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必然結果（“亞太戰略再平衡”是奧巴馬的口號。在2009年9月24日開幕的G20會議上，奧巴馬拋出了“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概念，並將其定為一號議題。）。
二、“雁陣模式”
20世紀80年代，美國製造業早已衰退。
美國號稱“車輪上的國家”，汽車業則是美國製造和美國經濟的脊梁，但是這個脊梁卻被強大的日本汽車製造業打垮了。20世紀80年代，日本汽車占據了美國汽車市場30%的份額，而美國汽車的市場占有率卻從二十年前的接近100%下降到50%以下。
不僅是汽車，在打印機、隨身聽（便攜式錄音機）、電視機、錄音機、照相機、機器人等方麵，日本都建立了對美國乃至全球的絕對優勢。今天的世界，最時髦的消費品是蘋果，而1980年到1990年的世界，則是日本產的Walkman隨身聽。1991年，索尼賣出了1億台Walkman，這個成就，如同2015年的蘋果賣出2.3億台iPhone。如此強大競爭力的結果便是，1990年美國貿易赤字的六成都來自日本。
日本製造如此強勢，除了日本本土的強大競爭力之外，還有來自日元經濟圈的強大競爭優勢。我們通常把這個架構稱之為“雁陣模式”：
一、日本提供資金、技術、管理，是領導者，叫作雁頭；
二、東亞、東南亞如新加坡、韓國等國和中國香港、台灣等地區，以及此後的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也就是亞洲“四小龍”和“四小虎”），提供廉價勞動力和資源（如東南亞盛產的石油、橡膠、棕櫚油等），是為雁體和兩翼；
三、中國作為最低級的成員，提供原材料（如各種礦石、木材）和能源（如石油、煤炭，秦皇島港是當時對日本出口煤炭的主要港口），以及技術含量最低級的工業品（如紡織品），是為雁尾。
因此，翻翻當年中國的外貿記錄，我們會發現，我們的外匯儲備就是靠賣資源、能源和苦力，一點一點艱難積攢起來的。而且，從1978年起到2001年底，攢了24年，才2121.65億美元。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內拍攝的電視劇有很多雷同之處：提到城市，就是搞改革，打破大鍋飯，比如講廢品收購站改革故事的《破爛王》；講到農村，則必然是引進外資，而項目，則必然是紡織廠，比如《雙橋故事》、《潁河故事》。
事情很清楚：在雁陣模式的分工下，中國被分配到的角色，決定了這些電視劇的劇情。
現實也是如此。於是，一個傳說從某編輯部傳出來，流遍全國：森林覆蓋率僅僅12.7%的中國，向森林覆蓋率75%以上的日本出口木材做筷子。據此，某編輯部成功誘導大家得出如下結論：中國人不愛護環境，所以素質低；日本人寧可多花錢進口國外木材，所以素質高。事實上，在“雁陣模式”的安排下，砍伐日本本土的木材，成本遠較進口木材為高，這跟素質高低無關，隻跟各國在“雁陣模式”中的分工有關。
事情到了2017年9月15日，事情終於完全反轉。台灣《中時電子報》一篇報道告訴我們，“大陸已是世界最大的木材進口地，且日本木材最大的買主是大陸。日本2016年向大陸出口木材總值98億元人民幣，比前年增長48%”。所以如此，無他，經濟規律在起作用而已。
中國在雁尾的位子上苦苦掙紮，而日本人的日子，卻越過越舒坦。對於日本人來說，這一切，都要拜“雁陣模式”的良好運轉所賜。日本國力飛速上升，直追步履維艱的美國。於是，自負的日本人相信，全麵趕超美國的日子就在眼前。在日本人眼中，在美國人眼中，甚至在全世界人眼中，下一個世紀必然是日本的世紀。於是，日本人的企業成了全球學習的榜樣，日本企業家紛紛寫書出版，把自己和日本經濟吹得天上少有，稻盛和夫、鬆下幸之助這些大名一報出來，便如及時雨宋公明哥哥一樣，具有令人納頭便拜的魔力。
百思不得其解的美國人則跑去電影院看《超級魔鬼幹部》，這部電影講的是一家美國企業瀕臨倒閉，工人們朝不保夕，走投無路之下，請來了日本人當老板，於是企業就活了，大家也保住了工作。看完電影，大家隻能得到一個結論：比起美國，日本技術更加先進，管理更加有效率。
