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時，孔守正官拜殿前都虞侯。一天，他在北陪園侍奉太宗酒宴，孔守正喝得酩酊大醉，就和王榮在皇帝麵前爭論起守邊的功勞來。二人越吵越氣憤，以致於失去了下臣的禮節。侍臣奏請太宗將二人抓起來送吏部去治罪，太宗不同意，讓人送二人回家。第二天，二人酒醒了，一齊到金鑾殿向皇上請罪，太宗說：“朕也喝醉了，記不得有這些事。”
太宗托辭說自己也醉了，既沒有丟失朝廷的體麵，而孔守正他們也未嚐不知道因此而警惕自己，這豈不是兩全其美嗎?
曹參入了相府，一切都遵循蕭何的約束，隻是日夜痛飲醇酒，無所事事。凡是有賓客來見，說有話給他講，都是一到相府，曹參就拿醇酒給他們喝。飲酒之間，一說有話要講，他又馬上說：“飲酒，飲酒。”一直到大醉方休。來人始終找不到機會給他說什麽。漢惠帝怪罪曹參不理政事，囑咐他兒子中大夫曹窟，私下裏叩問一下他父親是怎麽回事。一個休息沐浴日，曹窟回到家中，向曹參勸諫，曹參大怒，打了曹窟二百鞭。惠帝知道了，斥責曹參說：“這和曹窟有什麽關係?他是我派去勸你的。”曹參脫去官帽，向皇上認錯，並說：“陛下，你和高帝相比，誰更聖明呢?”皇上說：“朕怎麽敢和高帝相比呢?”曹參又說：“陛下，您看我和蕭何誰更有能力呢?”惠帝說：“君似乎不及蕭何。”曹參說：“陛下說得對。高帝和蕭何平定天下，一切法令都已經製定嚴明，而今陛下垂衣拱手，無為而治，我輩恪守職責，遵訓高帝和蕭何所定的規矩，隻要沒有遺失之處，不就可以了嗎?”惠帝說：“曹君算你對吧!”
不去遮蓋短處，恰恰可以看出長處。
眾所周知，酒是生活中最富有魅力的飲料了。對酒的嗜好，是最普遍的一種嗜好。以致近幾年，我國成立了“酒文化研究會”。酒是我國人民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論在什麽時候，我國都沒有像國外那樣以政府的名義提出禁酒令。
喜時喝酒，是助興；悲時喝酒是澆愁。多數人不悲也不喜時喝酒，沒別的原因，就是嗜好。酒能刺激中樞神經，使人興奮，又能麻痹中樞神經使人麻木。酒與詩、書、樂、畫有著不解之緣，連打架鬥毆都用醉拳揍人。我國唐代詩人韓亻屋，在《醉著》這首絕句中寫道：
萬裏清江萬裏天，
一村桑柘一村煙。
漁翁醉著無人喚，
過午醒來雪滿船。
酒醉而眠的暢快，真是令人回味，歎賞不已。詩人李白的《將進酒》，更是道盡千古風流的酒中豪氣與真情：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鬥酒十千恣戲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同是杯中之情，有治國安邦之材，亦有酒囊飯袋之料。所以同是嗜酒之人，內容大不相同，有天子，也有蠢材，有官軍，也有土匪，有清客，也有無賴。
9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雜之以處而觀其色”，就是將其考察對象放在男女雜處的環境裏，看他是否好色。色在這裏專指漂亮的女子。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陷入“溫柔鄉”而不能自拔、於國於家於身都不利。不少封建統治者沉湎於女色不理政事。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曾詠歎“君王從此不早朝”的景象，唐玄宗寵幸楊玉環姊妹三人，導致“六軍不發無奈何”的局麵。漢成帝沉溺於飛燕姊妹的“溫柔鄉”，累死榻上。史載，曆代帝王大都短命，原因主要是縱欲過度。所以，《尚書》說：“玩人喪德，玩物喪誌”。當然，作為一般人，沒有“三宮六院”之憂，但我們也應以此為戒。
聲色犬馬，皆人之欲，聲則為首。從科學角度來看，悅耳的聲音不僅對心理，而且對生理都會帶來益處。這道理可以說老少皆知。但曆史上的唐明皇、陳後主卻“因聲誤國”，最後落得個“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的下場。究其然，是他們過分沉溺於靡靡之音中，不理國事的結果。關於欲念上的事，絕對不要跌入其中，否則一味貪圖享樂，便墜入萬劫不複的深淵而不能自拔。一個人應有自製能力，抗拒欲念的**。
