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莫以個人好惡為標準
一個人是不是人才，應該以實踐為標準加以檢驗而得知，但在識人過程中，古往今來都存在以個人的好惡為標準的事實。武則天的夏官尚書武三思就說：“凡與我為善者即為善人；與我惡者，即為惡人。”以個人的好惡為標準來識人，這在曆史和現實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特別在識人用人問題上，不能搞五湖四海，而是搞小圈子、拉山頭，以我劃線，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與自己感情好的同誌，“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與自己感情、關係一般的，“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其實，這種以個人好惡為標準來識人，早在曆史上就有人不讚成。“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其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考察，不是專靠自己的耳聞目見，也不是私下聽某個人說了算。想要知道一個人的品德，就要了解他的行為；想要知道一個人的才幹，就要聽其言，觀其行。
一個領導者，是否堅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賢，是關係到人才命運的大問題。事實上，憑個人好惡、親疏、恩怨、得失看人用人的情況，決非僅有。有的人喜歡聽恭維話，把善於逢迎的人當成人才；有的人熱衷於搞小圈子，對氣味相投的人倍加欣賞；有的看重個人恩怨，凡對自己有恩惠的，則想方設法予以重用；有的習慣於自己的“老一套”，偏愛於“聽話”、“順心”、“順耳”的。上述情況的存在，一方麵容易使某些德才平庸、善於投機取巧，甚至有嚴重問題的人得到重用；另一方麵又必然使一些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被埋沒，甚至遭受不應有的打擊。
應當說，憑個人好惡用人，其主要原因在於私心作祟。但是也有一些人其用心無可非議，但由於思想水平不高和思想方法不對頭，沒有識人的“慧眼”，“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結果同樣不能堅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賢的原則。宋朝宰相張浚初次見到秦檜，覺得他言詞剛正，表情嚴肅，認為這個人一定正派，便啟用了他，結果鑄成千古大錯。張浚的教訓就在於以言貌取人，並沒有了解秦檜的本質。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時常看到張浚式的人物，他們在看人用人上往往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偏見和感情用事所左右。有時這種問題並無挾私因素，所以較之有意識的打擊報複、拉幫結夥的錯誤，更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諒解和容忍。也正因為這樣，在上心安理得，在下有苦難言，其危害也就更加嚴重。
唯我型。此指那種以自己的是非為是非，嫉妒上司支持或重用他人(尤其是意見不同者)的人。這種人隻準上司支持他，若是支持了別人(不管對還是不對)，他就會對支持者說長道短。別人若是得到提拔，他就會感到難受，甚至會同上司鬧翻。同時，他還可能在領導班子中尋找新的支持者，其手段也多是卑鄙的。大家的關係本來都是正常的，由於唯我型親疏有別，很可能會人為地造成領導認識上的不一，問題就出在這裏。
實惠型。此指那種得了實惠就說好，有奶便是娘的人。這種人唯一的是非標準是看能給自己帶來多大好處，凡能給他帶來大好處的，他就說那人是大好人，除此，你給集體帶來的好處再多，他也全然不顧。領導成員是有分工的，有些能給部屬解決一點實際問題，有些則不然，不論是誰解決的問題，都應視為組織的力量，而不能歸結為個人的功勞。掌握實權的領導者中若有將組織對部屬的照顧歸結為個人對部屬關心的話，在部屬中，勢必會產生感恩於個人的現象。
順我型。此指那種對待部屬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領導者。這種領導者喜歡恭維，討厭挑剔，容不得半點反麵意見。在這種上司麵前，拍馬屁的常常吃香，剛正不阿的往往遭殃。該遭殃的吃香，該吃香的遭殃，部屬中勢必產生對立情緒。
5聽眾論以為鑒
知人，當然要靠人，既要靠用人者，也要靠聽眾論。
在古代，大都靠用人者慧眼知人，但靠人眼光看人，終究有局限性，即使善於知人的人，看人不可能全麵，也會知錯人用錯人，因此，智明之士提出知人用人要兼聽眾論。孟子就是如此主張的，他說：“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朱元璋也認為“辨邪正”也要兼聽眾論，他說：“眾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眾人悅之，一人惡之，未必邪也，蓋出於眾為公論，出於一人為私意。”要兼聽眾論，朱元璋不僅是口頭說了，而且是這樣做了。朱元璋統一天下後，整頓吏治時，曾錯捕不少人，但經其治下的人民派代表上京申辯，他查核屬實也就放回官複原職，有些因有善政反得到升遷。而不少官吏得到升遷也因得到人民喜愛所致。知人用人聽眾論，實際上是讓人民參加選拔人才和監督官吏，因而在明初，官吏不敢為非，有些錯用的人兼聽眾論而得到糾正。
