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即劉二喜接到電報的第二天，劉銘傳抵達上海。他的到來受到各界歡迎，各大報紙都進行了報道，法國方麵更是關注有加。
此時，和談進行得並不順利。由於法方胃口太大，一開口便向清政府索要兩億五千萬法郎的巨額賠款，中方自然不能接受。雖然分歧很大，但法方一直信心滿滿，他們高層認為在武裝威脅麵前，中國除了束手就範別無他途。法國公使、首席談判代表巴德諾在致總理茹費理的電報中一開始語氣樂觀：“我深信，中國現在驚恐萬分，如果我們表現得十分強硬，他們就會在所有的問題上做出讓步。”法國總理茹費理的看法與他完全一致。
就在這時，傳來了朝廷起用劉銘傳的消息。其實，這一任命早在和談開始前四天就下達了。消息傳到法國，立即引起各種解讀。其中一個看法是，中國正在加緊戰爭準備。他們派劉銘傳去台灣，明擺著是要打啊。因為這時法國已把台灣作為首選進攻目標，而且這已不是秘密。
法國軍方開始不安了。他們認為不能再拖延了，應該迅速展開攻擊，以免延誤戰機。7月6日，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將軍致電海軍及殖民地部長裴龍：“我懇求立即行動。（中國）各港口的魚雷防禦正在著手準備，（我們的）行動宜於在近期內進行，否則將會造成更嚴重的困難。”法國公使巴德諾的思想這時也發生變化，認為不排除中國利用和談，“力圖贏得時間”。
然而，法國高層仍然堅持先前的看法，認為隻要繼續施壓，便可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茹費理總理在給巴德諾的電報中說：“調動艦隊和堅持最後通牒看來大概會取得我們預期的結果。”
7月12日，在劉銘傳抵滬的第二天，巴德諾便代表法國政府向總理衙門遞交了最後通牒。通牒的最後日期為7月19日。如果中方不接受條件，法國將以大炮說話。
與之相呼應的是，法國遠東艦隊也立即行動起來，擺出了隨時開戰的姿態。艦隊司令孤拔親率戰艦開赴閩江一帶，短短幾天，便有七八艘戰艦和多艘魚雷艇雲集福州海麵。
氣氛驟然緊張。
然而，讓人意外的是，劉銘傳到上海後，並沒有像人們預料的那樣，秣馬厲兵，積極戰備，相反倒是一副優哉遊哉的樣子，整日在公館裏宴請賓朋，詩酒會友。報紙上還登出他被委以談判副使的消息。有訪員問他何日赴台，他則說這要視談判結果而定。有人問他台灣防務問題，他則避而不談，相反卻表示對和談抱有信心。
沈慶也一頭霧水，有一次，他悄悄問劉二喜，爵帥真不去台灣了？劉二喜卻含糊其辭，說也許吧。
那段時間，羅胖子帶著人一直在盯著法國方麵的動靜。他們發現劉銘傳的住處，有不少暗探活動，其中也包括孔懷仁。劉二喜曾把這些情況報告給了劉銘傳，爵帥聽了哈哈大笑。“這幫小兔崽子，”他說，“讓他們忙活去吧。”
劉銘傳到上海沒幾天，曾九帥也到了。曾九帥是湘軍大佬曾國荃，他是曾國藩的四弟，族內排行為九，故有“曾九爺”“曾九帥”之稱。曾國藩去世後，湘軍領袖除了左宗棠，便輪到他了。這次和談，他被委以談判正使，以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身份全權代表朝廷。
一天晚上，曾九帥舉行歡迎宴會，宴請法國公使巴德諾一行。劉銘傳也參加了。席間，觥籌交錯，談笑甚歡。可劉二喜忽然回到大帳，召集手下開會。
“爵帥要走了。”他宣布說。
“去哪兒？”
“台灣。”
“天啦！”
“怎麽說走就走？”
眾人頗感驚詫，因為在這之前並沒有發現爵帥要走的絲毫跡象。
“啥時候走？”
“明天。”
“從哪走？”
“金山。”
看來這事早有謀劃，隻有極少數人知道。按照劉二喜的布署，眾人立即行動起來。劉二喜下令封鎖碼頭和沿途街道，不準走漏任何風聲。是夜大風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等到劉銘傳登船而去，法國人還蒙在鼓裏。據史料記載，劉銘傳走時隻帶了一百多名親兵和少量裝備，可謂輕裝簡從，神不知鬼不覺。
法國人萬萬沒想到劉銘傳會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悄悄離去，更想不到劉銘傳會給他們唱了一出瞞天過海之計。顯然，這是一套完整的計劃。首先劉銘傳取道上海而不是福建，就造成了假象，似乎他並不急於赴台，而實際情況是因為福建水域早有法艦巡航，難以通過，不得不舍近求遠，繞道上海。此外，朝廷委以他談判副使，也是為了掩人耳目，從而騙過了法國人。顯然，這些布局沒有高層部署是做不到的。
劉銘傳一走，劉二喜便輕鬆下來。前段時間，他天天圍著爵帥轉，畢竟茲事體大，現在任務完成了，他便重新騰出手來，全力查辦虎子失蹤案。此時，離孩子失蹤已過去了六七天。金寶琦幾乎天天登門催促，這讓他頭痛不已，好在這時一條線索已經進入了羅胖子的視野。
左阿四
發現左阿四，羅胖子頗費了一番周折。馮家報案後，上海縣隨即展開了追查。很快，各處關卡都接到命令，嚴密盤查過往行人，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虎子的畫像和那個賣糖人的畫像也懸掛於大街小巷。馮家還高價懸賞，凡向官府和馮家提供線索協助破案者都將得到重賞。但是一連七八天過去了，案情毫無進展。
金寶琦急了，四處活動，動用各種關係。不久，上海道衙門和巡撫衙門也被驚動了，一邊督促上海縣，一邊也派出偵緝人員幫助破案。
羅胖子這時壓力山大，劉二喜限令他十日內必須查出結果。五黃六月天，他帶著人明察暗訪，拖著肥胖的身軀，像狗一樣張著嘴，呼呼直喘氣，一天衣服不知要汗濕多少遍，那模樣也實在夠辛苦。不過，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的辛苦沒有白費。
早在案發之初，劉二喜就給黑道送了話，讓他們查問一下此事。本來以為不是什麽難事，因為黑道辦事有黑道的規矩，不論什麽案，隻要上邊發話，下邊都會如實具報，不會有半點隱瞞。可結果是查無此事。
這怎麽可能？
除非做這事的不是上海地界上的人。
於是，羅胖子擴大了搜索範圍，重點放在排查做糖人的行當上。這項工作十分浩大。上海周邊十一個縣，如要挨個兒查一遍，短期內不可能完成。羅胖子把老貓找來仔細詢問，忽然發現了以前忽略的一個細節，即那個賣糖人的隨身攜帶了一個水葫蘆，上邊刻有青浦字樣。