常言道：英雄難過美女關。人生中要經過幾道關，金錢關、權力關、美色關就是其中的代表。能否過這些關，就看一個人的素質如何。品質如何，品質高尚的人，素質較好的人，一般來說都能過好金錢關、權力關和美色關等；但也有一些意誌薄弱者，思想素質較差者，一般來說是難過這些關的。我們不反對男女間的正常來往和正常相處，我們也反對把男女隻要在一起就是視為關係不正常。男女之間的正常關係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過了正常的界限就是不正常的關係 。如有婦之夫，有夫之婦的男女，出現了第三者插足，出現了婚外戀、外遇等現象，就是不正常的關係。尤其那種好色之徒，好色狼，或賣**嫖娼者，更是道德的敗壞者，這樣的人將其男女雜之以處，就更能看出好色的現象，而那些思想道德好的人，能夠處理好男女之間的正常關係，決不會因好色而摔跤。所以，識人，采取“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是為上策。
10觀其好惡而知短長
許許多多的人在自己的行為中，都有一種習慣的行為。有人喜歡散步，有人喜歡清潔，有人喜歡看書，有人喜歡下棋、打牌，總之花花世界，人各有一好。
在我們的生活中，幾乎每人都有自己的習慣與愛好。人們總是在選擇自己新的行為方向，或保持一個始終如一的行為習慣與行為定勢。你看：有那麽多的人抽煙、喝酒；那麽多人的青年男女聚於舞廳；一次圍棋比賽可以吸引成千上萬的觀眾，以致於可以替代中國傳統的打招呼內容；而一場足球大賽可以讓商店提前關門，各具千秋的人物們紛紛提前下班，乃至為了一個球的得失，打架鬥毆。如果天外來客看到，那麽多人搶一個球，而幾乎半個世界的人又在全神貫注地盯著他們搶一個球，一定會百思不得其解。似乎一個球的稀缺程度，勝過了一頂皇冠。一種嗜好的行為取向，的確可以使一個有才有誌的人放棄對皇冠或亞皇冠的追求。
選擇，意味著有取有舍。
沒有什麽別的行為比嗜好這樣更能反映一個人的內在本質的了。嗜好，不必考慮別人的眼色，不受他人或法律的製約。它完全是出於自願的，所以，它是最能暴露出一個人的深層心理結構的了。因為嗜好的範圍幾乎完全是自我的孤獨領域，它是不能強加於人的。
嗜好可以說是人的潛意識的最好流露。
玩物與嗜好所告訴你的，可以說是這個人的一切。它會給你講，關於你感興趣的那個人的優點、缺點，他的生命觀、戀愛觀、事業觀等等，你想知道的一切，它都會一五一十的告訴你，當然前提必然是你要善於觀察。有些看起來，不甚令人注意的行為習慣，也是一種嗜好，而且也許正是這個嗜好，將會告訴的一些本質性問題。
如果一個人，總是喜歡將一些心愛的東西，不按常人的方式放在某個固定的位置，而是藏在某個不應當放的位置，那麽你至少可以判斷這個人與人交往時，注重內在的、深層的交流方式，喜歡與朋友保持一種很深的、內在的、不為外人所察覺的關係。他或她不是那種善於表麵應酬，而內心無所重屬的類型，相反，這種人的心很重，感情相當深沉，頗重人與人之間的深情。再有，這樣的人，是不好欺負的。如果一旦得罪了，他也許會以非常的手段報複。
從千差萬別、形形色色的嗜好中，可以發現和總結出其中的一些奧妙，一個出色的人類學家，每到一地，就可以立刻發現當地的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行為取向與行為類型，由此，他就可以得出一些令人拍案驚奇的結論，實際上，為人所稱道的福爾摩斯，也可以說是一個訓練有素的人類學家。
嗜好、玩物、習慣看上去平平常常，司空見慣，而實際上它們不僅會與生理行為有關，而且，也會與文化行為有關，人類學家們往往就是這樣一葉知秋的。傑出的政治人類學者，可以在一個家庭中，分析出整個國家的全部政治內容與政治前途。這種分析就是所謂的類型分析，而不是個案分析。當然二者的關係也是互補的。
那種認為嗜好不過是無足輕重的生活小節，從而掉以輕心的人，往往會鑄成大錯。他們不但會喪失了解個人的一種契機，而且，還會無意中深深地傷害別人。
11觀其交遊而知賢肖
