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易知，知人不易。古往今來無人不曉，無人不知。但天下無難事，隻怕有心人。在眾多的有心人中，中國古代的思想家莊子應算是其中突出的一個。他探索的識人的方法至今仍不失為是我們識人的良方。
莊子說，識人要“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能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態，雜之以處而觀其色。”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莊子提出的識人之良方，其主旨是：將所識之人派到遠處工作，遠則難監督，所以可考察他是否忠誠；派在身邊工作，容易相熟而沒有拘束，故便於考察他是否恭敬；在情況複雜的時候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急促之間詢問他，看他的智慧如何；在緊迫的情況下和他相約，看他是否守信；托付其管理財物，看他是否不貪；告知危急情況看他的氣節如何；當他醉酒時，看能否守規矩；將其放在男女雜處的環境裏，看他是否好色。莊子的識人之良方，既是對前人的總結，又給後人以深刻的影響。在莊子前後，也有不少的人論述過有關識人之良方的一些主要內容。我們今天應當將這些祖國的珍寶加以愛護、繼承和發揚光大，在時代的發展中重奏識人的交響曲。
1遠使之而觀其忠
“遠使之而觀其忠”，也是識人學上對人們識人共識的總結和理論上的升華。在現實生活中，確實需要“遠使之而觀其忠”的必要。因為在一些人看來，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工作，可以隨心所欲，想幹什麽就幹什麽，想要什麽就要什麽，甚至視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不顧，目中無法，搞錢權交易，權力交易，借公濟私，損公肥私，吃喝嫖賭，“五毒俱全”。在遠離中央政府的地方工作，上級難管到，群眾管不著，這些人也難以忠於國家、忠於人民。結果還會出現“人或許忠直誠實卻不如荒誕欺騙，或許靈魂醜惡反而做大官”。這種人總是當領導麵前拚命幹，領導不在時就不幹。領導在場時總是規規矩矩，領導不在場時就為所欲為。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也有更多的同誌是領導在場與不在場是一樣幹工作，尤其是領導不在時，工作照樣幹得出色。為什麽在遠離領導的地方工作，有的人就幹得很出色，有的人就幹得很糟呢?關鍵問題就在於是否忠誠。
忠誠老實，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從精忠報國，心昭天日的嶽飛，到“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劉胡蘭；從革命前輩的“舍小家為大家，舍自己為人民”，到人民解放軍的“為人民吃虧光榮，為祖國獻身值得”，無不體現中華民族的忠誠老實的優良傳統。
《北史·古弼傳》記載：魏太武帝拓跋燾到西河地區打獵，下詔給尚書令古弼，命他選肥壯馬匹給騎士，弼卻送來弱馬。拓跋燾大怒說：“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台，先斬此奴!”弼頭尖，拓跋燾常叫他“筆頭”，時人也稱他“筆公”。古弼的屬官知帝怒都害怕被殺，古弼泰然置之，安慰屬官說：“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誌，窺伺邊境，是吾憂也。選備肥馬務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幹，此自吾罪。”意是說，使君遊逸不舒暢，是小罪；而當前北有柔然、南有劉宋正在伺機侵擾，好馬要留下以抗敵，這是為國家計，寧死不避，主上英明是可以理論清楚的。拓跋燾聽到了，知古弼忠心為國，對他怒意全消，讚歎說：“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套，馬二匹，鹿十頭。後拓跋燾又到山北打獵，獲麋鹿數十頭，下詔要古弼派五十輛牛車來運載，詔書剛發出，他對侍臣說：“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於是便用馬運回。行了百餘裏，接到古弼上表說：“今秋穀懸費，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拓跋燾對左右說：“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