“那就從青浦查起！”
羅胖子立馬派出探員，進行排查。根據經驗，賣糖人的一般都會在縣城或集鎮上叫賣，偶爾也會有走村串戶的，但並不多。於是，探員們便分頭在縣城或集鎮上打聽。很快從練塘鎮傳來了消息，說是發現了一個嫌犯。
負責在練塘鎮偵緝的探員姓石，名不詳。《紀事》中稱他為“石某”。他在探訪中得知北亭村有個賣糖人的叫左毛阿，最近忽然歇手了。
“為啥？”
“聽說發了一筆財，要做米店了。”
“有這事？”
“可不是！”
“咋發的？”
“這誰曉得！”
石某感到這個左阿毛有些可疑。開米店可要一大筆錢，他哪來的錢？光憑做糖人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不早不晚，這米店恰好開在孩子失蹤案發生之後。按照人們的指點，石某悄悄來到鎮東頭，發現那裏正在開工建房，瓦工木工進進出出地忙著。有人告訴他，這裏正在籌建的就是左記米店。石某說他想找左阿毛。
“呶，那個就是——”有人指著一個在工地旁指手畫腳的人，並朝他喊道，“阿毛，阿毛，有人找。”
石某走了過去，那個叫左阿毛的人三十來歲，個頭瘦小，這不僅不像老貓所描述的人，而且右胳膊上也沒有明顯的血痣。
他有些失望，勉強上前打了個招呼。左阿毛卻很熱情，因為石某自稱是米商，想與他們做生意。“好啊，好啊！”左阿毛連聲說道，並稱小店初開，還盼多多關照。石某應付了幾句，就打算離開了，左阿毛卻拉著他不讓走，一定要他見見他大哥。
“你大哥？”
“是的，這店是我們合夥開的。”左阿毛說。
“哦，他人呢？”
“在村裏哩。”
石某問他大哥多大，左阿毛說四十來歲，名叫左阿四。石某一聽，心裏動了一下：“也好，那就見見吧！”
當晚，他便在村裏見到了左阿四。左阿四是左阿毛的堂兄。他方臉，黑皮膚，一邊抽旱煙，一邊用草帽扇著風。石某心中一陣狂喜，因為這家夥不僅和老貓講得很像，而且他的右胳膊上也有塊雞蛋大小的血痣。
我的天！他壓製住自己的情緒，不動聲色地與他談起生意。左阿四還請他一起喝了酒。由於天色較晚，他便宿在左阿四的家中，第二天早上才告辭。
羅胖子接到報告，立即帶人趕往北亭村。他們到達時已是黃昏時分，這時卻聯係不上石某。石某早上離村後，來到鎮上，找到同來的另一位探員，讓他趕緊向羅管帶稟報，自己則留下來監視。由於情況不明，羅胖子沒有貿然進村，而是等到天黑之後，派人進村悄悄打聽。這一打聽不要緊，發現左氏兄弟早已不知去向。
“壞了！”
羅胖子暗暗叫苦，當即派人一邊包圍村子進行搜查，一邊向碼頭、要道追擊。羅胖子還審訊了左阿四、左阿毛的家人，可他們一問三不知，但據村裏人說，那天上午有人看見左氏兄弟出村了，走時十分匆忙，也沒說要去哪兒。
第二天傍晚，進行搜索的兵丁在村外的河灘上發現了石某的屍體，他是被利刃割喉而死。從手法上看，一刀斃命，顯係老手所為。
劉二喜下令通緝左氏兄弟，並讓各地進行協查。兩天後，傳來消息，在朱涇鎮，即金山縣縣治所在地發現兩具無名屍體，經確認係左氏兄弟。羅胖子帶著老貓趕往該地，認出其中一個就是那個賣糖人的。從屍檢情況看，兩人均為洋槍所射殺，凶器有可能是國外產的新式膛線手槍。
羅胖子大為沮喪，眼看到手的鴨子又飛了。劉二喜氣得大罵他蠢貨。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是唯一的線索。由於它的中斷，使案件徹底陷入僵局。
孔懷仁
孔懷仁回上海肩負了秘密使命。從我找到的資料看，他的任務主要是搜集有關中方軍備與和談情報，特別是和談中清政府的態度，這對法國的決策至關重要。
關於孔懷仁的間諜活動，目前尚無比較完整的資料。不過，通過一些材料七拚八湊，大致可以勾勒出他那段時間的活動軌跡。和談開始前，他雖然不在上海，但並沒有閑著。他的身影曾出現在瓊州、舟山、台灣和福州等地。
法國當時的戰略，史家稱之為“踞地為質”。啥叫踞地為質？就是先通過和談，向清政府施壓來達到目的。如果談不攏，便占領一地為質（抵押），然後逼迫清政府就範。至於選擇何處為“質”，法國曾有多個選項。其中包括瓊州、舟山、台灣和福州等地。對於這些地方，法國都曾派出暗探進行了偵察，最後選定了台灣。此後，法國暗探多次以觀光為由，或以買煤為借口，靠近基隆炮台進行刺探，並繪製了有關地形圖及炮台位置圖等。從以上材料分析，孔懷仁的身影出現在那些地方絕非偶然。
據《中法戰紀》一書稱，馬江之戰前，法國暗探曾去福州一帶搜集情報，其中就有孔懷仁，他參與繪製了馬江水域圖，以及馬尾造船廠和福建水師周邊的地形圖。後來，法軍進攻馬江，福建水師全軍覆沒，舉國震驚。這其中就有孔懷仁的“功勞”。
和談開始前，孔懷仁回到上海，這期間他多方搜集情報。這些情報無所不包，涉及各個方麵。這從他致法國遠征軍司令部的部分電報中可以看到。如他在電報中報告，近期，中國朝廷發生人事變動，左宗棠占了上風，他與李鴻章因《天津條約》爭吵不休；曾紀澤（中國駐巴黎原公使）致電北京，法國根本沒有決心和中國打仗，應該頂住，在東京（越南）有力地打擊法國，才能最後取得勝利；中國已向德國訂購魚雷一百枚，五十枚已啟運，但因缺乏專門人才，目前尚難啟用；中國遇到罕見旱災，這是中國政府自六月以來特別關切的事情之一；等等。
在孔懷仁搜集的情報中，還有不少關於和談的。比如他在一份電報中說，中國政府第一全權代表曾國荃屬溫和派。據說他是個和藹可親的老人，希望達成諒解，但因年邁體衰，害怕擔責，故其良好意願可能為其左右所掣肘。第二全權代表陳寶琛、第三全權代表許景澄，都是主戰派，而且一向反對歐洲人，情況不容樂觀。
除了搜集情報，劉銘傳抵滬後，孔懷仁還派人對劉的住處和活動場所進行盯梢。後來，劉銘傳突然去了台灣，法國情報部門居然毫無覺察，這讓孔懷仁大丟顏麵。他在給朋友的信中稱這是一個“莫大的恥辱”，“我們的無能和麻木帶來了極大的被動”。
劉銘傳走後，和談陷入僵局。7月12日，法國送交最後通牒後，本以為清政府會隨即軟化，沒想到事實卻相反。中方代表雖然做了讓步，同意從瓊山撤軍，但對賠款仍然拒絕接受。他們堅稱法國沒有理由要求賠款，中國也毫無毀約（指之前商定的《李福協定》）意圖。況且中國應安南（越南）國王邀請前往駐防，沒有任何過錯。法國即使要求賠款，也不應該找中國而應該去找安南。他們甚至提出，本著和好的精神，中方可以不向法國提出賠款。