古人雲：“審其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遊，則其賢不肖可察也。”這就是說，看看他所喜愛的和厭惡的，他的長處和短處也就可以知道了；觀察他交往的朋友，他是好人還是壞人也就可以判斷了。這是古代人識人所采取的一種方法，對我們今天的識人也是有借鑒意義的。
俗話說，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人的行為相當複雜，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是如此。人與人之間總是有這樣一種情況，情緒、興趣、愛好、性格相互融洽者常常結為朋友，有以友情為重結為朋友，也有臭味相投者結為朋友。有為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而走到一起來的；也有為了不可告人之目的而內外勾結，狼狽為奸者。正是根據不同人所交識的朋友不同，我們就可以通過這一點來認識所考察的人是賢才，還是不肖的壞人。
人們常說，知人難，知人心者更難。說難也難，說不難也不難。人都是有朋友的，要想了解一個人，隻要看一看他結交的、經常在一起的朋友是什麽樣的人，自然就會明白他的人品是好還是不好。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魚交魚，蝦結蝦，蛤蟆找的是蛙親家。賭博的人周圍是賭徒，好色的喜歡和女人打交道，搬弄是非的人經常與長嘴舌在一起，忠厚老實的人一定不會和詭計多端的人交結。
所以，欲其知人，不必費勁明察暗訪，弄清他與誰交往也就夠了。
《三國演義》裏的魏延殺了長沙太守投奔劉備，諸葛亮不僅不覺得是一件什麽好事，反而下令讓人拉出去斬首。諸葛亮之所以如此不近情義，原因就在於他看透了魏延有反骨：
現在反叛太守，有朝一日也必要反叛蜀漢。果不出所料，諸葛亮一死，魏延就出了問題。
知人看交結，識人看處事。識別一個人隻要看他現在的處事為人，就知道他會對你怎樣了。
總是在你麵前說別人閑話，記別人小賬的人，在背後他必然要說你的閑話，記你的小賬。整天算計別人，和別人過不去的人，與你關係再好，有朝一日你很可能要被他給算計了。對那種別人幫了他的忙不僅不感恩反而恩將仇報的人，無論如何對他不可發善心，否則倒黴的隻能是你自己。
這些都是具有規律性的常識，我們不可不牢記在心裏。
辨別賢佞是個大難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但從理論上講，要辨別肯定是可以的，問題是決定於用人的人，如能以公心來對待其下屬的人的言行，並用實踐效果來檢驗其是否正確，賢佞自必分明。王充在他所著的《論衡·答佞篇》比較詳細地探討這個問題。他以問答形式進行論證，有人問佞人和讒人有否異同之處?他答道：兩者都是卑鄙的人，但表現不同，讒人是以口害人，而直言不諱；佞人以陰謀詭計害人，而隱瞞其動機。因此，讒人害人易知，佞人害人則難知。有人質問：這麽說，佞人則不能知了?他答道：“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其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行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他認為能知賢則能知佞，知佞則能知賢，因賢佞是對立的，否定了此方則可肯定彼方。而辨別的標準是“九德”，看其言行是否符合，並用實踐效果來檢驗其言行，賢佞則可辨別。對此，王充在《論衡·定賢》裏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茲錄於下：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大小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