古弼之被稱為“筆公”，不僅是因其頭尖，主要因其人忠直如“筆”，一貫以國事民生為重，敢斥邪惡。有人上書說魏太武帝拓跋燾的花園和養動物的園子，所占的地方太廣了，而廣大貧農無地耕種，應該裁減園地大半，分給無地可耕的貧農。弼欲奏此事，適拓跋燾跟給事劉樹下棋，無心聽他的話，弼坐久了，心頭火起，便上前揪劉樹的頭發，拖他下床，刮其耳光，以拳擊其背，說：“朝廷不理，實爾之罪!”拓跋燾為之失色，忙放下棋，說：“不聽奏事， 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便奏事，拓跋燾敬其公直，不僅不罪，準其所奏，將園地分給無地少地的貧農耕種。之後，古弼免冠赤腳向司法部門自劾其不敬君之罪。拓跋燾叫他穿戴好，說：“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人者，雖複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
有忠直之臣，是因有英明的君主。拓跋燾不僅不治其不敬罪，反而大為讚譽，鼓勵他今後隻要是利國便民之事，要大膽去做，不要有所顧慮。也因此，古弼為利國而敢於抗旨，也被拓跋燾譽為“國寶”、“社稷之臣”，如果遇上那些迷於私欲的昏君暴君，古弼的腦袋早就搬家了。正因拔跋燾是英明之主，才能賞識古弼，也才會有這樣公直之臣。《舊唐書·李絳傳》記載：本司郎李絳為人忠直，以匡諱為己任。他在浴堂北廊奏對時，極論宦官縱恣、方鎮進獻等事，唐憲宗大怒，厲聲說：“卿所論奏，何太過耶?”絳堅持己見，申辯說：“臣所諫論，於臣無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缺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亻幸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中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隻是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耳。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憲宗見他忠直而情切，深為感動，慰喻他說：“卿盡節於朕，人所難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麵，亦須如此。”絳拜恩而退。唐憲宗隨即任命絳為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次日，麵賜金紫，並親為選良笏贈之。
唐憲宗是宦官所擁立，他與宦官關係密切，李絳上奏宦官縱恣不利於國，引起唐憲宗大怒。但唐憲宗是一個較有所作為之主，一般還能納諫，因此對李絳在其大怒之下，仍懇切陳辭，知其忠於己，才釋怒慰喻，大為賞識，故升官賞賜。這正是納諫拔忠臣。正因唐憲宗還能納諫，任用忠臣，他統治期間，唐朝曾一度中興。
2近使之而觀其敬
所謂“近使之而觀其敬”，就是指將所要識別的對象派到在自己身邊工作，因為天天在一起相見，容易相熟久而久之就會沒有拘束，但便於考察他的恭敬行為如何。也就是觀察在與人相交往的過程中是如何對待自己與他人的關係的。
古人雲：“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即為人處世一定要恭敬，要求自己一定要嚴格。“行謹則能堅其誌，言謹則能察其德。”做事謹慎，就能使自己誌向更堅定；說話謹慎，就能使自己德行更崇高。說明人應該言行謹慎，不亂說亂動。如果在自己身邊工作的人因相處比較熟了，而放鬆對其自身的謹慎，這是會出問題的。如同在平坦道路上行走的人放縱自己而腳下不留意，這樣，走快了就會摔跤；在艱險的道路上行走的人有所戒備而出腳很小心，故而走得很慢，跌不了跟頭。這就指出了越是平易的地方，越是要謹慎。同理，在領導身邊工作的人員越要謹慎。
當然，“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就是說，不知禮，雖然態度恭敬，卻不免勞頓；行為謹慎，卻不免膽怯；性情勇敢，卻不免莽撞；性格直率，卻不免急切。這是對待人處世的態度、行為、性情的要求。同時，也隻有“恭則物服，愨則有誠。”即謙遜敬慎，人們就會心悅誠服；誠懇老實，事情就會每每成功。說明為人必須謙遜誠實，這樣才會贏得人們的尊敬，也才會把事情辦好。
常言道，你敬人一尺，人家敬你一丈。尤其在領導身邊的機關工作人員，應該自律、自重、自愛、自尊、自勵，嚴格要求自己，樹立好的形象，不做有損身份的事，這樣，才能經受住近使之而觀其敬的考驗。
3煩使之而觀其能
“煩使之而觀其能”，即指在情況複雜時派他去工作，看他的能力如何。一個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但一般情況下是難以區分出來的，隻有在實際工作中，各種複雜多變的情況出現時，讓其所識對象去獨立處理，才能辨別其能力的高低、大小。