美國人的憤懣無處發泄，於是拍了《Rising Sun（旭日東升）》。影片中，一堆金發碧眼的美女圍著一幫猥瑣的日本老頭子轉，看了就讓美國人生氣。
所有這些怨氣集合起來，美國國家意誌和民間意誌高度統一——要打掉“日本丸”這艘超級經濟航母對美國的威脅，這就導致了1985年的“廣場協議”。
三、“愛日本、拚經濟”和“隻給野熊走的公路”
1999年夏，傳奇教師鬼塚英吉一個人來到了北海道，他騎著摩托車從地平線上出現，進入了偏遠的小鎮幌比內。作為成功的“麻辣教師”，他成功解決了鎮上的兩個問題學生的心病。三個星期後，他騎著摩托車再次一個人離開，消失在地平線。
大家都知道，這是當年的大熱門影片《麻辣教師GTO》電影版。
那條鬼塚來來去去寬闊的高等級馬路，簡直可以直接供戰鬥機起降。然而，鬼塚英吉之外，隻有一個賊、賊引來的警察、采訪捉賊事件的漂亮姐姐藤原紀香走過這條路，這種公路被日本人戲稱為“野熊才會走的路”或者“給猴子修的公路”。這便是日本20世紀90年代“經濟泡沫”破裂的結果。
經濟上的潰敗，難免會反映在政治上。與之相應的是，自1991年到2000年，日本政壇上，出現了7個首相：海部俊樹、宮澤喜一、羽田孜、村山富市、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他們走馬燈般上台下台，將記憶力極好的瓜子弄得暈頭轉向。
為了振興經濟，每個首相上台後，為了向選民表明自己“愛日本，拚經濟”的決心，都會很快宣布“×萬億日元”、“××萬億日元”，甚至“×××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一個較小的副作用是：初時，瓜子震驚於數額的龐大，後來見到頻繁的刺激措施似乎僅僅帶來慘淡的效果後，直接導致瓜子對“龐大數字的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失去信心也失去興趣。
日本政府也從1992年8月開始以追加預算的方式實施了十餘次經濟振興計劃，1992年到1999年，日本發行的普通國債約達142.28萬億日元，用於刺激經濟的財政投資達125萬億日元，再加上1997年以來為穩定金融秩序而投入的，總額將近190萬億日元，總國債餘額占GDP比重從1993年的67.9%上升到2000年的135%。（唐有東《利潤與私有製經濟問題》，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這專門為刺激經濟撥出的大筆資金，在日本國內並未真的得到“刺激經濟”的效果。於是，直到今日，日本政府的巨額經濟刺激措施仍然不斷出台。
在大筆的日元投資資金形成的巨額流動性的推動下，按照規劃，在日本已經布滿了鐵路、公路、機場的狹小國土上，連續不斷地開始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
然而，煩惱的日本人發現，經過連續百年的建設，日本國內已經沒有地方容納這些鐵路、公路、機場了。於是，滑稽的場麵出現了：在已有的鐵路、公路旁邊，建造起止、走向、功能相同、平行的第二條、第三條線路，或者硬把山包上一層水泥外殼，或者在荒涼絕域的北海道建造高等級公路——這些路上常年沒有人跡，隻有野熊出沒，於是有人譏諷日本人造了“給野熊走的路”，或者在鳥不拉屎的荒涼絕域建設機場——管它有沒有飛機起降，反正刺激了經濟。我們在電影《麻辣教師GTO》中看到的直通荒僻小鎮幌比內的那條高等級公路，就是日本當局荒唐的經濟政策刺激出來的可笑產物。
持續多年的治理之後，日本壞賬數額之巨大讓人看了就頭大。餘永定先生在《2002年日美間的資本流動和匯率變動》中說，“在過去的10年間，日本已經處理了1萬億美元的不良債權，目前仍有1萬億美元以上的不良債權需要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