中方的態度讓法國感到惱怒。從北京傳來消息，湘軍大佬左宗棠入直。他是主戰派的代表，一向以強硬著稱。這些都明顯不利於法國。法國內部本來就有人不看好和談，此時更對和談前景產生疑慮。特別是軍方，認為不應該再浪費時間，而應立即開戰。但法國當局，包括總理茹費理，仍然希望通過和談達到目的。
孔懷仁接到指令，要盡快摸清中方的底牌。在他的來往書信中，有一封是寫給一個名叫弗朗索瓦的人，此人是法國海軍及殖民地部的官員。“我會采取一切手段，力爭完成任務。”孔懷仁在信中寫道。他所說的任務就是指摸清中方在和談上的意圖。“請您放心，我親愛的同事，我可以欣喜地告訴您，目前我們已經取得了進展。”
孔懷仁所說的“進展”是什麽？信中沒有說明。我懷疑這會不會與馮日升有關？事實上，那段時間，孔懷仁與馮日升在教堂（疑似）碰麵並沒有減少。在孩子失蹤後就有三次。有一次，羅胖子手下發現馮日升與孔懷仁發生激烈爭吵，甚至還產生了拉扯和肢體接觸，後經杜神父勸阻才停止。當時爭吵的地點就在禮拜堂後邊的走廊裏，羅胖子手下看得很真切。如果說，以前還不能確定他們兩人是否有過接觸，那麽，現在可以確定無疑。至於他們為何爭吵，雖不清楚，但可以看出，他們之間一準發生了什麽事情。聯想到其他種種疑點，羅胖子認為不能再等下去了，如果馮日升確實與孔懷仁有勾結的話。劉二喜何嚐不知道這些，但他向高頭請示後，一直沒有回話，他也不好亂動。
“再等等！”他說。
“賊娘的，這樣下去就怕要壞事。”
“那也沒辦法。”
就這樣，又過了幾天，高頭的回話來了。一共兩句話：第一句是：“不要動他！”第二句是：“繼續盯著，但別驚動他們！”
羅胖子大惑不解。
“這是啥意思嗎？我不明白……”
“有啥不明白的？”
“他們咋想的？”
劉二喜搖搖頭，其實他也揣摸不透。
“也許，”他說，“高頭有高頭的想法吧！”
說來這事的確有些奇怪，這麽大的事，高頭居然如此漫不經心，而且沒有采取任何防範措施。對此，沈慶也感到困惑不解。
這之後，又發生一件怪事。失蹤的孩子忽然回來了。送回孩子的是杜神父，據他說，前一天夜間，一個雜役聽見院子裏有響動，便出去查看，竟發現一個孩子在哭泣，於是把他抱回了教堂。由於時間已晚，杜神父早已入睡，隻好等到第二天才向他稟報。然而，誰也沒想到的是，這個孩子竟是失蹤多日的虎子。
保羅
保羅是馮日升的教名，據說這個名字是他受洗時杜神父替他起的。保羅是教會曆史上的聖者，采用聖徒的名字作為教名較為普遍，這是一種致敬，也是一種傳統。這些都是鞏翔教授告訴我的。我後邊還要專門說到鞏翔教授。據鞏教授說，關於馮日升，國外資料多用保羅而很少用他本名，這與國內正好相反。難怪呢，我很長時間都不知道馮日升還有一個教名。在查找資料時，偶然看到保羅的名字也會被我輕易地滑過。應該說，這是一個不小的疏忽。多虧鞏翔的提醒，我後來再找資料時，果然有了一些新的發現，這是後話。
自從虎子失蹤後，前後共九天——從7月10日至7月18日——始終沒有音信。官府多方查找，羅胖子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收效甚微。就在大家絕望時，孩子突然回來了，而且事前沒有任何征兆。這太蹊蹺了！
羅胖子得知消息，立即趕到馮家了解情況。據虎子說，那天，姐姐回去討錢後，賣糖人的給了他一個糖人，把他騙到邊上一個弄堂內，那裏停了一輛馬車。這時他聽見遠處傳來姐姐的喊聲，正要答應，那個賣糖人的卻用衣服蒙住他的頭，把他抱上了馬車。開始他還拚命哭喊掙紮，可漸漸地就什麽也不知道了。等他醒來時，已被關在一間屋子裏，四周黑黢黢的。那個賣糖人的威脅他不準喊叫，他怕得要命，什麽話也不敢說。
後來，他又被轉移過幾個地方，看管他的人也換了。好在他們對他還算好，不缺吃，不缺喝。有一天夜裏，他睡著了。醒來時，發現自己在一個院子裏，周圍一個人也沒有，隻有滿天星鬥，此起彼伏的蟲鳴，以及淒厲瘮人的貓叫聲。他害怕得哭起來，這時有人發現了他，把他抱進屋內，第二天又將他送回了家中。
虎子斷斷續續前言不搭後語地說著。由於他才五歲，表述起來十分費勁。在馮太太的幫助下，羅胖子費了好大勁，才把他語無倫次的敘述大致捋順了。之後，羅胖子又去找杜神父詢問。杜神父的回答與他先前說的完全一樣，並無過多的補充。
“感謝主吧！”他說，“這都是上帝的仁慈，才使孩子安然無恙。”他一邊說著，一邊在胸前畫著十字。
應該說，從他的神態和語氣看，沒有任何可疑之處。羅胖子接著找來了當晚發現虎子、把他抱進屋內的雜役。那是一個長著大腦袋、細長脖子的年輕人，一雙金魚眼鼓鼓的，說話時不停地撲閃。他的回答印證了杜神父的說法。“這孩子嚇壞了，渾身直打哆嗦，實在太可憐了。”他對羅胖子說，聲音裏帶著同情。
“你還發現其他什麽了嗎？”
“沒有。”
“昨晚院門關了嗎？”
“是的。”
“那他們是怎麽進來的？”
“不知道。”
雜役鼓著金魚眼，頭搖得像個撥浪鼓似的。羅胖子查了一圈，毫無頭緒，便回去向劉二喜複命，當時沈慶也在場。
“這事太奇怪了，”羅胖子說，“我辦過那麽多案子，這種事還是頭一遭。”
“你說他們圖個啥？”他咂巴著嘴說，“綁票的非錢即仇——圖錢吧，這麽多天過去，既沒叫牌子，也沒下帖子（索要錢財）；為仇吧，更不像。哪有花那麽大的勁，甚至不惜殺人滅口，啥也不圖的？”
“說的是啊！”沈慶附和道。
“這裏頭怕是有鬼啊？”羅胖子說著，抬起頭來看著劉二喜。
“行了，你就少說幾句吧！”劉二喜沒好氣地打斷他。孩子回來了，本來可以鬆口氣了（省得金寶琦天天催他），可孩子以這種方式回來，又讓他臉上無光。羅胖子沒有看出他的心思，還想往下說。劉二喜眼一瞪：“這事還不都怪你？要是抓住左阿四，哪來這麽多事？”羅胖子聽他這樣一說，便不吭聲了。
虎子是7月18日回來的，第二天，即7月19日，法國的最後通牒到期了。不過，在這前一天，中方已派員斡旋，希望延長期限，以便取得滿意的結果。盡管巴德諾對中方的誠意表示懷疑，但當他請示國內後，得到的答複是同意將最後通牒的期限延遲至月底，即7月31日。
不難看出，法國仍寄希望於和談，並希望通過延期來達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此後的談判依然不順利。雖然清政府同意一個月內從東京撤出軍隊，但在賠款問題上還是堅持己見。法國有些迫不及待了，並開始做出讓步。茹費理電告巴德諾，他不再堅持原有的賠款數額，可以適當降低——盡管在這之前他曾強調過兩億五千萬法郎是“最低數目”。巴德諾回電稱，他擔心共和國主動讓步可能會被視為軟弱，而且是否能達到效果也不一定。