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善，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特，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誌。這就是說，凡是要考察一個人，當他仕途順利時就看他所尊敬的是什麽人，當他顯貴時就看他所任用的是什麽人，當他富有時就看他所養的是什麽人，聽了他的言論就看他怎麽做，當他空閑時就看他的愛好是什麽，當和他熟悉了之後就看他的語言是否端正，當他失意時就看他是否有所不受，當他貧賤時就看他是否有所不為。要使他歡喜以考驗他是否不失常態，使他快樂以考驗他是否放縱，使他發怒以考驗他是否能夠自我約束，使他恐懼以考驗他是否能夠自持，使他悲哀以考驗他是否能夠自製；使他困苦以考驗他是否不變其誌。
凡是要選用將帥，必須先考察他的品德才能，然後向他交待方略任務，讓自己估量能否勝任，進而讓他談自己的設想，包括要哪一種盔甲兵器，需什麽人做參謀、副手，要多少兵馬，用多少錢糧，哪裏置營，何時成功，自始至終的重要事項，都讓他們自己籌劃安排。“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所以，我們考察能力，然後才授與官職，這便是成功的國君。這也是我們“煩使之而觀其能”的目的所在。
4卒能問焉而觀其知
“卒能問焉而觀其知”，指匆促之間詢問他，看他的智慧如何。這是一種識人的方法。在應急情況，料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如何處理好這突如其來的事情，通常的人往往總是束手無策，處於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狀態。而對於智商高，應變能力、反映能力靈敏的人來說，即便遇到料想不到的問題像連珠炮地向他撲來，他也會從容不迫，遇險不驚地有條不紊地給以恰如其分地回答。
當在毫無任何準備的情況下，麵對突然提出的問題，要想作出令人滿意的回答，或對答如流地將問題一一分別作出了相應的回答，這是智慧一般的人所難以做到的。隻有智慧十分豐富，天資十分聰明，反應能力比較靈敏的人才能做到。尤其是在當今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時代發展的如此迅速的信息社會中，事物發展的迅速性，更需要思維敏捷的人才，解決和回答現實中許多迫切需要立即解決而仍未解決的一係列新情況、新問題。要識別這樣的人才，應“卒能問焉而觀其知”，事實證明，這是明智之舉。在實際生活中，有答記者問式新聞發布會，有學校上課的課堂上，學生突然向老師提出事先沒有料想到的各種問題，有在政治談判，經濟談判桌上的一方突然提出要求另一方立即回答事先未想到的問題，有在辯論會上辯論十分激烈時，各自向對方提出必須立即回答的千奇百怪的各種問題，從中可以識別出智慧高的人和智慧一般的人。
5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是莊子提出的一種識人的方法。 其意思是說，在緊迫的情況下和他相約，看他是否守信。“信”是為人之道。常言道，言必行，行必果。“信”就是要守信承諾，說到做到，其實，這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孔子說過：“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換句話說，就是指一個人如果缺乏誠信，那麽他就難以得到正麵的評價。可見，最起碼從孔子開始，中國人就堅信守信的重要性了。
在中國曆史上，有許多守信的生動事例。如春秋時期的“五霸之一”晉文公，當他率兵攻打“原”時，事先與部眾約好：三天之內，若攻不下“原”，就撤兵回國。結果約定的三天到了，可是“原”沒有降服。這時，探子來報：敵人快要投降了。眾部下也都勸文公再等一等，而文公說：“信是國家之本，庇民之所。若是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民無所庇，就會棄之而去。”於是，文公果斷地下達了解除包圍、撤兵回國的命令。
戰國時，秦國商鞅(公孫鞅)在國王的支持下，準備變法革新，為了獲得平民百姓的支持，商鞅在首都南門，豎一根三丈長的木杆，貼出告示：“將木杆移置北門者，給予三百兩黃金。”老百姓不知其中緣由底細，沒有人敢去搬，一天後，商鞅增加賞額至一千兩黃金。這時，一個膽大的決心去搬這根木頭。他費了半天功夫，累得滿頭大汗，終於將木杆移到了北門。商鞅當即指示，給他一千兩黃金。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秦國城鄉，老百姓都認為，商鞅言而有信，說出來的話必定能夠實行。這樣，商鞅即將推行的改革有了良好的社會輿論的基礎。
在現實生活中，“信”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有的人對下屬、朋友、同事先許下諾言，可是，過了一陣子就忘了。何況“急與之期而觀其信”，這樣的守信就更不容易做到了。正因為如此，所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作為識人的一種方法更難能可貴了。