王充是反對所謂“聖人之言皆無非”的學者，他多“非禮”的言論。孔子答弟子子貢關於識別賢佞的問題時，認為全鄉的人都誇獎或憎惡都不能肯定其人的好壞，隻有鄉裏的好人稱讚、壞人毀謗才能辨別。王充對此提出質疑：孔子又怎能知道稱讚的人是好人，毀謗的人是壞人呢?也許是稱讚的人是壞人，毀謗的人是好人。顯然，如果是這樣，按照孔子的邏輯，辨別賢愚則適得其反：把好人視為壞人，壞人視為好人了。所以，王充認為孔子所說的話仍使人迷惑，不能辨別好人、壞人。
那麽，依照王充辨別賢佞的辦法是什麽?即他前麵所說的以實踐效果來檢驗其言行。
賢與佞其言行也不大不一樣，如將之總結，也可窺見一斑。
12舉其所美，觀其所終
舉其所美，觀其所終。這是識人必不可少的一種方法。常言道，英雄難過“美人關”。我們識人，也要通過各種不同的美去給予所考察的對象，從中去觀察其對不同美的反映，從而識別其人的真實的道德品質。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不同的人對美的追求不同而能反映出不同人的思想品質狀況。達·芬奇認為，“你們不見美貌的青年穿戴過分反而折損了他們美麽?你不見山村婦女，穿著樸質無華的衣服反比盛裝的婦女美得多麽?”培根認為，“有些老人顯得很可愛，因為他們的作風優雅而美……而盡管有的年輕人具有美貌，卻由於缺乏優美的修養而不配得讚美。”人的美麗可愛，不僅僅是由於他的容貌，首先決定他的精神麵貌。一個品質高尚的人，永遠是年輕和美麗的。
德謨克利特認為，“身體的美若不與聰明才智相結合，是某種動物的東西。”所以，人們常說，“鳥美在羽毛，人美在學問。”裝飾的華麗可以顯示出一個人的富有，優雅可以顯示出一個人的趣味，但一個人的健康與茁壯則須由另外的標誌來識別。隻有在一個勞動者粗布衣服下麵，而不是在一個嬖幸者的穿戴之下，我們才能發現強有力的身軀。所以，真正的美，是美在它本身能顯出奕奕的神采。愛好時髦是一種不良的風尚，因為她的容貌是不因她愛好時髦而改變的。
美的特點並非刺激欲望或把它點燃起來，而是使它純潔化，高尚化……如果加比都爾的維納斯女神，或者一個以前放在即貝爵邸作裝飾的繆斯女神在你身上引起肉欲，那你就不配欣賞美。
我們對識人的問題上所講的美，不僅僅要觀察其語言美，行為美，體型美，更主要地是看其心靈美，求得外在美與內在美的統一。如果一個人追求美女而道德敗壞，這樣的“英雄”決不可作為人才而使用。
13廢其所惡，計其所窮
“廢其所惡，計其所窮”，這也是人們通過長期識人的實踐所總結出來的一種良方。縱觀人類誕生以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世間，既有善人，也有惡人。就是在一個人身上，既有陽，也有陰，有善念之時，也有邪念之閃過之時。人們總是喜善厭惡，主張勿因小善而不為，勿因小惡而為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隻是時間未到。我們要做到以正壓邪，使好人吃香，壞人受氣，就必須在識人時采取“廢其所惡，計其所窮”的方法。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關鍵不在於人不犯錯誤，而在於人有了錯誤缺點是否勇於承認和改正它。有了缺點和錯誤就及時改正的同誌是好同誌；如果知錯不改，甚至以惡為榮，那麽此人就可恨又可悲了。一個善良的人，一定要棄惡從善，不做惡人惡事，要做善人善事，要用自己的全部力量行善避惡。
看過《三國演義》的人，恐怕都忘不了劉備父子的故事。劉備一生謹慎，在諸葛亮的協助下，把弱小的蜀漢治理得富足安定能與強魏抗衡。劉備在臨終時，總結一生之經驗，對他的兒子阿鬥說：“莫以善小而不為，莫以惡小而為之。”劉備所說的“善惡”，雖與無產階級的善惡不可同日而語，但這個話還是說得好。一切豐功偉業都是一點一滴“積厚而薄發”，一切惡行壞事也都是從小到大，“積小患為大患”。“小善”與“大善”，實質都是“善”，“小惡”與“大惡”本質都是“惡”。隻不過“大善”、“大惡”是“小善”、“小惡”的集合與發展。不培養青年人從一點一滴有利於人民的平凡小事做起，何談建樹繼往開來的一代新風?不檢點青年人一時一地損人利己的言行，怎能設想有“五講四美”的嶄新文明?