可是，為了打破僵局，茹費理已顧不得許多了。他電告巴德諾，他已把這事通知了清政府駐巴黎公使，讓他在談判中靈活掌握。巴德諾提議將賠款數額從兩億五千萬法郎減至兩億，分三年付清。茹費理回電稱：“賠款數字問題我讓您掌握，但您得注意，中國人比我們所想象的更吝嗇……我覺得，從他們手中取得數億法郎的賠款是很難的。”
果不其然，中方代表並不接受巴德諾的方案。7月29日晚，中方送來一個照會，重申不接受賠款的原則，並稱中國同意從瓊山撤軍，已表現得十分通情達理，法國不應以賠償作為唯一談判條件來破壞彼此融洽關係。
巴德諾聽到這個回答，十分氣憤，當即中止了會議，拂袖而去。事後他在致茹費理的電報中稱：“在這樣一個不嚴肅的回答麵前，我隻有退席。”
第二天上午，重開談判。這一次，中方最高代表曾國荃親自出席。在這之前，英國人曾作過調解，巴德諾希望中方能有所改變。但他沒想到的是，曾國荃雖然態度友善，但仍然堅持賠款是不合道理的。不過，他也做了一點讓步，表示本著熱愛和平與和解的精神，他願意提供五十萬銀兩（約合三百五十萬法郎），作為對法軍死難家屬的撫恤金。
三百五十萬——是的，巴德諾沒聽錯。
他又一次憤怒了。
“這無疑是戲弄我們！”在給茹費理的電報中，他表達了強烈不滿。“是時候教訓他們了，”他說，“很明顯，我們的優柔寡斷使他們不相信我們會采取軍事行動。”
但是，他的憤怒還是沒有使茹費理改變主意。後者回電稱，中國提出三百五十萬法郎的賠款雖然少了點，但至少說明他們已承認賠款原則。直到這時，茹費理依然對談判抱有希望。“你去告訴他們，”他對巴德諾說，“我們隻要五千萬，但不容許對這個數字再作討論。”
從兩億五千萬到五千萬，在茹費理看來，已經做了最大的讓步。如果中方再不接受，那就隻有訴諸武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還下令最後期限一到，即攻占基隆，以此作為抵押品，直到中方答應賠款。
7月31日，就在最後通牒即將到期的日子，中國公使又一次向茹費理提出希望再延長幾天期限，理由是他們需要時間奏請皇帝。茹費理當即表示同意，他致電巴德諾稱，我們的原則是延期可至8月1日，您可視情延長一兩天。
軍方對最後期限一拖再拖感到不滿。孤拔多次致電外長和巴德諾，聲稱半個月來，敵人一直在加固炮台，構建工事，準備火船，安置漂移水雷。我們給了他們太多的時間。現在，每拖延一日，進行軍事行動的困難就增加一分，他請求立即展開行動。可上邊對他的請求並不理會，海軍部長裴龍回電稱：“政府不批準你開戰，談判還在進行，有可能取得成功。”
這份電報發於8月5日，直到這時，裴龍還沒接到開戰的命令。需要說明的是，當時電報從巴黎到中國需三十多個小時。就在他發出這份電報時，上海傳來和談破裂的消息。於是，就在同一天，法軍接到命令，向基隆發起進攻。
中法戰爭開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當口，保羅突然被抓了。
事情發生在8月4日上午，保羅做完彌撒，從天主堂出來。那天孔懷仁也來到天主堂。和往常一樣，他們在後院待了好一會兒。後來，保羅便離開了天主堂。他是先走的，出門後，乘坐了一輛東洋車離去，但剛出法租界便被抓走了。孔懷仁在向法國遠征軍司令部的報告中提到了這件事，不過說得相當簡略。
從我搜集到的資料看，保羅，即馮日升被抓的過程大致可以還原如下：那天，他剛出租界就被一隊官兵攔住了。他們顯然是早就等在了那裏。領頭的是一個年輕的軍官，他上前詢問，他是不是馮大人，馮日升說是的。
“請隨我們走一趟！”
“去哪兒？”
領頭的也不回答，一揮手，兵丁們便一擁而上，三下五除二地將他拿下了。羅胖子的手下一直在跟蹤監視，發現這個情況，連忙回去稟報。羅胖子吃了一驚。
“什麽人抓的？”
“不清楚。”
劉二喜也感到納悶。事後打聽，得知是上海縣派人抓的。他派人詢問原委，得到的回答是奉上邊之命。再去上海道衙門打聽，卻說不知此事。劉二喜感到一頭霧水，他馬上吩咐沈慶擬文向上稟報。哪知電報發出後，遲遲沒有回音。後來，他又去電請示機宜，不久，高頭的回電終於來了，卻讓他更摸不著頭腦。電文大意為：此事勿再管，亦勿外傳，相關呈文電稿一並銷毀。雲雲。
“這是咋了？”劉二喜大惑不解。
“會不會案發了？”羅胖子推測道。
“有可能……”
“賊娘的，”羅胖子罵道，“忙活了半天都瞎忙了。早知如此，還不如咱動手哩！”話語中透著深深的懊惱。
鞏翔
現在要說到鞏翔了。鞏翔是著名教授、清史專家，尤其對晚清曆史研究頗深。我們曾經都是省政協委員，開會時常常在一起，關係很熟。幾年前，我寫《淮軍四十年》時曾向他請教過，受益匪淺。但是這幾年他一直在國外做訪問學者。拍攝紀錄片《劉銘傳在台灣》時，導演曾想采訪他，可因他在國外無法實現。
寒露過後，天氣漸漸轉涼。這天，我參加一個飯局，遇見了一位在社科院工作的朋友，他對我說，鞏翔回來了。
“啥時候？”我問。
“已經到國內了。”
“是嗎？我正要找他哩！”
“有事嗎？”
我便說起了馮日升案，正想找他請教哩，也不知鞏翔能否幫上忙。“啊，”那位朋友說，“那你可能找對人了。我聽說，鞏翔正在寫一篇關於中法戰爭期間法國間諜活動的論文。”
“是嗎？”我說，“那太好了！”
回家後，我立即撥通了鞏翔的電話。鞏翔聽出我的聲音，很高興。當時，他正在隔離期間，他已隔離了半個多月，憋得夠嗆，不過現在已經進入居家隔離的最後階段。“馬上就要解放了！”他在電話裏說。我們聊了幾句閑話，便轉入正題。“馮日升？”鞏翔說，這事他知道，手上也有一些資料，不過，這事說來話長，電話裏講不清。於是，我們簡單說了幾句，便約好等他結束隔離後見麵詳談。
“那就說定了，我等你電話。”
“ OK！”
又過了十來天，鞏翔的電話果然來了。我們約好了見麵時間，地點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土菜館。這家飯店新開不久，環境優雅，菜也燒得不錯。我特地點了幾個特色菜，如幹煸豬大腸、雜魚鍋、糯米雞翅、金湯老鴨煲等，都是鞏翔愛吃的。他大呼過癮，說這些日子簡直憋壞了。
“所以嘛，”我說，“今天我特意給你搞幾個殺饞的，怎麽樣？”
“好，好極了！”他連聲讚道。
鞏翔是個爽快人，雖然讀過不少書，但身上沒有一點知識分子的酸文假醋。他很健談，酒量也不錯。三杯酒下了肚，便滔滔不絕起來。我急切地向他請教起有關馮日升案的事，特別是馮日升被抓後，又發生了什麽？此案後來如何了結？馮日升的命運又如何？我一口氣問了很多。鞏翔微笑地聽著，等我說完了，他才開口道：“關於保羅案，這事很有意思。”
