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雲：“為治以知人為先。”治理國家以了解、識別人為最首要的事情。如果買玉不識別好壞，必然沒有珍寶；選拔人才不進行識別，不論是否賢良，就沒有賢才。而“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以才能為標準推舉選拔人才，以德行為標準任命官吏。才能有大小，德行有優劣，任命官吏職位依此而作安排，定下來後不隨意更改。有人提出，“國家選取人才，要以品行和實際才能為首要標準”；有的提出“遴選官員唯一的標準就是才能，而不應營私。爵位賞賜唯一的標準就是賢德，而不應賞給品德惡劣的人”；有的提出“狗的好壞，不以它叫的是否好聽為標準；一個人是否高尚，不是憑他是否有動聽的語言。即評價一個人的標準是行為，而不是花言巧語”；有的人提出識人應以實踐為標準；有的提出識人應以相貌為標準；有的提出要以個人好惡為標準；有的提出應以聽眾為標準；還有提出識人的英雄標準和識賢的標準等，盡管識人標準五花八門，但還是有客觀的是非之分的。朋友，願你成為“有識之士”，不當“無識之徒”，明辨識人標準的是非，這樣才可稱得上識時務者為俊傑。
按照什麽標準識別和選拔人才，既是識才、選才中的一個實踐問題，又是人才學所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論問題。識別人才總要有個標準，不是實行正確的標準，就是實行錯誤的標準。人才標準是否正確，掌握人才標準的水平如何，是直接關係到能否正確識別和選拔人才的大問題。因此，揭示人才標準的含義，明確其作用，深刻理解軍事人才標準的內容，是識別和選拔人才必不可少的前提。
所謂“標準”主要是指衡量事物的準則。衡量、鑒別世間一切事物，都離不開一定的標準和尺度。人才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客觀事物。所以對人才應當有一個進行客觀衡量和鑒別的標準。
人才標準，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在階級社會裏，雖然用人標準千差萬別，但任何用人標準都反映著一定階級和政治集團的利益和願望，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用人標準，就人才標準而言，封建社會有封建主義的人才標準，如提出為將要做到“仁、忠、信、敬、勇”等。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人才標準，在他們的人才標準裏滲透著商品交換的原則，人才自我奮鬥的最終目標是追求個人利益的滿足。而無產階級也有自己的鮮明的人才標準。我們對“德”和“才”所規定的內容，都是從無產階級和人民的利益出發的。比如強調軍事人才的“德”，是要有獻身國防的精神，要有甘於吃虧為人民的情操；強調“才”，最重要的是要有為人民服務、造福於人民的實際本領。這種“德”、“才”的本質同其它階級在人才標準上是有根本區別的，這是把握人才標準不可須臾忽視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就是說，一個時代的社會關係，必然要作用於那個時代的人們，決定著那個時代的人才特征。因為任何人才都是在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在一切人才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社會差別和時代的印記。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製度和社會環境，都有不同的人才標準。
1明德才兼備為標準
要評估人，無非德才兩者。德的內涵包括個人品質、倫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幹、才華，等等。人才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學問型，一種是事業型。而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識和經驗的積累。因此，德才兼備的人的成長需要不斷的學習和實踐。
要發現人才，主要是根據其德才的表現。但要認識人則需要時間的考驗。如人的政治品質，平時難看出什麽問題，在非常時期則好壞分明，古代的忠臣義士大都是在危難時刻湧現的，所以，有人將之總結成一句格言：疾風知勁草，板**識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驗，有些人能說會道，在實幹時卻很窩囊；有些人平時默默無聞，但在實踐中卻才能畢露。
用人以德才兼備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時候，隻能以掌握現有的人才資料，按其德才而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駕馭人才，是待之以誠，糾之以法，賞功罰罪，使之向上，不敢為非，這是愛護、培養、發展人才的根本法，至今仍很值得借鑒。