所謂兼聽眾論有二種：一是聽取同時代人對所用之人的意見；一是采納古代人知人用人的意見，即借鑒他們知人用人的經驗教訓，也就是說以史為鑒，它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知人用人，其中不少好的意見，或稱理論，是從無數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
孟子的主張翻譯過來就是，左右親近的人都說某人不行，不要聽信；諸位大夫都說某人不行，也不要聽信；國人都說某人不行，然後加以考察，發現他真的不行，再拋棄他。左右親近的人都說某人賢能，還不行；諸位大夫都說某人賢能，也還不行；國人都說某人賢能，然後加以考察，發現他確實賢能，然後加以使用。
事實也說明，“一目之察，不如眾目之明”，一個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眾人的認識總比一個人的認識看得清楚和透徹。我們平常所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個人的優劣，群眾可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觀察，最後綜合得出的結論和總的看法就會更接近其本人的實際，以眾人的看法為標準也是識人標準之一。
6忌以貌取人
古人雲：膚表不可以論中，望貌不可以核能。這就是說，不能根據外表評價人的品德，不能看相貌估量人的才能。即不能以貌取人。觀察其相貌定是非，倒不如研究他的思想和他辦事的能力如何來得可靠。
識人愚智，不能隻看外表、聽言辭，而要試以官職，考其功能。
如果根據外表、容貌識別取人，就會因為不能任用子羽這樣的人而犯過；根據言辭識別取人，就會因為信任宰予這樣的人而犯過失。
戲劇《徐九經升官記》裏的徐九經，“皆因爹娘沒有為我生一副好五官”；結果便“才高八鬥我難做官”。皇帝老兒衣貌取人，不看本事看長相，讓他“頭名狀元到那玉田縣，當了一個小小的七品官”；王爺也是衣貌取人，以為相貌醜陋的徐九經，一定心靈也醜，所以竭力保舉他當大官，意圖讓徐九經為王府製造冤案。不料人不可貌相，這徐九經貌醜心不醜，要“做一個良心官”，寧可“剛做了大官，我又要罷官”，決不“做一個昧心官”，使王爺的如意夢成了泡影。《三國演義》裏的襄陽名士龐統，“上知天文，下通地理，謀略不亞於管仲、樂毅”，隻因長得濃眉厚唇，黑麵短須，衣帽不整，形象古怪，又是個矮個兒，劉備本來對他慕名已久，求之若渴，而一旦見麵，心裏馬上涼了半截，暗自嘀咕：此人其貌不揚，諒必腹中空空，要不孫權怎能不用?便不委重任而胡亂派了個差事。幸虧張飛到龐統掌事的耒陽巡視，發現龐統果然才能過人，報告了劉備，這才引起了劉備重視，趕忙請回龐統，向他作揖請罪，並委任他當了副軍師。要不是張飛當了“伯樂”，這位鳳雛先生雖是“千裏馬”，說不定要老死櫪下呢!
7不可求全責備
古人雲：龍有蛇之一鱗，不害其為靈，玉有石之一脈，不害其為寶。這說明識人時不能求全責備。
求全責備還是舍短取長，這關係到能否知人用人。求全責備，大才也被埋沒，天下無可用之人；能舍短取長，人人可盡其力，天下無廢人。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是人總有缺點，對人才而求全責備，即使有大才在身邊也視之而不見。戰國時衛國的苟變，很有軍事才能，能帶領五百乘兵，即三萬七千五百人，那時能帶領這麽多兵，可說有大將之才了。子思到衛國，會見衛侯時向他推薦苟變，衛侯說知道這人有將才，可是，他當稅務官時白白吃了農民的兩個雞蛋，所以不用他。子思聽了，要他千萬別說出去，不然，各國諸侯聽到了會鬧笑話。子思指出這種“求全責備”的思想是錯誤的，認為用人要像木匠用木一樣，“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合抱的大木，爛了幾尺，木匠也不會棄掉它。今處於戰國之世，正需要軍事人才，怎能因白吃兩個雞蛋的小事而不用一員大將呢?因子思的話說到點子上，衛侯的思想才能轉過彎來，同意用苟變為將。如果沒有子思的推薦和教導，有大將之才的苟變就因白吃兩個雞蛋而被衛侯棄置不用了。
領導者對人才的求全責備，不隻不能知人，且將會陷害人才。曆史上不少賢才之所以蒙冤，都是由於君主喜歡追究小過，如司馬遷隻不過為李陵說幾句公道話，卻被漢武帝處以腐刑，使他遺恨終生。蘇軾因對朝政有意見而寫幾首諷喻詩，卻蒙“烏台詩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貶逐，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而在曆史上，因上苛求人小過，別有用心的和溜須拍馬之徒就趁機投井下石，極盡其吹毛求疵之能事加以誣陷，因此，賢才蒙受不白之冤的事就更多了。
有鑒於求全責備失才害賢，孔子對仲弓問政特別強調：“赦小過，舉賢才。”曆史上，能知人善任者都是如此。齊桓公發現寧戚是個人才，決定要用他時，有人主張調查他是否有問題後才確定，桓公說：“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善，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於是，封他為卿，用寧戚之所長，讓他負責農業部門的工作。後桓公能稱霸，寧戚起了重要作用。劉邦用陳平，有人告陳平“盜嫂受金”，劉邦責備推薦人魏無知，無知說：“臣所言者能也；陛下何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處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從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劉邦因而不計較陳平小過而重用之，後劉邦能開創漢朝，陳平是立大功的。範仲淹選拔人才也多取氣節而略小故。他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開設幕府，選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職而還沒有複職的人。有人懷疑他用人是否適當，範仲淹說：“其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不因事起之，遂廢人矣。”因此，範仲淹所選拔的人，大多有真才實學。