“保羅？”
“是的。”
順便說一句，就是這次談話，我第一次聽說馮日升還有一個教名。談及保羅案的情況，鞏翔認為保羅案很複雜，主要是資料缺乏。關於他是否是奸細，目前尚有爭議。
“那你的看法是？……”我說。
鞏翔笑了：“奸細不好說，但他向法國人提供情報卻是不錯的。”
“這麽說有根據嗎？”
“當然。”鞏翔端起酒杯。我們碰了一下，他一飲而盡，“有本書不知你可看過？”
“什麽書？”
“ 《1884年：我的回憶》。”
“誰寫的？”
“法國人。”
鞏翔從身邊包中取出一本書。原來是法文書，國內尚無譯本，這還是我第一次聽說此書。鞏翔說，這本書的作者名叫吉爾·弗朗索瓦，時任法國海軍部高等秘書。我想起來了，在孔懷仁的來往書信中有與他的通信。鞏翔打開書，指著其中的一段對我說，弗氏認為，萊昂中尉的情報工作是失敗的，因為保羅向他提供了虛假的情報，從而誤導了他。
“這個萊昂中尉就是孔懷仁。”鞏翔可能是怕我不知道，對我解釋了一句。我說：“這個我知道，有的書上說他是少尉。”
“是的，說他少尉也沒錯，”鞏翔說，“他後來晉升為中尉，這是他來中國之後，所以兩種說法都對。”他夾了一口菜放進嘴裏，一邊嚼著，一邊補充道，“這家夥後來死在台灣，中尉是他的最高軍銜。”
“哦，他是咋死的？”我替鞏翔滿上酒，隨口問道。
“說法不一。”鞏翔道，“一說是在獅球嶺偵察時被當地人的毒箭射中，不治身亡。還有一說是他患瘴癘而死。”
就這個話題，我們又聊到萊昂在台灣的情況。據說他很得孤拔的信任，搜集了不少有關台灣的布防情報，但最後死得很慘。有資料說，他死時渾身潰爛，痛苦不堪。“這也是罪有應得吧！”鞏翔說道。
不得不承認，專業的與業餘的就是不同。鞏翔作為專家，看過的史料不知比我多多少。他說研究曆史，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比史料，你有的我沒有，你就比我強，相反亦然。這倒也是，我表示讚同。我們隨意地聊著，鞏翔那天興致很高，不僅喝了不少酒，而且對我點的菜也十分滿意。特別是那道幹煸豬大腸，他說是他吃過的最好吃的。我說：“你算是說到點子上了，這道菜是該店的招牌菜，最受歡迎，來晚了可就點不到了。” “是嗎？”鞏翔說，“那算我有口福了。”他還說這幾年在國外，很難吃到正宗的中國菜，這次回來可得好好地找補回來。
大約是憋久了，需要得到釋放，鞏翔比平時更健談。談到《紀事》，他對這本書的史料價值予以了充分肯定，認為雖是野史，但多為親曆，具有較高的可信度。他正在寫的關於中法戰爭期間法國間諜活動的論文，也參考了這本書。“當時法國派了不少間諜，”他說，“當局有所覺察，這都是事實。”
“那為什麽不抓呀？”我說。
“不敢啊，”鞏翔說，“當時清政府腐敗無能，當官的最怕洋人。所以像孔懷仁這樣的，明明知道他是間諜也不敢動他。”
順著這個話題，我們又回到了馮日升案。我說：“從現有的資料看，馮日升暗中與孔懷仁有來往，應該是有根據的，但僅憑這些，他的嫌疑能否坐實？此外，提供假情報又是怎麽回事？這是他個人行為，還是有高人指點？”
“這個很難回答。”鞏翔夾了一口菜放進口中，一邊吃著一邊說，“有些問題我也在研究。”他掏出一根煙，也遞給我一根。我們點上煙後，他又繼續說：“當時，法國急於想從談判桌上撈到好處，可中方雖然做了讓步，但始終不肯答應賠款，這讓法國很著急，因此多方打探，想搞清中方底細。從孔懷仁提供的情報看，給法方一種錯覺，那就是中方的底牌不是不同意賠款，而是賠款數額過高。似乎隻要把數額適當降低，就會達到目的。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所以，弗朗索瓦抱怨萊昂受到虛假信息的誤導。”
“這個虛假信息是馮日升提供的嗎？”
“應該是的，”鞏翔說，“起碼弗朗索瓦是這麽認為的。他在書中提到的保羅就是馮日升。當然，法國的情報來源可能是多方麵的，萊昂的情報隻是其中一個渠道。法方的誤判也是多種原因造成的。”
圍繞這個問題，我們的談話逐步深入。鞏翔推測說，馮日升向孔懷仁提供情報，最大的可能是受到了脅迫。兒子失蹤給他很大的壓力。為了救孩子——我們姑且認為孩子就是孔懷仁綁架的，這種可能性很大——他不得不屈服於孔懷仁，但他良心未泯，不願這樣做，所以沒有提供真實的情報。“這是一種假設吧，”鞏翔分析說，“但還有一種假設，那就是他這樣做，可能是得到了某種授意。”
“授意？”
鞏翔點點頭。
“依你之見，哪種可能更大？”我問道。
“不好說。”鞏翔笑了笑，彈了彈手中的煙灰，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這裏還有一些盲點。曆史研究需要依據，沒有依據便沒有說服力。”
“不過，”他停了一下，又說，“凡事都有動機和效果。馮日升的動機不說了——不管是受到脅迫，還是收買，或者其他什麽原因吧——單看效果，從他提供的情報看，恰恰是對我方有利而對法方不利的，是不是這樣？”
“對啊。”
“那麽，”鞏翔繼續推論道，“我們要問了，當時中方的策略是什麽？法方的企圖又是什麽？這麽大的問題，僅憑馮日升個人，他能把握嗎？不可能，對吧？”
“那是啊！”我頻頻點頭。
“還有，”鞏翔重新點燃一根煙，深吸了一口，然後慢慢吐出來，“你看《紀事》中多次提到‘高頭’。這個高頭是誰，沈慶雖然沒有說，但看得出，他們對馮日升的舉動並不意外，一再指示劉二喜不要動他。後來，馮日升被抓了，他們的態度也耐人尋味，好像這一切他們早有預料似的。”
“可不是！”我說。
“不僅如此，”鞏翔用手指點了點桌子，仿佛在強調什麽，“最奇葩的是，你知道他們抓馮日升的罪名是什麽嗎？”
“什麽？”
“殺人！”
“殺人？”
“是啊。”鞏翔向前欠起身子，揮了一下手，用意味深長的口氣說，“你想不到吧？”
“可不是。他殺誰了？”
“左氏兄弟。”
“怎麽可能？”這也太離譜了。
鞏翔看著我，嘿嘿一笑，似乎對我的反應毫不意外。“想不到吧？”他說，“你說馮日升殺左氏兄弟，動機可能是有的，因為左氏兄弟綁架了他兒子。可他一介書生，也不會打槍，一下殺了兩個人，你信嗎？況且，這個左阿四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什麽人？”我連忙問道，因為關於左阿四的資料我一直沒有找到。鞏翔說，這人在洋槍隊幹過，是個悍匪。所謂洋槍隊，最早是一支洋人雇傭軍，因使用洋槍而得名。洋槍隊初期招募的成員均為洋人，後因兵員不足，也招募華兵。這支部隊向以凶悍著稱，但因紀律太壞，不聽調遣，後被強行遣散。