識人須明德才兼備為標準，就是說，要知其人，必須考察其德才，而以德為其靈魂，重在其實踐。
強調德才兼備。周朝呂尚在《六韜·龍韜·論將》中講到：將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它解釋為：“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
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說：“君子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源也。”就是說，朝廷選拔人才，需要審慎地掌握三個條件：一是道德品質是否與他所處的地位相稱；二是功勞是否與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稱；三是才能是否與他所擔任的官職相稱。“德、功、才”是三個帶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我國古代比較早、比較全麵的人才標準。
孫武說：“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東漢王符在談到軍事將才時說：“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響比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識才學體”五德皆備的思想。
三國時的劉劭著的《人物誌》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來最完備的人才專著。在這部著作中把人分為“兼德、兼材、偏材”三類，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備者與才高德下者三類。作者明確推崇德才兼備的人是最高尚的。對德才關係做了較為全麵、較為精辟論證的，是宋朝的司馬光。他明確指出：“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就是說，德與才是不能分開的，德靠才來發揮，才靠德來統帥。從德和才兩個方麵出發，司馬光把人分為四種：德才兼備為聖人，德才兼亡為愚人，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在用人時，如果沒有聖人和君子，那麽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為“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而愚者雖欲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勝。”這就是說，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險的人物，比無才無德還要壞。司馬光還說，人們往往隻看到人的才，而忽視了德。自古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都是才有餘而德不足。司馬光是封建社會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關係本身的分析來看，論述比較深刻，有重要的曆史學術價值。
諸葛亮擇官以德才兼備為準則
諸葛亮以其“隆中策”預見天下三分，顯示其大才；以其“鞠躬盡瘁”盡忠漢室，顯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擇官也以德才兼備為準則。
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劉禪上疏，即《前出師表》，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劉備)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是東漢末年的皇帝，先後興起第一次、第二次“黨錮之禍”，殺戮敢於直言的李膺等賢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專政，朝政腐敗。桓帝封單超等五宦官為侯，任其專橫胡為。靈帝公開標價賣官，斂財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貪汙風盛，民不聊生，致社會動**不安，終於激起黃巾造反。之後群雄攻戰，從而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麵。諸葛亮上《前出師表》時，劉備已去世，由他執政輔佐劉禪，故在出征前總結了先漢與後漢興亡的經驗教訓，諄諄告誡劉禪，不要學桓、靈二帝“親小人，遠賢臣”，要學先漢“親賢臣，遠小人”，才能使蜀國興隆，以複興漢室。