司馬光於公元1086年上書朝廷也指出：“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任授，則世無可棄之士。”司馬光所說確是至論。
唐太宗看人總是看人的主流，而不斤斤計較人的小過，故能知人之長而用之。房玄齡、杜如晦被太宗所重用，肖禹向太宗說他倆短處，讒他倆“朋黨比周，無心奉上”。唐太宗說：“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苛求也，自當舍其短而用其長。”因唐太宗深知二人，不為肖禹讒言所惑。始終予以信任。
管理者一定要能夠正確對待知識分子的某些缺點和不足。使用時，一定要有“力排閑言碎語”，不怕“吹冷風”的勇氣和魄力。現在，在我們一些單位的人才使用中，常見一些人自覺不自覺地在遵循一條所謂的“保險法則”，叫做“有反映者不要輕易使用”，由此往往導致一批賢能之士、開拓創新之才被拒之於門外，而某些平庸之輩卻容易得到重用。
識人切忌求全責備，就是識人看本質，看主流，不能因有點短處而不見其長處。科學地對待人的短處和長處，人才是有的，不要因為他們不是全才，不是黨員，沒有學曆，沒有資曆，就把人家埋沒了。善於發現人才，團結人才，使用人才，是領導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標誌之一。
富於領導經驗的同誌總是經常向自己提出問題。例如，當他認為某個下級不得力時，他就著重問自己“這個下級有什麽長處?”“現在交給他的任務能否發揮他的長處?”“自己為發揮他的長處創造了哪些條件?”如果這些都做得不好，“不得力”的責任就應該在自己，而不在這個下級。
高明的領導人懂得，得力或是不得力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關鍵在於使用是否得當。用其所長就得力，用其所短就不得力。用人最忌諱勉為其難。如果硬要下級幹他不善於幹的工作，自然難於獲效，久而久之，還會導致上下級關係緊張化。
對待上級和同級也是如此。利用上級的長處，既有利於上級的工作，也有利於下級的工作。例如，有的上級善於從統計數字中看出問題，有的善於抓典型分析。下級就應當根據上級的不同特長，給前者多提供準確的統計數據；而給後者多提供有代表性的典型。這樣，不僅給上級工作提供了方便，也便於上級了解下級的工作。對同級也是如此。用其所長，才能互相支持，要求人家做辦不到的事情，必然影響兩家關係。
看別人的短處容易，看別人的長處難，這是阻礙我們“識人之長”的障礙。例如，對待下級，領導者往往對其缺點和短處敏感，而使其優點和長處被掩蓋。再如，選人，我們過去常常本末倒置，不是從使用出發，著重了解其所長，而是把注意點放到被選者有哪些毛病，一再細致地了解其短處，這樣做，就算選到短處不多的人，但也很難是很有本事的人才。其結果勢必逼著我們去幹那種用其所短，勉為其難的蠢事。選人的原則，應當不是選沒有毛病的人，而是選有本事的人。往往長處明顯的人，短處也明顯，如果隻著眼於短處和缺點，就會選不到有用的人才，因此也就做不到用其所長。
當然，這不是說可以不顧及缺點和短處。對待缺點和短處，領導者的態度是，如果不影響交給他們的工作和長處的發揮就不必苛求。領導藝術的作用，是如何運用組織手段和思想工作，克服短處，使其不發生影響，而不是聽之任之。譬如對於那些品質上存在某些缺欠的人，盡管他有一技之長，也不能忽視其問題，要在用其所長的同時，輔以必要的措施，防止給我們的事業帶來損害。
識人切忌求全責備，這就要求我們的人事部門，尤其各級的領導者和管理者要知人之長，善用其長。如果“喬太守亂點鴛鴦譜”，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即使是委以重任，也是違背現代管理原則的。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用唯物辯證法的語言說來，就是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會同時有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對一個人來說，有長處必有短處。《三國演義》中的周瑜，可謂文武雙全，既能出謀劃策，又會領兵打仗，這是其長；但氣量狹小卻是很大的短處。諸葛亮足智多謀。治國治軍出類拔萃，人們都欽佩由衷；但“事必躬親，後繼無人”卻又是其長中之短。
識人切忌求全責備，就要破“求全的心理”。切忌寧肯使用“低能好駕馭者”，也不願起用“高能難馴服者”。
8賢之標準
古人說得好，“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這就是說，射箭的人如果不是射中事先確定的目標就算是善射，那麽天下的人都是羿那樣的射手了。從識賢的視角來說，即指天下如果沒有公認的是非標準，那麽人人都是堯那樣的聖人了。這就告訴我們，識別人才應該有標準，識別賢才也應該有識賢的標準。如果沒有識賢的標準，就會出現“有賢不能知，與無賢同”。有賢良之才而不能識別，與沒有賢良之才不就一樣了嗎?可見，如果世上沒有識賢的標準，對賢才不能認識、發現，將極大的浪費、埋沒人才。