“難怪呢！”我一拍桌子說，“這就對了。”
按鞏翔的說法，一切都變得順理成章了。首先，洋槍隊裏有很多外國人，孔懷仁找到左阿四並非難事。其次，雇用左阿四來做這事，不僅具有隱蔽性，也可以避開官府的耳目。難怪連黑道也查不到哩。
“沒錯。”鞏翔用筷子敲了敲桌子，表示讚同。“這個姑且不論，”他接著剛才的話題繼續說，“洋槍隊裏都是些什麽人啊？大多是兵痞流氓，左阿四肯定也不是個善茬兒，就連羅胖子手下的探員石某也沒能逃脫，就憑馮日升能殺得了他嗎？”
“根本不可能。”
“就是啊！”鞏翔看著我，會心地一笑，“但這個罪名為什麽要加到馮日升頭上呢？”
“為什麽？”
“抓人總得有個理由吧？”
“你是說，”我一下醒悟過來，“他們想隱瞞真相？”
“一點不錯！”鞏翔猛拍桌子。
“那後來呢？”
“後來就更奇了，”鞏翔按滅了煙頭，“人抓了卻沒有下文了。既沒有審判，人也不知去向。”
“會不會被殺了？”
“這個說不清，還得進一步研究。”
話說到這裏，這事又進入了死胡同。不過，鞏翔的傾向已不言自明，那就是他認為這事有人授意的可能性較大。其實，我也是這麽看的，隻是沒有鞏翔分析得這麽詳細罷了。圍繞這個話題，我們又探討了好久。我問鞏翔，如果這事有人授意——我是說如果——會不會是淮軍所為？因為劉銘傳、劉二喜等都是淮軍人物。
“那可不一定，”鞏翔說，“當時主持和談的可都是湘軍人物，曾國荃就是湘軍大佬。你說抓馮日升能瞞著他嗎？還有像劉銘傳從上海去台灣，這樣的操作，光憑淮軍也辦不了。起碼談判副使，就得朝廷來任命。”
“這倒也是！”
“說來挺有意思，”鞏翔接著說，“雖然湘淮一向對立，彼此難容。但在中法戰爭時，他們有時也會放下前嫌，一致對外。比如任用劉銘傳，都一致讚同。包括一向與劉不和的左宗棠也是支持的。”
“這就是所謂的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吧！”我說。
“有點這個意思吧。”鞏翔大笑起來。他端起酒杯一飲而盡，然後抓了一張餐巾紙抹抹嘴，“你別看晚清特別腐敗，可是能人也不少。有些人要是放到別的朝代，說不定就能大放異彩。”
說到這裏，鞏翔便大發感慨，談起個人與時代的關係及局限。這家夥愛侃，而且思維發散，常常從這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不過許多話到他嘴裏便變得很有意思。我們邊吃邊聊，不知不覺三四個小時過去了。這次談話，我收獲不小，雖然仍有許多盲點有待解開。鞏翔也感到無奈。
“這是沒辦法的，”他說，“曆史上有許多謎，由於種種原因，它們淹沒在曆史的長河中，也許永遠不會有答案。”不過，他認為，就這件事而言，拖延時間對我們有利，起碼從客觀效果上是如此。事實上，法國也有人看到這一點，如巴德諾、孤拔等，認為中方可能在利用和談拖延時間。當時，台灣防務極為薄弱，這也是朝野極為擔心的，可和談卻為劉銘傳、為台灣爭取了二十一天時間。就在這段時間裏，劉銘傳為台灣防務做了不少事，比如加固炮台，修築工事，還炸毀了基隆煤礦，使法國占領煤礦的企圖成為泡影。
“二十一天啊！”他強調說，“二十一天雖然很短暫，但對台灣來說卻是極為寶貴的！”
賈民
聽說賈民是一年多以後的事，這讓我大為驚喜。自從和鞏翔談話後，馮日升案再無進展，隻好放下了。2021年元旦過後，我的長篇小說《群山呼嘯》順利出版。這本書前後寫了好幾年，我感到有點累了。這時，朋友相約去徽州一遊，我便欣然應允。
出發那天，天氣很好，我的心情也不錯，坐在車中迷迷糊糊打起盹來。就在這時，手機響了。我一看是老程打來的。自我上次去五湖後，我們已經好長時間沒聯係了。
“老程啊！”我按下接聽鍵，還沒來得及寒暄，老程便興奮地說：“好消息，好消息！你要找的馮家後人找到了！”
“什麽？”我連忙詢問具體情況。老程說：“這事也巧了，前不久，馮家的後人回國尋祖，找到了統戰部。”
“真的？”
“那還有假？我親自接待的。”
“他們人呢？”
“就在五湖。”
“你等著！”我立馬吩咐車子掉頭，趕往五湖。同時打電話給朋友，說臨時有事，不去徽州了。朋友們都很掃興，說：“你這不是拆台嗎？摜蛋三缺一，你說咋弄？”我隻好連聲道歉。這時，我也顧不上那麽多了。馮家後人的出現讓我又驚又喜，我迫不及待地想馬上見到他們。
給我開車的是我的學生小黃。他問我什麽事讓我這麽興奮，我便給他講起了馮日升和馮日升案。小黃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不禁連聲稱奇。
車到五湖已是晚上七點多，老程在賓館裏等候多時。略作寒暄，我們便去了餐廳。因為時間不早了，老程說，咱們先吃飯，然後再去房間。我忙不迭地問起馮家後人的情況，老程說，已和賈先生約好了，明天見麵。
“賈先生？”我說，“他是馮家什麽人？”
“據他說，是第六代。”
“怎麽姓賈？”
“說起來，這裏邊故事不少——哦，對了，賈家大院你知道吧？”
“知道啊！”
老程說的賈家大院就位於五湖金鬥街上。這是一座徽派建築，麵積有四千多平方米，前後有兩個院落，房子二三十間。主人姓賈，是一個茶商，抗戰時期去了國外。解放戰爭時，這裏曾被國民黨征收，一度成為駐軍司令部。新中國成立後又先後做過糧庫、學校等。直到前幾年，五湖發展旅遊，才把這裏重新修繕，對外開放。我以前來五湖時，老程曾陪我去參觀過。我記得院中有兩棵高大的銀杏樹，已有百年曆史。我們去時正值秋天，滿樹黃葉，耀眼奪目。
“你恐怕想不到吧，”老程看著我說，“這裏就是馮家的舊居。”
“是嗎？”
“可不是，我們也是才知道。”老程說。原來馮日升來五湖後改了名字，叫賈民，所以這座大院也就成了賈家大院。
“這麽說，馮日升沒有死？”
“肯定啊，”老程說，“聽說他來五湖生活了二十多年，民國後才去世，這座宅子也是他興建的。”
老程的話讓我大感驚奇。馮日升被抓後便沒了消息，原以為他死了（我甚至想到他也許是被秘密處死，對外封鎖了消息，這種可能完全存在），現在看來，他不但沒有死，而且還從牢裏放了出來。他是怎麽被放出來的？又是怎麽來五湖的？這期間又發生了什麽事？我腦子裏冒出一連串的問題，急切地想知道。可老程知道的並不多，隻知道馮日升當年來五湖正是因為那樁案子。為此，他隱姓埋名，外界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他自己也秘而不宣。“好了，好了！你也別急！”他對我說，“我已幫你約好了，賈先生答應明天和你見麵。”