諸葛亮還在《便宜十六策》裏指出：“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若夫國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賢之過也。夫失賢而不危，得賢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諸葛亮在治理蜀國時特別重視選拔德才兼備之士。
諸葛亮推薦董允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重兵，負責宮中之事。劉禪常欲增加後宮嬪妃，董允認為古時天子後妃之數不超過十二人，今已足數，不應增加。劉禪寵愛宦官黃皓，皓為人奸佞，想幹預政事，允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黃皓，允在時，黃皓不敢胡為。
蔣琬、費、薑維都是諸葛亮精心選拔為他理政、治軍的接班人。蔣琬入蜀初期任幹都縣長，劉備下去巡視，適見蔣琬飲醉，不理事，大怒，要殺他。諸葛亮深知其人，為之說情：“蔣琬，社稷之器，非百裏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劉備敬重亮，聽其言，才不加罪。後亮提拔琬為丞相府長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常讚琬為人“忠雅”，可與他輔佐蜀漢王業。亮死前，密表劉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死，琬執政，其人大公無私，胸懷廣闊，能團結人，明知時勢，做到國治民安。蔣琬病，薦費代之，為人明斷事，善理事，知軍事，他在任時邊境無虞，魏人不敢正窺西蜀。薑維繼諸葛亮複興漢室之誌，屢次北伐，雖無大勝，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馬昭派大軍伐蜀，劉禪昏庸不聽薑維派兵扼守陰平之議，鄧艾得以偷渡而直搗成都，劉禪出降，並令薑維降，薑維想假降待機殺鍾會以複興蜀漢，其宿願雖不實現，足見其人忠烈。
劉備死後，有諸葛亮及其後繼者蔣琬、費、薑維等輔佐，劉禪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達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後，其子曹丕篡漢，魏立國雖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十七年前司馬懿就發動政變奪取曹爽的軍權，魏政權已歸司馬氏，魏已名存實亡，魏政權存在實際隻有二十八年。孫權死後，孫亮立為吳帝，內部不和，國勢日弱遂被晉滅，孫權後人掌權隻有二十七年。三國相比，蜀漢政權較穩固，無內部互相傾軋、爭權奪利之事，這是因有德才兼備的賢臣輔佐之故。
元世祖用人重才學也重德行
元世祖忽必烈與趙孟兆頁談話，問葉李、留夢炎兩人優劣，孟兆頁答道：“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說：“汝以夢炎賢於葉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葉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兆頁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忽必烈頗讚賞。(《元史·趙孟兆頁傳》)
忽必烈是元朝的創建者，是個有作為的皇帝。他任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開府於金蓮川(在今河南結源)時，已任用漢儒為其謀士。及滅宋後，廣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為之理政治民。宋魏國公趙孟兆頁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宋亡，家居，後被召入朝任官。
忽必烈對葉李、留夢炎的評價與孟兆頁是不同的；孟兆頁讚許留夢有大臣之器，對葉李則認為其才能與己相當；忽必烈卻認為葉李賢於留夢炎。這是以兩人對賈似道誤國罔民的不同態度而定優劣。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命進軍圍攻鄂州，宋派賈似道率軍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急於回去爭帝位，適賈似道派使來求和，忽必烈便順勢答應並率大軍北返。賈似道卻謊報“鄂州大捷”，說蒙古兵已肅清，這事雖能欺騙宋理宗，賈似道得以入為相，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夢炎卻依附之以取悅於賈似道。時葉李隻不過是一個太學生，憤賈似道害國害民，便帶頭與同學八十三人，伏闕上書揭露賈似道的罪惡，責其“變亂紀綱，毒害生靈，神人共怒，以幹天譴。”賈似道大怒，知書是葉李所定，使其黨人逮捕葉李，葉李便逃匿。