6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在識人問題上，中國古代思想家莊子提出的識人之良方之一就是“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即指在考察識別人才時，通過托付給被考察對象以錢財而觀察他的廉潔情況。愛財如命，見錢眼開的人決不會是廉潔奉公的人。相反，隻要是真正的廉潔奉公的人，決不會損公肥私去爭不義之財。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 有殺身以成仁。從錢財來識別每個人是不是仁者，就是看其對錢財采取什麽樣的態度。為私而貪財者為不仁，為公而見錢財廉潔者為仁者。廉潔的人不追求不應有的財物。所以，古人雲：“廉者， 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即指官吏廉潔奉公，就是老百姓的表率；官吏貪贓枉法，就是殘害老百姓的強盜。縱觀古今中外的仁者，其共同的地方都是不貪為寶。
事實上，古今中外，大凡誌士仁人，明達賢哲，無不戒貪拒賄，一塵不染。據《左傳》記載，春秋戰國時期，宋國有人得了一塊美玉，把它獻給子罕。子罕不受，獻玉的人說：“我曾請有名的玉匠看過，認為這塊玉是寶才敢獻給你的。”子罕卻說：“你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要是把玉給了我，那就你我都失去了寶，不如你不送，我不收，使你我都保有自己的寶。”明朝的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記載了弘治年間一個吏部尚書寫在門上的一副對聯：“仕於朝者以饋遺及門為恥，仕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饋遺、苞苴，都指賄賂。就是說，在朝裏做官的接受到別人的非法饋贈，在外地做官的向朝裏進貢行賄，這都是可恥可羞的。明代一度賄風盛行，而兵部尚書於謙在做巡撫時“每入京”“未嚐持一物交當路”，他甚至賦詩抒懷：“手帕蘑菇及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表現了他“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高風亮節。清人張清恪，在任督撫時曾針對送禮行賂的醜行，寫過一篇《禁止饋送檄》，檄中說：“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厘一毫，民之膏脂。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雲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儻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這義正詞嚴的檄文，如“金繩鐵櫃”，使賄風大減。
貪夫徇財，其害無窮。所以，有名的“青天老爺”包拯曾說：“貪者，民之賊也。”明代有位官員，因貪贓受賄，事發後跳井自殺。朱元璋聽到此事後，對群臣說：“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他進一步發揮說：“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恥，小人見利則喜，聞義則不從，是故君子舍生取義，小人則舍生為利，所為相反。今其人死不足恤。”禮部尚書就此議論說：“其事可為世之貪汙者戒。”他們的說法不同，卻都指出了貪汙之害，甚於飲鴆，千萬放縱不得。
有人說：貪為私動，賄隨權集。這話是很對的。通常情況下，都是有貪就有賄。有賄則養貪，二者互相利用，互為因果。而大凡貪占的人，都是營私逞欲之徒；凡是行賄的人，又皆為投機勢利小人。他們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蛀蟲。到頭來都不會有什麽好下場。
應當指出，在黨風逐步好轉的今天，一些行賄的人，已不敢明目張膽地賄賂拉攏人，而往往采取“投石問路”、由小到大的方法，先是小小的一包煙，一斤茶，半斤蝦幹之類，隻要你喪失警惕，收將起來，他就算打開了缺口，由這個缺口，就“要擴大戰果”，由少到多，由低級到高級，每送你一次東西，就等於給你脖子上套上一根繩索，送之愈多，套之越多，以至於你不得不老老實實聽從他的擺布，為他效命。這就是貪心人上當受騙——出力賣命——嗚呼哀哉的“三部曲” 。黑龍江省賓縣一個被處了死刑的大貪汙行賄犯公然宣稱的“放長線、釣大魚”；“抓住兒子，牽住老子”的話，對於貪人應該是很好的一課!再者，為了掩人耳目，“夜行軍”已是行賄人的慣伎，他們總是利用夜暗，挾包提簍，悄悄溜到受賄者家裏，利用“你知我知別人都不知”以售其奸。所以，對這種“夜貓子”，更要保持警惕，如果來個啞巴吃餃子，不吭不哈進了肚，將來可是要吐也吐不出來的。等到因“嗟來之食”鬧起肚子疼，可就悔之晚矣!