第二天，我如約見到了馮家的後人。會見的地點在統戰部的會議室，約好時間是九點半，我和小黃先到了。不一會兒，老程帶進來兩個人。一個六十來歲，頭發花白，中等身材，微胖，戴著一副白框眼鏡，麵相和善。老程介紹說，他叫賈承宗，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他身邊跟著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女子，長著一副外國人的麵孔，十分漂亮。“這位是艾莉卡女士，”老程說，“是賈先生的孫女。”後來我才知道，艾莉卡是賈承宗的兒子與美國妻子所生。
談話一開始免不了有些拘謹和客套。我們先聊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賈先生說，他在美國出生長大，這是他第一次回國，家鄉與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樣。哪裏不一樣，他沒有說，我也沒有問，但從語氣看是讚賞的。賈先生漢語說得很好，盡管他是在美國長大的，艾莉卡也是如此。“我們在家裏都說漢語。”賈先生解釋說。
“難怪哩，”我說，“你們的普通話比我說得還正宗！”
聽到我的誇獎，賈先生和艾莉卡都笑了。老程準備了特級祁門紅茶，他知道賈先生喜歡紅茶。但艾莉卡不喝茶，她隻喝可樂，老程也為她準備了。這家夥一向做事心細。我問起賈先生在美國的生活情況。賈先生說他們家族現在美國已有幾十號人，分散在各個城市，可以說完全融入了美國的生活，但他們並沒有忘記自己的根。這次回來，主要是為了尋祖。昨天他們去了賈家大院。“我們的祖上曾經就生活在這裏，”賈先生說，“這讓我們備感親切。”
“艾莉卡還拍了不少照片。”老程插話說。
“哇，太漂亮了！”艾莉卡說，“那兩棵樹好大好美喔！”她指的是那兩棵百年銀杏。老程說：“它們沒準就是你們祖上種下的。一百多年前，你們的祖上很可能經常在樹下散步、休息。” “真的？”艾莉卡叫了起來，“你的想象力太豐富了吧！”
我說老程可是詩人。“不敢當，不敢當！”老程連連擺起手說，“我充其量也就寫寫打油詩。”眾人都笑了。
談話逐漸輕鬆起來，我把話題轉向馮日升案，起先還有些小心翼翼，哪知賈先並不回避。他說，這件事老祖（指馮日升）問心無愧，他是冤枉的，我們都為他感到自豪。他拿出一些資料，其中有老祖留下的口述，還有一些他們家族人寫的發表在美國報刊上的回憶文章。
據賈先生說，甲申和談，法國人軟硬兼施，想套取情報。他們綁架了老祖的獨子，逼其就範。老祖痛不欲生，不得已向金老祖（即金寶琦）求救，決定向法國人提供假情報，以換回孩子。
“這也是不得已，對嗎？”我插話道。
“當然，”賈先生說，“開始是這樣。”
他一邊說著，一邊把玩著手中的煙嘴。老程看出他想抽煙，便找來煙缸，但他擺手謝絕了，可能是他看到會議室裏有禁煙標識。
“沒事的，您抽吧！”我們勸他。
“ No，No！”賈先生聳聳肩，堅持不肯。看得出他是一個很自律的人。
艾莉卡看在眼裏，便微笑著從他手中取過煙嘴，似乎在說：別這樣。賈先生看了她一眼，兩人相視而笑。艾莉卡雖然長著一副外國女孩的麵孔，但性格卻像中國女孩，十分文靜。在我們談話時，她很少插話，除了用手機拍照外，大多時間都一言不發。
“其實，孩子丟了，”賈先生接著說，“老祖馬上就意識到了，這可能是萊昂幹的。因為萊昂找過他好幾次，逼他合作，他都沒有答應。於是萊昂便威脅說，如若不從，那你可得想想後果。”
“所以，”我說，“孩子失蹤了，他才一開始並沒有報案。”
“是的！”
“ 《甲申紀事》您看過嗎？”
“看過，這方麵的書我都查閱過。”
“沈慶的書中說到，馮日升發現孩子失蹤了，第一時間去了咖啡館和天主堂，是不是在找萊昂？”
“有可能是吧。”賈先生喝了一口茶，他說家裏人倒沒有說得那麽細，畢竟時間過去太久了。
“那提供假情報是誰的主意？”我說，“是金寶琦嗎？”
“也算是吧！”
“也算？”我有些不解。
賈先生笑了起來。不知啥時，他又把煙嘴拿在手中把玩起來，“聽家裏的長輩說，這是金老祖首先提出來的，但這並不是他的主意。”
“那是誰的？”
賈先生微笑地看著我，略作思索，仿佛是在斟酌怎麽措辭。“這麽說吧，”他停了停，然後開口道，“金老祖為了救外甥，也就是虎子，四處找人，後來這事不知怎麽就被有關方麵知道了，決定將計就計。當時，劉銘傳還沒去台灣，上邊想利用和談拖延時間。他們想了很多辦法，這大概也是一個吧！”
“有關方麵？”我說，“具體指什麽？”
“這個不清楚，”賈先生搖了搖頭，“聽老輩們說，金老祖的能耐很大，關係也很多，上上下下認識很多人，其中有南、北洋，還有總理衙門的高官。具體是誰讓他這麽幹的，他沒說，可能是不便說吧！”
我想到《紀事》中多次提到“高頭”，便問這個人會不會就是所謂的“高頭”？賈先生攤開手，撇了一下嘴巴，表示無法回答，但他認為這個人的地位肯定不會低，因為他能夠掌控一切。
“你家老祖知道這事嗎？”
“開始不知道，後來才知道。”
“後來？是什麽時候？”
“孩子被放回來之後吧，”賈先生說，“本來孩子放回來，這事不就完了嗎？老祖想連夜把家裏人送走，可金老祖勸住他，讓他繼續向萊昂提供假情報。老祖有些不解了，說你想幹嗎？難道真想當內奸啊？金老祖說沒事，一切包在他身上。這是犯罪啊，老祖說，欺師滅祖之事斷不可為。金老祖見狀才說明真相，說這樣不獨無罪，還有功於社稷，但千萬不能為外人道也。這些在老祖的口述中都寫了，你可以自己看。”說著，他把幾張紙抽出來擺到我麵前。那是一份複印件。我匆匆掃了一眼，口述的時間是民國十三年（1924）。
“那年，老祖是六十八歲，”賈先生說，“當時他病得很重，自知不起，便把兒子叫到跟前，讓他記下了這份口述。”
“他兒子就是虎子嗎？”
“是呀，他是我的高祖，大名叫賈永翰。”
賈先生接著講了一下口述的過程。他還說道，老祖當時身子很虛弱，講話時不斷喘氣，中間不得不停下來休息，等緩過氣來又接著講。整個過程持續了一個下午。高祖寫好後，第二天又拿給他看。他一字一句看了一遍，還改動了幾處，最後讓高祖重新謄抄後才簽了名。
“看來他很重視這件事。”