適宋亡，葉李歸隱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後不得已才入見。忽必烈勞問：“卿遠來良苦!”又說：“卿往時訟似道，朕嚐識之。”言下之意，是對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請教治國之道，葉李陳述古帝王的得失成敗，忽必烈讚許，命他五日一入議事，後任資善大夫、尚書左丞。葉李在宋時不過是一布衣，忽必烈卻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賞識其人忠直敢彈劾誤國欺上的賈似道。而對留夢炎這個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狀元，雖賞識其文才，卻認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級使用。
由此可見，忽必烈用人重才學，也重德行。
“唯才是舉”，早在戰國時的蘇代已有此意，劉邦圖天下就如此用人，曹操根據東漢末年的實際和總結前人的用人經驗，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方針。
曆史事實說明：能否成事，決定於有無人才。古代逐鹿中原者，人才濟濟的則取得成功，缺乏或無人才輔佐的則招致失敗，而人才的有無，究其原因，決定於能否唯才是舉而用之。
不僅在亂世需要唯才是舉以用人，在治世也應如此。當然，亂世和治世所需的人才著重點有所不同，亂世主要需要圖天下的人才，治世主要需要建設的人才。其共同點是，都需要眾多的人才。
在這裏提出唯才是舉而用之，並不是說治世不需要講德才兼備。用人才總是要衡德量才而用之。但人是在發展，其人也在變化，有否德要經考驗才知。關鍵在於如何用人，如治世以法，明於賞罰，有功者賞，違法者罰，則可鼓勵人向善，不敢為非。這不僅能保護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培養眾多德才兼備之士，為國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
《戰國策·燕策一》記載：蘇代對燕昭王說：“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魚酋，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燕昭王說：“如是足矣。”蘇代說：“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於周之土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昭王問：“何故也?”蘇代答道：“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魚酋，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
蘇代在與燕昭王的談話中，論述兩種人的不同作用：一種是品行好的人。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魚酋，當然是品行好的人。但是蘇代認為像曾參、孝己這樣的孝子，隻不過是善養其父；像尾生高這樣講信用的人，隻不過是不欺騙人；像鮑焦、史魚酋這樣廉潔的人，隻不過不偷人錢財。一種是有才能的人。這種人有進取心，想有大作為，蘇代說他就是這種人。蘇代將這兩種人進行對比，他認為前一種人，隻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雖然他們德行完善，卻缺乏進取之術。而具有進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業宏願，才能輔助君王成大業，大有利於國於民。
蘇代是戰國時的縱橫家，《史記》《戰國策》都說他是蘇秦之弟，但有人考證他活動早於蘇秦，應是蘇秦之兄，他是反對“連橫”，從事“合縱”遊說的。當秦以“連橫”之策分化六國而約燕昭王入秦通好時，蘇代便到燕遊說，終於阻止了燕昭王入秦。也許在這時，他與昭王討論如何用人的問題。戰國時期，是個互相兼並，爾詐我欺的時代，君主為衛國圖存，或為稱霸於天下，所需要的是有進取心的才能之士。蘇代強調這一點，是為引起燕昭王對自己的重視，使能用其才，實行其“合縱”之策，以破秦的“連橫”分化六國之術。蘇代等縱橫家，在當時政治舞台上曾起重要的作用。
至於孝、信、廉等美德，是中國的傳統美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部分，當然是值得提倡的，可形成好的社會風氣，對社會的穩定、人際關係的和好，即對治世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如僅有這些德行而無才，在戰國時代是無補於時的，因既不能為稱霸或圖存的君王所需，也不能挽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人民。