那麽，什麽是賢才呢?因其曆史條件的不同其識賢的標準是不完全一樣的。當然，從總體上看，既有同中之異，也有異中之同。識賢，論人物當論是非，不當論成敗。這就是說，評價人物應以是非為標準，而不應該也不能看其成功或失敗作為唯一的標準。
古人雲：道遠知驥，世偽知賢。這就是說，道路遙遠，才能識別出千裏馬；世道欺詐，才能識別出賢良的人。這說明隻有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識別賢愚，辨別真偽。事實也是如此，“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駑良”。工具一定要經過試用，然後才知道它究竟鋒利不鋒利；馬一定要拉車，然後才知道它究竟是劣馬還是良馬。這更是說明了隻有經過實際工作的考驗，才能識別、分辨出賢才和庸才。
古代思想家莊子對於識賢也提出了一種標準。他在區分什麽是聖人與賢人時說過：“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莊子的這種識賢標準就是說，以仁德分施給人稱為聖人，以錢財分施給人稱之為賢人。
漢代學者王符在《潛夫論·論榮》中指出，“賢愚在心，不在貴賤。”意思是說，區分人是不是賢才，在於思想品質的好壞，而不在於出身的貴賤與地位的高低。
唐代詩人白居易也說過，“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這就進一步說明了，出身的貴賤，地位的高低不能作為識人是否是賢的標準。
對於識賢的標準問題，古人還告誡人們下麵這一種識賢標準是不可取的。即“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為賢，以世俗之所毀者為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奸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愈甚，則國不免於死亡。”(見《六韜·舉賢第十》)意思是說，如果君主認為一般人所稱讚的是賢人，一般人所詆毀的是不賢的人，那麽黨羽多的就會被任用，黨羽少的就會被排擠。這樣奸邪勢力就會結黨營私而埋沒賢人，忠臣無罪而被置於死地，奸臣以虛名騙取爵位，社會就會愈加混亂，國家也就不能避免危亡了。
在中國曆史上，把能不能糾正自己的錯誤和過失及敢不敢及時向君主諫言其過失而作為識賢的標準。例如，春秋時期的齊國賢相晏嬰就是采用了這一標準來識賢的。
高繚在晏嬰的相府裏工作，已經三年，沒有什麽過錯，晏嬰辭退了他。左右的人認為這不近情理，對晏子說：“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嬰說：“嬰，廠火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嚐弼吾過，是以逐之也。”(《說苑·臣術》)
晏嬰辭退高繚的唯一理由是不能匡正其過。因為晏子認為自己是“灰陋之人”，意思說自己見識不廣，不能沒有缺點，所以要用“四維”即禮、義、廉、恥來要求自己，才能不犯錯誤以行直道。而高繚事己有三年，沒有提過意見以糾正自己的過失，所以留下這種人對自己沒有幫助，便辭退了他。可見，晏嬰的看法與左右截然不同，雖然高繚沒有什麽過失，但無所作為就是最大的過失。
在用人上，有兩種人，一是喜歡人阿諛奉承，而厭惡人提與己相反的意見，因此，盡忠者遭排斥，巴結者得信用，這麽一來，有錯改不了，錯誤就日多日嚴重，結果是：於己有害，於事業有損。另一種是聞過則喜的人，晏嬰就是這種人，他深知“人孰無過”，知過則改，就可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而改了錯誤，所做的就正確了。因此，晏嬰把能不能糾正自己的錯誤作為賢不賢的標準之一。能者則留用，不能者則辭退。晏嬰是春秋時齊國的賢相，正因他能聞過則喜，故用得其人，齊國治理得很好，政治穩定，人民安樂。
9英雄之標準
伏契克說過：“英雄——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在決定性關頭做了為人類社會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
劉劭在《人物誌》一書中有一節《英雄》篇。他把英和雄分別為兩個概念：“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如果一個人聰明過人有“英”的素質，但沒有“雄”的膽略，則其聰明謀劃無從實現；如果隻有膽量而沒有聰明機智，則其雄隻能是無謀之勇，也難成事。因此，在用人的時候應當把兩種素質結合起來，劉劭舉漢初的例子說：張良“聰明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可以算英，韓信“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可以算雄。“故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
樊姬是春秋時楚莊王的夫人，她認為宰相不薦賢不能稱為賢相，她這個論點見於劉向《新序·雜事》：
有一次，楚莊王上朝後回來很晚，樊姬問其故，莊王說：“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
樊姬問：“賢相為誰?”莊王說：“為虞丘子。”
樊姬掩口偷笑，莊王問她為什麽笑?她答道：“妾幸得執巾櫛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能進與妾同位的數人。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嚐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為賢?”