“是啊，”賈先生說，“這是他的一塊心病啊。”說到這裏，賈先生停頓下來，好像是在緩和自己的情緒。老程走過去替他續茶，他說了聲謝謝，然後禮貌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我順著剛才的話題接著問道：“萊昂一直沒有發現嗎？”
“看樣子是沒有。”賈先生微笑道，“不過，他有過懷疑。聽長輩們說，他曾幾次威脅過老祖，讓他別耍花招，否則決不放過他。當然，他還給了老祖不少錢，這些錢老祖都交金老祖轉給上邊了。”
“那後來老祖怎麽又被抓了？聽說抓他的理由很莫名其妙。”
“是這樣，”賈先生攤開雙手，聳了聳肩，“他們說他殺了人——哦，上帝啊！”說著便忍不住笑起來，“其實，這都是障眼法，做給外邊看的。”
“左氏兄弟是怎麽死的，你知道嗎？”
賈先生搖頭。
“家裏人從沒講過嗎？”
“沒有，”賈先生又搖了搖頭，“不過，老祖懷疑是萊昂幹的，他曾對家裏人說過。左阿四在洋槍隊當過兵，你也知道，這支隊伍中藏汙納垢，什麽人都有。後來，事情敗露了，萊昂當然不能留活口。”
“說得是，這種事萊昂做得出來。”我表示讚同。談話繼續下去，我問賈先生這個殺人罪名後來怎麽加到了老祖的頭上。賈先生沒有直接回答，而是反問道：“你知道上邊為什麽要抓老祖嗎？”
我搖了搖頭。
賈先生又問：“你注意到他們抓老祖是什麽時間嗎？”
“什麽時間？”
“不早不晚，恰在和談破裂前一天。”
“這倒是的。”
“為什麽？”
我看著賈先生不說話，等著他的答案。
“這麽說吧，他們是為了保護老祖。”
“保護？”我問，“是怕萊昂報複嗎？”
“也不全是，”賈先生把煙嘴放到鼻下聞了聞，又說，“你知道嗎？當時法國人挑起戰爭，國人殊為痛恨，對於主和派人人喊打，對內奸更不會放過。老祖的事情傳出去，這對他非常不利，但又無法對外解釋。”
“所以，”我說，“你們全家才來到五湖，而且隱名埋姓。”
“是的！”
“那是什麽時候的事？”
“老祖出獄後吧，”賈先生說，“這都是金老祖一手安排的。聽家裏長輩說，老祖剛被抓，金老祖就連夜把老祖的家人送走了。等到老祖來到五湖時，家裏人已在五湖落了腳。”
“看來，這事早有計劃。”
“應該是的。”
賈先生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神情有些愀然。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他接著說，“當時說好了，先委屈一下，以後是非曲直自有分辨。老祖也認為清者自清，這不是什麽問題。可後來這事卻沒了下文。中法戰爭結束後，老祖很著急，還想出來做點事，金老祖也幫著活動了好長時間，但都沒有結果。幾年後，金老祖因病去世，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說到這裏，賈先生歎了一口氣，顯得十分無奈。
“這是為什麽？”我感到有些不解。
“誰知道呢？”賈先生又一次撇了撇嘴，聳聳肩膀。“這事誰也沒想到，”他接著說道，“老祖沒想到，金老祖也沒想到，為此兩人都很鬱悶。金老祖氣得大罵這幫混賬王八蛋，說他們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後，過河拆橋，全不認賬了。可罵歸罵，又有何用？”我問上邊為何會如此？賈先生說他們或許擔心這事傳出去對他們不利，畢竟事涉外交，誰也不想擔責任。說著，他又感歎了一番。不過，讓他欣慰的是，老祖的功績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忘了。一些知情的親朋好友都為他抱不平，就連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後，還專門書贈“赤心可鑒”四字，對他高度評價。可惜的是，由於戰亂和遷徙，家裏的書信字畫大多已不知去向，隻在老祖的詩文中留下了隻言片語。說到這裏，賈先生的表情不無惋惜。
那天上午的談話進行了整整三個小時，中間除了上洗手間，連休息一下都沒有。我們談了很多問題，方方麵麵，無所不包。我還問到賈先生對杜神父的看法，他是否參與了此事。賈先生的回答完全是否定的。他說，杜神父是一個很正派的人。他雖是法國人，但一直反對萊昂的一些做法。孩子失蹤後，他還找萊昂進行交涉，勸他不要行惡事，但萊昂極力否認與此事有關。
艾莉卡坐在邊上一直沒說話，這時插話道：“神父爺爺是我們家的大恩人，我們家現在還掛著他的畫像。”說著，她還從手機中調出了杜神父的畫像。畫像上的杜神父麵帶慈祥，神情嚴肅。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杜神父的畫像，應該說與我想象中的大致相同。我讓艾莉卡將照片發給我，她欣然應允。
中午，我們在賓館酒店裏共進午餐，還一起喝了酒。賈先生興致很高，毫無倦意。他表示將代表家族把賈家大院贈送給國家，這事來之前，家族已經統一了意見。程部長高興地起身連喝了三杯酒，向賈先生表示感謝。席間，賈先生答應把帶來的資料都複印一份給我，其中包括老祖的口述，以及回憶文章。他還把電子信箱告訴了我，表示今後有什麽問題可以隨時聯係。談到老祖的詩抄，他說這次沒有帶來，我請求能否寄我一本，他也爽快地答應了。
午餐後，顧不上午睡，我便興奮地給鞏翔打電話。鞏翔當時正在北京參加一個重要的學術會議，無法分身，十分遺憾，但他認為這些材料很有價值，讓我設法整理出來。至於那些發表在外國報刊上的回憶文章，他也讓我交給他，他可以找人翻譯出來。
春節過後，我收到了賈先生寄來的資料，其中有一本詩集，書名為《金鬥詩抄》，收錄了三百餘首詩詞，署名為賈民。其中有《感懷二首》，序曰：“丙戌秋月，頃接劉爵帥贈書赤心可鑒，百感交集。撫今追昔，愴然淚下。此語足慰餘生，死而無憾。特賦詩記之。”詩共二首。其中一首雲：
將軍百戰驅胡虜，得複金甌壯誌酬。
銀杏樹旁空讀月，草堂窗下獨悲秋。
匹夫自有興亡責，鄉野已無名利憂。
爵帥賜書天降喜，臨風一醉效秦謳。
按：丙戌即1886年，這是台灣建省的第二年。這年，金寶琦受巡撫劉銘傳之請，前往台灣幫助整飭軍備，帶回劉爵帥手書“赤心可鑒”，轉交馮日升。
又按：《金鬥詩抄》刻於民國九年（1920），這一年離案發已過去三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