看領導要看政德
既然成就偉大的事業需要一種務實的工作作風，況且領導者又是取得事業成功的關鍵因素，所以用什麽眼光看待領導者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了。領導者之所以被推舉到領導崗位，決不是讓他來坐而論道的，而是讓他帶領群眾幹事的。要幹事，必然有政績。領導者的政績，是他思想、品德、才能、作風等方麵的綜合表現。一個有覺悟的領導者，其事業心和責任感肯定是強的，其結果，勢必是“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以，看一個領導者如何，盡管應看其各方麵的情況，但最重要的還是要看其政績如何。其它方麵再好，唯獨政績不突出，是算不上一個好的領導者的，因為他沒有幹多少實事。對於這樣的領導者，最好讓其離開領導崗位。這樣做了，就會給一些不好務實的領導者敲起警鍾，使他們認識到如果再坐而論道的話，那日子就難於維持了，以促使人們把精力都集中在幹實事方麵來，這樣繁榮興旺的局麵就會到來。否則，空喊口號，坐而論道的人會漸漸地多起來，任其發展，事業也就無成功可言了，到頭來必定是坐吃山空。
所以，用什麽眼光去看待領導者的問題，實質上是倡導什麽風氣的問題。因此，不論何人，對領導者的評價，都應將其目光集中在他們的政績方麵，這是促進事業發展的需要。
群眾靠領導者組織，隻有組織起來的群眾才有力量，才能成就偉大的事業。成就事業是領導者的天職，也是領導者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離開了這個目標，領導者也就不成其為領導者了。
成就偉大的事業，單靠訂計劃、喊口號和高談闊論是不行的，必須依靠腳踏實地的行動。隻要領導者作風紮實了，他所在的單位就會出現一種“務實”的好風尚。上、下一致幹實事，事業上的成功就指日可待了，這裏的關鍵在領導。隻有一馬當先，方有萬馬奔騰。隻要領導者走在前邊，群眾才會跟著來，領導敢下海，群眾就敢擒龍，否則，群眾就會有力使不上。正如俗語講的：“幹部不領，水牛掉井。”
2以實踐為標準
要知人，要重在其實踐，即要衡量其人如何，主要要看他在實踐中的表現。可以用花言巧語去騙人，但要用其實踐去掩蓋自己的虛詐麵目是難的，雖然假動作也可騙人於一時，但不可能長久，其真麵目終將暴露。實踐將說明，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從其實踐中去知人，可以說是知人之本。
拓跋燾在實戰中識人就是其中一例。
《魏書·伊香友丶傳》記載：北魏世祖拓跋燾將征伐涼州，議者都認為涼州無水草，難於行軍，故都進諫，不同意征伐，隻有司徒崔浩極力主張征伐。群臣出，伊香友丶對拓跋燾說：“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為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拓跋燾認為他說的對。攻克涼州後，拓跋燾於姑臧舉行慶祝大會，對群臣說：“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複奇之。吾正奇香友丶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他看著浩說：“香友丶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勳名，致位公輔。”拓跋燾說：“誠如公言。”
拓跋燾對伊香友丶的賞識，是因他能在實踐中發現人才。在討論征伐涼州時，群臣大都反對，他們都認為涼州無水草，不能行軍，隻有司徒崔浩支持征伐，崔浩有智計，拓跋燾不感到其奇，而感到奇的是伊香友丶這位弓馬之士，其所見竟與崔浩一樣。凡人所居之處，必有水草，沒有水草，人何以活，也就無人居了。既然涼州能建國，必然有水草，這是一般常理。諸臣想不及此，伊香友丶卻能開動腦筋想到，提出了“若涼州無水草，何以建國”的高見。諸臣認為無水草，是隻聽傳聞，人言亦言，因而盲目反對，可見他們的智力遠不及伊香友丶。伊香友丶既有武勇，又有智計，說明他不是一勇之夫，而是有文武全才的將領，故拓跋燾認為他前途遠大，可位到“公相”。果如拓跋燾所料：伊香友丶為人忠謹，屢建戰功，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後出任東雍刺史，政績頗佳，百姓愛戴。後進爵河南公，位列三公，拜司空。
項梁於平時考察人才的事，見《史記·項羽本紀》：
項梁因殺人，與其侄兒項羽避仇於吳中。吳地紳士、豪強都與他有交往，凡吳中有大徭役和喪事，常由他主辦，他都按兵法進行部署和指揮，並從中考察其所屬各人的才幹。及陳勝、吳廣起義，項梁舉兵響應。他招得吳中精兵八千，根據他平日所了解的人的才幹，分別任為校尉、侯、司馬等職務，有一人不被任用，他問項梁為何不用他，項梁說：“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