楚莊王明日上朝，將樊姬的話告訴給虞丘子。虞丘子叩頭說：“如樊姬之言。”於是，虞丘子辭去宰相位，推薦孫叔敖代之。
虞丘子聽樊姬的話承認自己的嚴重缺點並主動改正，薦賢以自代，也稱難能可貴，故他辭相後被人尊敬為國老。但更可貴的是樊姬能指出宰相虞丘子的要害，使他讓位給孫叔敖，在孫叔敖的輔佐下，楚莊王終於稱霸：孫叔敖任相後，輔佐楚莊王整頓內政，發展經濟，在期思、雩婁(今河南商城東)興修水利，又開鑿芍陂(今安徽壽縣安豐塘)，蓄水灌田，促進楚國經濟發展，國力增強。楚晉在必阝(今河南滎陽北)之戰中，孫叔敖輔助楚莊王指揮楚軍，大敗晉君，國威大振，使魯、宋、鄭、陳等國陸續歸附，楚莊王成為霸主。
孫叔敖輔佐楚莊王稱霸，樊姬是有大功的，有雲：“一語興邦”，信然。樊姬是楚莊王的寵姬，但她沒有嫉妒之心，也許是出於古代所謂的“婦德”，她不是不欲君王寵愛集於一身，誠恐這樣有損楚莊王的名義，為了愛楚莊王，所以主動推薦了跟她一樣地位的幾個美女。也許她由此而推理，如果宰相虞丘子是愛王愛國的話，也應推舉賢臣以幫楚莊王治理好國家。可是，虞丘子當了幾十年的宰相，卻沒有推薦一個賢人，不推薦賢人哪能稱為賢相呢?她的理由是：“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這麽說從正反兩方麵看，都不能稱為賢相：知賢而不推薦，顯然，作為宰相不是嫉賢妒才，就是另有所想，這肯定對君主不忠；宰相位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輔佐君王領導群臣，而他卻不知哪個是賢人，因而無法推薦，這就是不智了。不忠不智的宰相，當然不能稱為賢相。
更重要的是，從樊姬對宰相賢不賢的評論中，可以得出衡量宰相稱不稱職的標準，即能否薦賢，這是因為：作為宰相，要輔助君主治理好國家，不能隻靠宰相一人，要有眾多的賢臣共同輔佐才行。不然，即使這位宰相很有才幹，也不可能把國家治理好。因此，宰相的主要職責，應是薦賢，如此才能說是稱職的賢相。反之，則不能配當宰相。
曆史無數事實說明：凡雄實多奸，不奸難成雄。翻開中國古代曆史，隻講“仁義道德”的，有哪幾個能稱雄稱霸，並一統天下?春秋時，宋國的君主襄公與楚國爭霸，襄公很講究“仁義”，作為他行動準則，打仗時也如此。宋楚兩軍戰於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楚軍正在渡河，宋將目夷主張乘機出擊，宋襄公拒絕說：“君子不乘人之危。”等到楚軍渡河，尚未排成陣勢，目夷又請出擊，宋襄公說：“君子不攻不列成陣勢之敵。”楚軍排成陣勢，宋軍進攻被打得大敗，襄公也受了重傷。像襄公這樣講“仁義”的人，人是好人，但哪能爭霸。又如趙國成安君陳餘，也是個講究“仁義”的儒者，他與漢韓信在井陘決戰時，韓信隻有兵數萬，他擁有二十萬，李左車認為井陘路狹，派奇兵斷漢軍後，堅守勿戰，彼無糧，進退不能，必敗。陳餘卻認為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其計，結果韓信用詐謀奇計將之打敗，陳餘被擒殺。也許有人認為劉邦不是稱為“忠厚長者”而一統天下嗎?其實劉邦得天下的原因之一，是他為人狠毒：項羽要烹他父親，他說：“幸分我一杯羹!”他兵敗逃亡，怕車重跑不快被敵所追，幾次把兩個兒子推下車；他得天下後，卻把為他拚死打敗項羽的韓信、彭越、英布殺了。劉備不也是被美化為“仁君”嗎?事實上，劉備的詐偽不下於曹操，他從不甘心居於人下，暗中都有自己的圖謀，他入蜀，見劉璋聲聲稱“同宗兄弟”，實是千方百計在取而代之。曹操問裴潛：“卿昔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答道：“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劉備可稱一代梟雄。
喬玄和許子將都以知人著稱，他倆都曾預料曹操其人，基本上都準確，但以許子將的評價較中肯。
《三國誌·魏書·武帝紀》記載：曹操少時機警，有權謀，喜任俠，好出獵，遊**無度。這時，人們都不感到他有什麽奇特之處。時任太尉的喬玄，卻特別賞識曹操，對他說：“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世說新語》記載與此大同而小異。曹操少時拜見喬玄，玄說：“天下方亂，群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恨吾老矣，不見君富貴，當以子孫相累。”