戒貪拒賄不僅要“謹小慎微”，還要有膽有識，敢於公開頂住以至當麵揭穿行賄者的圖謀，這樣，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清代有個叫武承謨的官員，到任伊始，便懸聯宣告：“罔違道，罔口弗民，真正公平，心斯無祚；不容情，不受賄，招搖撞騙，法所必嚴。”楹聯一掛出去，人們爭相觀看，“平日紳衿之出入縣庭者(走後門行賄之徒)皆悚息危懼，有避至他省者”，可見其效果。據說，馬寅初在杭州任職時，曾遇到有人向他送來1000多塊銀洋，向他打通關節，以期早日批放那人縣長任命，馬寅初一聽，勃然動怒，拍桌大罵：“呸!真不要臉!竟活動到我頭上來了，這真是蚊子叮菩薩——找錯人啦。……我馬上打電話去揭露這家夥的花招，建議取消他的縣長資格。”那家夥的縣長好夢吹燈了。對馬寅初這樣的正氣浩然的廉潔之士，誰還敢再來自找黴頭!
有道是：“蒼蠅不叮無縫蛋。”其身正，邪氣自逃；心無貪欲，行賄者便無所施其伎，他們的“套絞索”、“牽鼻子”、“買俘虜”的戰術就不僅不能奏效，還將置他們自己於身敗名裂之地!
7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這是識人之良方之一。就是說，在識人時，告訴給所識的對象出現了危難的情況讓其處置，從其處理危難的情況來觀察他的節操。節操，即氣節情操，就是一個人在關鍵時刻和重大原則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政治立場和道德方麵的堅定性。我們中華民族曆來就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的傳統美德。兩千多年之前，中國古代思想家孟軻就說過：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句至理名言，已成為千百年來無數仁人誌士立身做人的執著追求。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格，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人格。國格是一個國家的榮譽、尊嚴和品格的總和；人格則是做人的資格和為人的品格的總和。國格和人格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在對外交往中，能不能做到不卑不亢，尊重國格人格，也是衡量一個人有無中國人氣節的重要尺度。
古人講得好：“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抱鼓之急則忘其身。”無數誌士仁人，為了民族的利益，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人民的利益，在國家處於危難之時，總是挺身而出，迎著困難上，經受住各種苦難的磨練，頂狂風戰惡浪，舍生忘義去奮鬥，去拚搏，生為人民而戰，死為人民而獻身 ，這就是中華兒女的民族氣節，這就是中國人的情操。
中國人民的氣節和情操，表現在根本政治立場和政治原則方麵，就是政治上的堅定性——為了中華民族的崛起，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始終堅持不動搖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表現在對待人民的根本態度方麵，就是對於人民的無限忠誠——熱愛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對人民俯首為“牛”，鞠躬盡瘁，為了人民的利益，甘願自我犧牲。表現在對敵鬥爭方麵，就是無比英勇頑強的精神——無論敵人多麽凶殘，鬥爭多麽艱苦卓絕，對敵人決不卑躬曲膝，在困難麵前決不放棄必勝信心，英勇鬥爭，前赴後繼，威武不屈，視死如歸。表現在人生道德情操方麵，就是思想情感的正義性——勇於堅持真理，凜然伸張正義，絕不獻媚取寵，始終正大光明，保持高風亮節，珍重人格國格。