項梁是楚名將項燕之子，項羽是項梁的侄兒。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殺，秦滅楚後，項梁因殺人與侄兒逃亡於吳地。國仇家恨，項梁無時不在準備複國雪恨，故在吳負責大徭役和喪事時，都按兵法部署和指揮，以訓練軍事人才，並從中了解各人的才幹，以儲才為爾後舉事作準備。因此，他在起義時，誰可當什麽職務，他心中已有數，故一舉事不至於手忙腳亂，亂拉人應差事，而是據其所知而用之，因有適當的人才為八千江東子弟的骨幹，項梁死後，項羽繼之，其部隊以八千江東子弟為核心，橫行天下，推翻暴秦。
所說重在行，即重在實踐，曆史上無數知人善任的事實說明，實踐是知人的標準。春秋時的楚文王正是通過自己的實踐而知人善任的。艸貝禧和申伯侯都事楚文王，艸貝禧這人剛直，一見文王有錯就犯顏直諫，文王認為艸貝禧在眾臣麵前揭其短，感到有點惱火；申伯侯就事事順從，且善於同文王動靜，文王想說想做的，他已先說先做了，文王覺得有申伯侯在身邊很順心。可是，楚文王經過實踐證實：艸貝禧所諫的都是正確的，有不少事因納其諫而不犯錯誤，於己於國有利；而申伯侯順己意做的事都錯了，於己於國不利。於是，楚文王才知艸貝禧是賢臣，應予重用，便加封其爵為五大夫；楚文王因知申伯侯是阿諛奉承的佞臣，認為這種人不能再用了，便將他驅逐出國。
聽輿論對人的評價，對辨別賢佞雖有參考的作用，但難以確定，因為輿論如出於別有用心而顛倒是非的人之口，好人可以說成壞人，壞人也可以說成好人。所以知人要務實，即要實事求是地弄清其人的行為，在事實麵前，賢佞自可辨明。因此，看人要重在其實踐，從其人實踐中就可知其人如何。可以見，實踐是知人的標準。
劉備以知人見稱。劉備之所以知人，主要看其人在實踐中如何。他選將用人也據此而定。劉備破格提拔魏延鎮守漢中，是根據魏延在戰爭實戰中的表現決定的。魏延出身於行伍，他是從實戰中打出來的，他學到打仗的本領是來自實踐，他是以其卓越的戰功獲劉備的賞識的。
實踐證明，以實戰如何來衡量人有否真本事，這是知人的根本方法。劉備賞識魏延是經得起考驗的。魏延在劉備去世後，仍有卓越貢獻。劉禪繼位，封都亭侯。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駐軍漢中準備北伐，任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建興八年(公元230年)，諸葛亮派延領兵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奚穀，延大破淮等，被升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
劉備破格提拔魏延，劉備可稱知人，惜諸葛亮用兵謹慎，不敢冒險，也就不能用奇計。魏延每隨亮北伐，常要求給他兵萬人，與亮異道會師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製而不許。延常說亮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魏略》記載延向亮所獻之策較詳細：“夏侯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群下計議，延曰：‘聞侯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禦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餘日，如此，則一舉而鹹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為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田，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當然，用兵要立足於萬全之計，以穩操勝券為上，但如果過於謹慎，有可冒之險而不冒，則不能用奇計建奇功。夏侯喜讀兵書而缺實戰經驗。“怯而無謀”，聽魏延之策，取長安大有希望，雖然孤軍深入有危險。鄧艾正因冒險偷渡陰平滅蜀而建蓋世功，聽延之策也許能有鄧艾之功。諸葛亮正因過於謹慎有可冒之險而不敢冒，致六出祁山，雖“安從坦道”而無功。劉備在時，從無立錐之地到取荊益兩州，稱帝西蜀；及諸葛亮執政隻能“以攻為守”而已，這與諸葛亮知人善任不如劉備有關。
3莫以相貌為標準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鬥量”，這是中國人民的一句有益的識才辨才格言。泰戈爾說得好：“你可以從外表的美來評論一朵花或一隻蝴蝶，但不能這樣來評論一個人。”以相貌取人，判人，沒有絲毫的科學根據。早在商周時期，呂尚就提出選將不能以外表為準，他說：“夫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有賢而不肖者；有溫浪為盜者；有貌恭敬而心慢者；有外廉謹而內無至誠者；有精精而無情者；有湛湛而無誠者；有好謀而不決者；有如果敢而不能者；有忄空忄空而不信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實者；有詭激而有功效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有肅肅而反易人者；有口高口高而反靜愨者；有勢虛形劣而外出無所不至，無所不遂者。天下所賤，聖人所貴，凡人莫知，非有大明，不見其際，此士之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事實上其貌不揚的人，有不少有才學的人，而相貌出眾的人，也有不少平庸之輩。任何人也沒有找到人的才能與人的相貌之間有必然的聯係。