許子將對曹操的預料也差不多，喬玄對曹操說：“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曹操便往拜訪許子將，許子將納之，由是知名(《世說新語》)。曹操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說：“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大笑(孫盛《異同雜語》)。
以上喬玄、許子將對曹操的評價基本上是一樣。喬玄對曹操是充分肯定的，認為天下將亂，能撥亂反正的是曹操。以至將子女相托。但《世說新語》說喬玄稱曹操是“亂世之奸賊”，“奸賊”全是貶義，與喬玄稱讚曹操的主調不一致，殊令人費解。倒是許子將的評價較中肯、貼切，認為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許曹操認為許子將的評價切合他的實際，說到點子上，且不認為是貶他，才高興得大笑。
“奸賊”與“奸雄”涵義不一樣，“奸賊”是全貶，即奸惡之賊也；“奸雄”雖有貶義，但奸雄亦雄也，重要的還是雄的一麵。清代評點家評點人物用“奸雄”二字，實是英雄、豪傑的同義語，往往是互相混用的。毛宗崗在評點曹操時，多次說他“奸得可愛!”既奸得可愛，就是不惡了。也可以說，“奸雄”的“奸”字也指權謀幹略，如果沒有權謀幹略是不能成為“奸雄”的。
許子將說曹操是“亂世奸雄”，確是有知人之明。當然，奸雄曹操也心狠手毒，品質上有其惡的表現，如殺呂伯奢全家，借王腦袋息眾怒，夢中殺人，等等，但他一生所為主要還是體現他“雄”的一麵；曹操以其雄才大略，知人善用，抑豪強，重農業，輕賦稅，“挾天子以令諸侯”，芟除群雄，統一北方，他不僅是魏國的締造者，也是爾後中國獲得再統一的奠基者之一。決不能因他有惡的一麵，像舞台那樣把他描繪成白臉大奸臣，他是一個有嚴重缺點的英雄，是推動曆史向前發展的英雄。這便是許子將所預見的“亂世之奸雄”。從“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來說，帥才和相才則屬於英雄。
帥者，統領全軍之將也；相者，輔佐也。這裏所說的“帥才”，是指那些能夠勝任一個地區、一個部門或一個單位的“一把手”這樣職務的人才，“相才”則是能夠勝任“第二把手”職務的人才。
帥才的最大特征是舉重若輕。正因為此，帥才不管在何種情況下，都能夠處之泰然，所謂大將風度是也。遇到重大問題，一下子就可牽住它的“牛鼻子”，不會被瑣事困擾。但他有明顯的缺點，那就是不拘小節。
相才的最大特征是舉輕若重。正因為此，相才往往會將小事當作大事來辦，日理萬機，任勞任怨，處事穩妥可靠，很少會出現紕漏。但他由於身處繁雜事務之中，所以有時會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表現得不甚敏感。
帥才需要相才的輔佐，相才需要帥才的指點。帥才是“藍圖”的設計者，相才是“藍圖”的實施者。帥才是相才才能得以充分發揮的良師益友。二者共鑄大業，可以說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當我們談到識英雄之準繩的時候，不可忘記三國時曹操和劉備曾有過關於識英雄的對話。他們也有自己識英雄的標準。
三國時，劉備是一位起步不晚，但成事很晚的人物，以至於有一段時間，他不得不作為曹操的客卿，而寄人籬下。《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對他與曹操的關係，通過二人的一言一行，描繪得淋漓盡致。
一天，劉備與曹操對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掛，操與玄德憑欄觀之。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
玄德曰：‘未知其詳。’
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誌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曆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
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
操曰：‘休得過謙。’
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於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
操曰：‘即不識其麵，亦聞其名。’
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為英雄?’