相傳，很久以前，在一個遙遠的海島上，住著一群被人們稱為“西壬”的女妖。凡有船隻過往，西壬們就揚起動聽而****的歌聲。開始水手們不明底細，都豎起耳朵聆聽，結果是無不神魂顛倒，一個個被妖歌驅遣投海身亡。為了避免這種慘劇，當英雄奧德賽的船隻駛近該島時，不得不用蠟把同伴們的耳朵都堵住。後來，幸虧名歌手奧菲士跟隨亞爾古船英雄們遠航至此，他迎著女妖的****的歌聲，引吭高歌，用動人肺腑的歌聲壓倒了妖歌，使“西壬”們惱羞不已，紛紛跳入大海自殺了，英雄們才終於化險為夷，取得遠航的勝利。
神話雖屬虛構，但常常以動人的故事和深刻的哲理給人以啟迪。古希臘航海家們對海妖之歌的三種不同對策，導致的三種不同結果，不正發人深思麽!
起初“聽之任之”，任其妖歌****，致使多少希臘水手葬身海底，造成“千古恨”。可以慶幸的是，靡靡之音戕害青少年身心，汙染新一代靈魂的危害，已被絕大多數人所認識。但是，嗜痂為快、飲鴆止渴的入迷者仍有之；視而不“見”、聽而不“問”的教育者也有之。“毛毛雨，易濕衣”，潛移默化更害人，同誌們切莫輕看靡靡之音的危害。這是海妖之歌給人的第一點啟示。
其次“以蠟封耳”，此舉似乎“高明”一些，然而這種“堵耳術”不僅終屬消極，而且實際上也難行通。古語道：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得一時卻堵不了長遠，堵住了此時此地“西壬”的妖歌，卻難以防備彼時彼地突然冒出來“東壬”的魔曲。當然，對於反動的黃色下流的歌曲，我們是要采取查抄、禁絕的辦法，這是很必要的。但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麵，另一方麵，對於一些不健康的歌曲，對於有些靡靡之音的東西，主要還是要靠思想政治工作來解決。思想政治工作者想企圖避開這些“礁石”，繞到一個平靜的“生活港灣”去，不僅做不到，反而隻能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增加對立情緒和“抗藥性”。這是海妖之歌給人的第二個啟示。
後來，“以正壓邪”，“兩刀相割，其利自見”。奧菲士引吭高歌，用“動人肺腑的歌聲”壓倒妖歌，贏得勝利。聯想到現實生活中，一些青年將靡靡之音視為神奇，但甘願飲鴆止渴、任其戕害的隻是極少數，大多數人是不知其害而身受其毒。倘若曉以利害，並將現實生活中的“奧菲士”之歌，即中外音樂中的上乘之作，推薦給他們，那些“西壬”妖歌之類的輕佻萎靡之曲，必將相形見絀，無路可行。
英國著名的神經生理學家謝靈頓，早年是一個橫暴鄉裏的浪**子。他幼小喪父，無人管教，染盡惡習。有一次，他心血**，向一位女工求婚，不料那女工斷然拒絕：“我寧願跳進泰晤士河裏淹死，也不嫁給你!”當頭一棒，羞得謝靈頓無地自容。從此他咬著牙發憤攻讀，改過從善，終於成為近代神經生理學的創造人，1932年獲得諾貝爾獎金。
印度影片《流浪者》中有這樣一個鏡頭：主人公拉茲在過了多年流浪漢生活後，決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進了一家工廠幹活，但不久就被經理解雇，理由是：“這裏不用賊!”絕望的拉茲有家難奔，有工難做。他質問經理：“做過賊的人，你不用，你打算讓他去幹什麽呢?他要吃飯，不想餓死，不還得去做賊嗎?”這痛苦和悲憤的質問，引起了多少人的強烈共鳴!它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尖銳而又嚴肅的問題：如何看待犯過錯誤，以至失足的青年?他們的出路又在哪裏?