我國曆史上許多仁人誌士在自己的言行中表現出可貴的節操。他們或者“不為五鬥米折腰”，或者“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或者“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許多英雄人物在反壓迫、反侵略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中華民族不可侮”，“中國人民不可欺”的高尚節操，作為璀璨的民族精神代代相傳，至今激勵著人們。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我們革命軍隊中出現了“願與人民同患難，誓拚熱血固神州”的朱德總司令，“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的陳毅老帥，“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把牢底坐穿”的葉挺將軍，以及寧死不投降的“投江八女”、“狼牙山五壯士”等，他們的革命節操驚天地，泣鬼神，昭日月，貫古今。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應當學習他們那種革命節操，以戰勝邪惡，淨化社會風氣，推動社會進步。
範仲淹用人，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盛敏、騰達道，都是他平日重用的人。他任陝西河東宣撫使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開設幕府，選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職而還沒有複職的人。有人懷疑他如此用人是否適當，範仲淹說：“人有才能而無過失，朝廷自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才，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廢人矣。”因此，範仲淹所用的人，大多有真才實學。(李贄《初譚集·銓選諸臣》)
氣節中人必然賞識氣節中人：
範仲淹曾以直言三貶，三起三落而不改其誌，他為國為民，敢言敢諫，始終如一。 他先憂後樂的精神，仁人誌士的節操，對時人後人的影響都很大。正因範仲淹重氣節，其用人必然是多取有氣節的人。這些人大都是敢於直言而得罪當權者，往往是以細故而否認其大節，因而“不幸陷於吏議”，且這些正直之士，大多是有真才實學者，他們被降職不用，實是國家的損失。因此，範仲淹在他為邊帥掌握實權時，力之所及，任用他們為國效力。也使賢才不致埋沒成為廢人。如他重用的孫盛敏，才勇過人，議論剛直，三知慶州，人服其能，曾與狄青共率兵破平儂智高。騰達道有文武全才，曾被貶謫，範仲淹素重其人而重用之。
事實證明，範仲淹善於知賢才，他任邊帥期間因用得其人，邊境無虞，西夏不敢入侵；而經他薦拔的大批學者，為宋代學術鼎盛奠定了基礎。
8醉之以酒而觀其態
“醉之以酒而觀其態”，就是指用酒灌醉後來了解其變化的形態知其修善的程度。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情好客的民族，不論是大漢民族，還是少數民族，來了客人恐怕沒有不是以酒相待的。
以酒待客乃天經地義，隻要是會喝酒的客人，誰又好拒絕!喝酒必勸酒。勸酒的理由比比皆是，勸酒的方式也千法百樣。當喝下表明目的幾杯共同酒後，陪客的主人們就開始各施高招，天花亂墜地勸。什麽“初識酒”，什麽“老鄉酒”，什麽“同行酒”，什麽“部下酒”，什麽“委托酒”，如此等等，實在勸不下去了，就類比和激將。主人盛情，客人就難卻了，結果不搞得雙方迷天大醉，也要弄得每個人語無倫次。所以，中國的酒文化就在於一個“醉”字。
酒本來就是使人狂放不羈之物，請人喝酒，又要苛求人不要酒後失態，就太難了。所以，有不少人認為，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此亦白璧之瑕也。這就是說，酒醉以後可以看出其德行，人雖有德行，酒醉後往往不能自我控製，這也是白玉之微瑕也。意思是指通過觀察人的行動來識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