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
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之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為英雄?’
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
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
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
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誌，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誌也。’
玄德曰：‘誰能當之?’
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玄德聞言，吃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箸，不覺落於地下，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
玄德乃從容俯首抬箸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
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
曹操這個人，自古以來，褒貶不一。其著名的格言是：寧可我負天下人，決不使天下人負我。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我可以對不起任何人，但決不讓任何人對不起我。從此人的語言態度來看，這人算是壞透了。但實際上，曹操在行為上，並不盡然。今天，有些企圖模仿曹操將自己塑造為一個大政治家的人，也奉曹氏的格言為座右銘，那恐怕就大錯特錯了。眾所周知曹公還是愛才如命、愛兵如子的人物。曹操對劉備可以說是獨具慧眼的。曹與劉的對話一開始，曹操就向劉備提出了“龍”的概念，並指出了龍的行為：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吞雲吐霧，小則隱藏若無，升則騰飛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接著，曹操又進一步點明，龍者即當今天下大亂之時的英雄。並將了劉備一下：你劉備屢敗屢戰，飽經風雨，對天下英雄，一定是心中有數的。劉備作為曹操的客人，本已成龍困魚池之勢，伸腰不得。今天，讓主人一點，更是心中不安，於是隻好揣著聰明裝糊塗說：我是肉眼凡胎，看不出誰是英雄。可曹公作為主人，並不恭敬地指出：你別假謙虛，讓你說，你就說。劉備呢，采取了進一步回避的態度硬是裝傻充愣說：我承蒙提拔，當了國家幹部，隻知道工作，沒有機會知道誰是英雄。但曹操仍然讓他說，劉備無奈隻好將封建割據的大頭頭們，挨個兒說了一遍，曹操一一給予十分刻薄的評價，指出：這些人都是碌碌無為的庸俗小人，不足以稱道。劉備表示除了這些知名度極高的人物之外，他確實不知道還有誰是英雄。曹操告訴他：所謂英雄，就是胸懷大誌，腹有良謀，具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誌的人。劉備問：誰可以當之無愧。曹操用手指著劉備，又指著自己說：“今天下英雄，隻有你和我。”劉備一驚，嚇了一大跳，手裏的筷子，失手落在地下。恰在劉備筷子落下的時候，雷聲大作，劉備趁機巧借驚雷掩飾自己被人說破心中秘密的恐慌。
通過這段對話，我們可以看出，這一番表麵是聊天的對話，暗地裏卻是一場刀光血影般的角鬥。從談話的一開始，曹操就一針見血。劉備作為天下第二個英雄，戰戰兢兢地在曹操的刀下苟活著，如履薄冰。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謹慎。整個對話的過程就是曹操咄咄逼人地進攻，劉備一讓再讓，最後讓到無路可走的地步，曹操一語點破：天下英雄，你我而已。一山不容二虎。
10識人與相人有別
識人與相人看起來似乎是一回事，其實並非如此。識人與相人雖有一定的聯係，但二者也是有區別的。相人作為識人的一種類型，主要是相人之表麵，正如我們常說的“相麵”。相麵主要是對人的外表的一種認識。人都有一副臉，就是平時所說的麵子。某一種身份的就有某一種麵子。我們認識了人的麵孔，就是一種相人的具體行為，當然還包括其體態、衣著等外部表現。但知人知麵不知心還不行。所以，相人隻是識人的一種前提和基礎，要想真正了解一個人，還必須從相人進入到識人的階段，即從第一印象進入到對第二印象的認識；從對外形的認識進入到對內心的認識；從人的表麵現象進入到對人的本質的認識，從一級本質到二級本質，從二級本質到三級本質的認識。可見，相人與識人的區別在於相人主要是相“形”，識人主要是識“心”，相人是對人的表麵現象的認識，識人則是對人透過現象對人的本質的認識。
看人要看其本質
本質，是說原來的本質，本質與素質的意義一樣。素質包括德才兩方麵。德的素質有好壞、忠厚、老實、公正，這是好的品質；奸惡、虛偽、自私，這是壞的素質。人的素質也有高低之分，高的素質如精明、能幹、敏捷，低的素質如愚笨、庸劣、遲頓。看人，主要是要弄清其人的本質、素質，這對於了解其人是很重要的，也可以說是知人、用人的關鍵環節。
《列子·說符》記載了伯樂推薦九方皋相馬的故事：
秦穆公對伯樂說：“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答道：“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夫，若此絕塵弭徹，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以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在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便召見，派他去求千裏馬。三個月後，九方皋回來報告說：“已得之矣，於沙丘。”穆公問：“何馬也?”九方皋說“牝(母馬)而黃”。穆公派人去取馬回來，卻是一匹黑色的牡(公)馬。穆公很不高興，派人叫伯樂來對他說：“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牝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說：“一至於此乎!是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觀，天機也，得其精是棄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而遺所不視。若皋之相，乃有貴乎馬者也。”穆公叫人去把馬牽給伯樂一看果是一匹千裏馬。
秦穆公認為九方皋連馬的顏色和是公是母也分不清，能懂得相馬呢?而伯樂卻說九方皋相馬的本領比他強千萬倍，因為九方皋相馬是看它的本質，是否具有千裏馬的特征，至於什麽顏色，是公是母，他沒有必要注意。從九方皋相馬中給人們一些什麽啟示呢?