不妨再舉一個抑惡從善的故事。在今天八九十歲的人們中間，大都很熟悉楊度。他在辛亥革命期間站在保皇黨立場上，竭力鼓吹“立憲救國論”，主張皇帝加憲法。武昌起義後，同汪精衛合夥組織了“國事共濟會”，為袁世凱登極製造輿論，到處奔走。可是，就是這樣一個人，在晚年時卻轉向了革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前後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1927年4月，楊度從敵人那裏聽到張作霖要逮捕李大釗同誌的消息，立即密報我黨。雖然李大釗同誌終於被捕遇難，但楊度仍做了最大努力，多方營救，並盡力幫助被難家屬。一個大半世站在舊營壘的人，終於投向了光明，它說明了在一定條件之下，不但青年浪子可以知返，甚至成年、老年的“浪子”都可以回頭。切不可將人看死，把話說絕，視朽木不可雕也。
一個人一生，霧失樓台，月迷渡津，是可能發生的，尤其是感情易衝動的青年人。但是，大凡失足者都曾有過“迷途知返”的念頭。有一位失足青年說過這樣一段話：“我曾先後有八次想改好。我呼喊著‘我是煤，我要燃燒!’可是每次遭到的都是奚落、嘲笑和冷眼相待，終於我心灰了，意冷了，又投入到‘紮卡’(教唆犯)們的懷抱而不能自拔。”“我是煤，我要燃燒!”這一呼喊，不比那拉茲痛苦而憤怒的質問更使人心酸，更催人猛醒嗎?想一想啊!如果在這八次呼喊中，我們有一次或兩次給他以熱情與相援，點燃他那心靈深處一點尚未泯滅的改過自新的火花，那結果將會怎樣呢?生怕“讓一條臭魚腥了一鍋湯”，把失足青年拒之門外，這與電影《流浪者》中那位“不用賊”的經理，又何等相似!
浪子回頭，庸人立誌，鮮花遲開，明星後啟。究竟是哪些因素成全了他們，將他們從“朽木”的泥灘上推上了人才的偉岸?當然具體到每個人來說，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究其當初，恐怕自尊火花的激燃，是首要因素吧。
14行為觀察術
識人之良方，從根本上說，就是行為觀察法。聽其言，觀其行，這是古今中外識人的方法之精華之所在。
古人說，善觀人者索其終，善修己者履其始。就是說，善於觀察識別人的人必須考察其所觀察對象行動的最後情況，善於自我修善的人必然始終如一。觀人必須考察人的行動的全過程。
論士必定於誌行，毀譽必參與效驗；不隨俗而雷，不逐聲而寄論。意思是說，確定、識別一個人是否人才主要決定於其誌向和行為，評價一個人的好壞一定要參考其行為的效果和反響 。不能隨聲附和，人雲亦雲。
我不識何等為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也不知道什麽樣的人為小人，而那些喜歡占便宜的便是。
總之，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即聽其說話不如看他做事，看他做事不如觀察其德行。
人們都追求“言”的份量，思想政治工作者尤應追求“言”的份量。一個人的話究竟有多大份量，不僅是看這些話裏包含了多少真理，而且要把他的行為一起加進去計算。言行一致，則一言九鼎，具有強大的說服力；言行相悖，話再動聽，也是輕如鴻毛，一文不值。“以身許國，無事不可為”，所以至今仍有激勵人心的力量。是因為說這話的人——嶽飛，就是一位“以身許國”的民族英雄，倘若這話出自秦檜之口，恐怕隻會引起人們的惡心。“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字字千鈞，傳頌百世而不衰!也正是因為說這話的文天祥英勇不屈的行為，表現了高風亮節。倘若這話是出自一般文人之手，其影響也不見得有如此之大。由此可見，同樣是一句話或一番道理，出自不同人之口，“份量”也會大不相同，這是由講話者的行為不同所造成的。而這，也正是我們在思想教育中，強調“身教”重於“言教”的原因所在。