識人不要以相貌為標準，才能真正地識人是否有真才實學，是否是真正的具備德才兼備的有用之才。中國曆史上大聖人孔子就主張識人莫以相貌為標準。
孔子說：“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卷67)
孔老夫子這人，“知過勿憚改”，他曾以言語來看宰予，以相貌來看子羽，後為他認為都看錯了，就公開承認自己的失誤。這不僅使自己，也使別人能接受“以貌取人”的教訓。
澹台滅明，武城人，字子羽，比孔子小三十九歲。他長得醜陋，欲拜孔子為師，孔子看了他那副尊容，認為難以成才，不會有大出息，因子羽是他的學生子遊介紹來求學的，孔子雖看不起他，還是收留為弟子。他在孔子那裏學了三年左右，孔子才知他是個貌醜而才高德隆的人，所以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學成後，曾任魯國大夫，後來南下楚國。他設壇講學，培養了不少人才。成為當時儒家在南方的一個有影響的學派。
宰予也是孔子的學生，魯國人，他以善辭令著稱，列言語科之首。也因他善辭令，孔子收他為學生。他自始至終跟隨孔子周遊列國。孔子對他的一些作風和主張有意見。有一次宰予白天睡覺，孔子說：“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論語·公治長》)這是說，朽腐的木頭是無法雕刻的，糞土一樣的牆壁是無法粉刷的，對予宰予這樣不可救藥的人，責備他是無用的。又說：“始吾於人，聽其言而信其行。於予與改是。”(同上)這是說，他過去是聽人言而信其行，宰予使他改了，現在是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宰予還主張改革舊禮製，認為守喪時間太長，影響生產，可使禮壞樂崩，應改為一年，因而遭到孔子的斥責。所以，孔子說“以言取人，失之宰予”。
也許孔子在這方麵又把宰予看錯了，宰予主張一年喪，未可非議，說明他敢於改革舊禮製一些不合時宜的事。宰予是個德才兼備的人，孔子曾派他出使楚國，楚昭王認為楚國的官尹中沒有任何人的才能可以與之相比。楚昭王要把一輛華麗的車子送給孔子，他以理拒收，受到孔子的稱讚。他在孔子弟子中是個有所建樹的人，唐玄宗開元八年(公元720年)被列為“十哲”之一，配祀孔子。因宰予有一次在白天睡覺，孔子竟斥為“朽木不可雕也”，這是孔子又一次犯了以貌取人的錯誤。
在中國古代知人的經驗教訓中，以貌取人還是看人重在其行，這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知人之法。前者隻看人的外表，而後者看其實踐如何。前者知人多誤，而後者則較能揭開人的真假、善惡、美醜。
以貌取人，連聖人孔老夫子也犯這種錯誤，他就公開檢討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因子羽貌醜曾看不起他，其實子羽是很有德才之士。人的外貌跟內貌沒有必然的關係，因而以貌取人多誤。
所說外貌，不隻限於人的相貌，還包括人的表麵的種種表現和印記，據此而取人，曆史的教訓甚多。如：南宋宰相張浚認為秦檜“議論剛正，麵目嚴冷，必不肯為非”，因而錯誤地肯定他是“不畏死，可共天下事”的“人才”，於是，推薦他參政，致錯用這個千古罪人。及秦檜得勢，他就被排擠在外，使南宋屈膝向金求和，張浚留下了終生的遺憾。以“隆中策”促成劉備三分鼎足於西蜀的諸葛亮，也犯表麵看人的錯誤。他因見馬謖熟悉兵法，理論上說得頭頭是道，盡管劉備對馬謖無實踐經驗而空論兵計認為是“言過其失”，臨死前特叮囑“不可大用”，諸葛亮卻不以為然。諸葛亮後來重用馬謖為先鋒，結果喪失戰略要地街亭，諸葛亮進無後據，被迫退回漢中，他第一次出祁山取得的輝煌戰果也就化成泡影，後悔不聽劉備之言並自責無知人之明時已遲了。還有不少人以資曆、級別、門第取人，而這些也不過是人的表麵印記，據此而取人也就多誤。魏惠王因公孫鞅是魏相公叔的家臣而看不起他，盡管公叔死前極力推薦，要惠王“以國事聽之”，惠王卻認為公叔病得糊塗說亂話，拒絕使用公孫鞅。公孫鞅便投奔秦國，為秦孝公所重用，結果是秦國日強，魏國日弱。賈誼才華、識見超人，二十餘歲就為漢文帝所重用，升擢為太中大夫，還擬任為公卿，當命大臣議定時，周勃等老臣因他年少資曆淺，極力讒毀說：“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竟聽其說而疏遠之，不用其議，派賈誼到外地任職，賈誼因不得誌憂傷而死，一代英才就這樣被埋沒了。有的以門第取人就多用庸才，如五代時後唐的創建者李存勖統一北方後，招人才以輔佐，要取門第高的士族為相，結果錯用了豆聲革、盧程等庸才，於國無用而有害，李存勖無有用之才輔佐，結果兵變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