相馬要把握它的本質特征，相人也應如此。善於知人用人者，都是從人才的本質特征中去考察，而不為其表麵一些現象所迷惑，凡在知人用人上的失誤，都是隻注意人才的一些表麵現象，如貌好、會說、順眼、合意等等，對於其人的德才卻沒有深加考察。人才的內涵，主要是德才二者，而德是人才的靈魂。一個大有作為的人才，其才必須是建立在良好的德行的基礎上；如果德行敗壞，就不能更好發揮作用，甚至可能走下邪道，害國害民害己。
據劉向《新序·雜事》記載：戰國時楚國有個善相麵的人，他所相的人都沒有失誤，因而名聞全國。楚莊王聽說便派人召他來，問他相人為何如此準確?他答道：“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者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事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相人者一般都是根據人的“生辰”、“骨相”、“手紋”而推測，而這位相人卻不用此法，而其能準確相人，他坦直地說：“能觀人之交也”。這就不是亂猜測，而是有科學根據的。他觀人之交是什麽樣的人，就可斷定他是什麽的人。楚莊王聽了讚說：“善!”於是招聘四方賢士，賢士推薦賢士，因而得到孫叔敖、子重等賢臣輔佐，終於建立了霸業。
11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識人要做到科學、客觀地認準選準人才，必須認識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據《資治通鑒》記載，唐朝時期，太宗問大臣魏征：“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魏征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領導幹部和人事部門的工作人員考察幹部和識別人才必須做到全麵。不僅要聽取考察對象本人的意見，聽其言，觀其行，了解其過去曆史情況和現實的表現及其未來的發展前途，同時要聽取廣大幹部和周圍群眾對其基本的看法；多聽聽來自各方麵人的意見。不僅要聽廣大群眾對其優點的看法，而且要聽對其缺點的看法，這樣才能知人善任，做到人盡其才。當然，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對他們不能以偏蓋全，求全責備。同時，要用發展的眼光識其人，既要看到長中之短，更要看到短中之長。在識人的過程中，順言要聽，逆耳之言也要聽，做到全麵調查，全麵分析，以公心為國家為人民識才選才。
古人雲：“偏聽則暗，兼聽則明”。這就是說僅僅相信一人之見，或一孔之見，往往對事和人的看法會產生偏見和片麵性；如果多聽聽絕大數人的意見，集思廣益，則對事和人的看法能得出比較客觀和全麵的看法。在識人的問題上，更應該堅持做到兼聽則明的原則，隻有走群眾路線，聽取群眾的意見，才能識準人和選好人才。
劉邦有個優點，就是能常常願意采納部眾的意見，這就讓部下很願意為他打仗出力和敢於提建議。正因為如此，他手下謀士濟濟，猛將如雲。一些才士能人被重用，怎麽能不竭盡忠誠呢?“士為知己死”嘛。
就以張良為例吧。他出身於韓國貴族，與草莽之夫的劉邦不同。這樣一個張良，有智有勇，卻樂意死心塌地為劉邦所用，還稱劉邦“大度能容”，可見劉邦的度量的確有過人之處。
張良初次見到劉邦時，就將兵法戰策的秘笈獻給了劉邦，沒想到，劉邦立即采用了其中的戰法。張良感念之餘，說：“劉邦真是受天承運的人啊!”
蕭何的情況亦差不多，他曾是劉邦的上司。但是後來，他輔佐劉邦，甘願做了第二號人物，也是由於劉邦的大度和魅力。
另一位傑出人物陳平原是項羽的部下。由於項羽的器量狹小，於是陳平投奔劉邦，劉邦對他絲毫不懷疑，還立即起用他為智囊人物，對他十分厚待。後來，陳平六次獻奇策，救了劉邦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