正人務先正己，正己方利於正人。如果一個思想政治工作者，隻是“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或是“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甚至於每個行動都在無情地反駁他自己的每一句話。他向群眾大講艱苦奮鬥，自己卻貪圖享受，怕苦怕累；他要求別人公而忘私，自己卻假公營私，損公肥私。那麽，他在“正人”時自然會感到心虛膽怯，從而使“正人”的效果大打折扣。有一則笑話，很發人深思，某劇場後台失火了，醜角跑到戲台前，向觀眾呼救，大家以為這是醜角在說笑話，竟喝彩了。醜角急不可待，比手劃腳加以證實，並再次大聲疾呼，但觀眾卻越加哄笑，越加喝彩。對於某些沾染嚴重不正之風的身不正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群眾也會把他們看作是生活中的醜角，對他們的話加以哄笑，以至嗤之以鼻的。
一個青年在成長道路上一時失了足，應該怎樣對待他們?這本來是不難回答的。然而，這確實又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社會上有相當一部分人，包括一些思想教育工作者，他們對犯過錯誤而又有悔改之意的青年，不是“熱”，而是“冷”；不是“親近”，而是“疏遠”，據說這是疾惡如仇的緣故。落後青年身上的“惡”，當然要“疾”；但是，切不要“疾”到“如仇”的地步。要看到，有些青年沾染不良習氣，乃至走上犯罪道路，有其主觀原因，也有其社會的因素。在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既是犯罪者，又是受害者。“可憐天下淪落人”，我們應把仇和恨集中到社會上存在的某些腐朽的東西上。而對這些受害的“拉茲”，則應伸出熱情相救的手，指出希望之路。
希望，猶如鼓帆的風，導航的燈。生命的綠樹，要靠希望的火光溫暖；美好的理想，要用希望的火炬點燃。希望，對於一個迷途知返的青年來說，就是光明，就是前途，就是向昨天告別，去迎接新生。
給以希望之路，要立足一個“拉”字。世界萬物皆在變。人，更可變可塑。迷途可以知返，鐵樹能夠開花，古往今來，不乏其例。南北朝劉義慶的筆記小說《世說新語》裏，有一個周處斬蛟的故事。故事說周處少時凶猛過人，橫暴鄉裏，人人都疾恨他，把他跟當地水中興風作浪的蛟龍、山中張牙舞爪的老虎相提並論，稱為“三害”，而且覺得他比蛟龍、老虎更凶暴。後來有人慫恿周處上山殺虎，下水斬蛟，目的是希望他們相互廝殺，“三害”俱傷。周處先殺了虎，又斬了蛟。他從水中出來後，才知道大家原來是那種想法，心中十分難過。他決心改邪歸正，把自己這一害也除掉。他就去拜見當時的大文學家陸雲，懇切地對陸雲說：“過去我糊裏糊塗過日子，淪落到這般地步。現在重新做人，還來得及不?”陸雲答道：“聰明人早上知錯，晚上就改了。你年歲方輕，知錯願改，前途還是不可估量的。”陸雲收下周處做學生，盡教他寫文章和做人的道理。後來周處終於成了人所稱道的忠臣孝子。據史記載，這個周處確有其人，字子隱，是江蘇宜興人氏，在西晉時擔任過禦史中丞，近幾年還在宜興發現了他的墳墓呢!盡管說他上山殺虎，下水斬蛟的事終屬傳聞，但他悔過自新的事情還是可信的。
15成果鑒定術
識人需要通過對其成果進行鑒定，方知其政績和實績如何，隻有根據其成果的多少和質量的高低和優劣，才能辨別其是否是人才，是什麽類型的人才，是什麽層次的人才，最後量才使用。
識人采用成果鑒定法，首先是查看成果記錄。一般來說，成果記錄包括學術論文、革新方案、合理建議、設計藍圖、成果鑒定等等。一個人的水平的高低，反映在他對社會的貢獻上 。除了他通過日常工作為社會作貢獻外，他的成果是才能的結晶，因此，必須加以重視。
識人采用成果鑒定法，就是采取考績。看教師的成果，主要看他(她)培養了多少人才和出了什麽成果，既考察出人才，也考察出科研成果；橋梁工程師，看他造了多少橋梁和造了些什麽樣的橋梁；高明的烹調師看他做出了多少名菜。達到人們已達到的高度，表明是一種業績的繼承。超越前人已達到的高度，則是開創了新的業績。後者高於前者。
識人進行成果鑒定，往往采取專家鑒別。專家鑒別，一般是指鑒別對象的學識、論文、工作成果，還要與之麵談等。有經驗的專家通過實際接觸，可以很快地發現一個人是不是本行業的人才。識人進行成果鑒定，往上采取實踐鑒別。就是將其成果運用到社會實踐活動中去，看其成果所引起的社會價值之大小。 社會價值包括政治價值、經濟價值、軍事價值、理論價值、現實價值等等。其中，尤其是創造性價值最為重要。因為創造不僅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而且也是成果價值中核心要素。如果一個成果與前人基本雷同，沒有多少個人的獨立創見，這樣的成果在社會上是難以產生多少價值的。留傳下去也不會多久。隻有有獨創的成果其社會影響才大，流傳才廣且久遠。
識人采用進行成果鑒定，還需全麵掌握人才考績檔案。人才考績檔案，是及時記載人才的業務活動情況，全麵係統地考察其技術水平、業務能力和工作成就的重要資料。人才考績檔案，是正確選拔、充分使用、有計劃培養、合理調整人才的一項基本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經常性的工作。對各類人才考績檔案，可以運用電子計算技術，進行對業務工作考核記錄、有關考試材料、答辯材料、評定晉升專業技術職稱材料、著作或論文目錄、創造發明和技術革新的情況、成果和評價及參加國內外業務學術活動情況等加以係統、規範地定量計算。所謂識人，就是全麵地、曆史地考察人和了解人。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看人的一時一事。而要對人的長處和短處及其成果的曆史和現狀和發展的趨勢作出相應的鑒定，這就要在對人才的管理過程中加強對成果鑒定的管理工作，使之科學化、正規化和現代化。
16民意測驗術
識人要同用人一樣，所識之人才必須順民心，合民意。因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在識人時，應當采取民意測驗。即“取吏必取(人之)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天下愛之，則天下人之吏也。”識人之準確與否，就應當看所識之人使天下的老百姓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隻要天下老百姓對所識之人感到滿意的，高興的，就推薦使用，如果所識之人在老百姓中誰見了誰搖頭，見此人的行為舉止是很厭惡，那就不能推薦為人才而使用。
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賢能，書之告於上而察之。 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這就是說，必定從地方上，從各級學校裏，讓群眾推薦有德有才的人，報告上級加以考察。上級認為他確實是有德有才了，然後根據他的德行的大小，才能的高低來任用。
識人為什麽要進行民意測驗，還在於“古之駿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出於商賈屠酤，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這就告訴人們，古代的英俊賢能之才，或者藏身在農耕、捕魚、建築人群之中，或者出身於行商、坐賈、屠宰賣酒之徒，他們都是以足以治國興邦而成名、揚名於世的，不是僅僅從一個方麵來選取的。既然人才存在於民眾之中，也就隻有民眾對人才了解得更清楚，認識得更深刻，掌握得更全麵。所以，識才用人必須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相信群眾，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才能使更多更好的人才脫穎而出，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獻計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