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兒子，武王姬發的同母弟弟。因為後來他的封邑在周地(今陝西省岐山縣)，又位居三公，故被周朝及後人稱為周公。周公從小就性格寬厚，孝敬父母，且多才多藝，處事謹慎而又果斷，在文王諸子中出類拔萃。周公的優秀品格與素質，注定了他會成為西周初年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
商朝末年，紂王荒**無道，民不聊生，統治日見衰敗。胸藏大誌的周文王乘此時機，積極準備滅商。他勵精圖治，延攬賢才，團結諸侯，翦滅商朝羽翼方國，國力日益強盛，到文王晚年，原先僻處陝西西部的“小邦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未等實現自己的宏願，文王就病逝了，滅商的曆史使命落到了武王姬發的肩上。而周公，則成為他的兄長的最得力的助手。史稱“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在滅商鬥爭中，他的功勞實際上不在大名鼎鼎的太公望(即薑太公)之下。
公元前1027年，武王出動數萬大軍，聯合各路諸侯討伐商紂。周公、太公輔佐武王統軍渡過黃河，直逼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縣)。在郊外的牧野，周公草擬了著名的戰前誓詞——《牧誓》，在二月甲子這一天的淩晨，由武王在陣前發布。《牧誓》曆數商紂腐敗**、凶殘、暴虐的種種罪惡，宣告伐商的正義性，並且申明軍法，義正辭嚴。誓畢，大軍向朝歌發動進攻，士卒個個同仇敵愾，勇往直前。而商軍人數雖多達數十萬，但多為臨時征集的奴隸，毫無鬥誌，因而一觸即潰。周師攻進朝歌，商紂自焚而死，商王朝滅亡了。武王兄弟終於實現了父親的遺願。
武王攻占朝歌以後，周公向武王建議，用經濟上施惠，生活上安定和政治上籠絡利用上層人物的辦法，來妥善處理戰敗的殷人。武王采納了他的意見，下令旌表被紂王殺害的賢臣比幹和商容，釋放被囚禁的王叔箕子和平民百姓，開倉濟民，安定殷人，並且讓紂王的兒子武庚繼續管理殷地的百姓，使商作為一個諸侯國繼續存在下去。這一係列措施使商地百姓喜出望外，願意服從西周的統治。為了防範商人的反抗，武王將三位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封在殷地附近，號為“三監”，監視武庚；又封周公於魯、太公於齊、召公(武王庶弟)於燕，鎮撫當地土著，其他從征諸侯，也各有封賞。西周王朝的統治由此初步確立起來了。因武王需要輔弼，故周、太、召三公均未就國，而隨武王西歸，留在朝廷執政。
武王返周不久，就患了重病。為了兄長的健康，周公親自書寫禱辭，向祖先祈求願以己身代死，好讓武王痊愈，統治新建的王朝。武王病篤之時，懇請周公接替王位，周公涕泣沾裳，堅辭不肯。武王隻好傳位於兒子姬誦，是為成王，並以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主政。由於成王年幼而形勢又十分嚴峻，周公為了維護剛剛建立的西周王朝的穩定，毅然攝政當國，以王命號令天下，用自己的威望與才幹擔負起治理天下的主要責任，開始了周公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
周公前後攝政七年，當姬誦成年舉行了冠禮之後，周公例歸於成王，自己則以臣子的身份恭謹地輔佐成王治理國家。
他常常因考慮政事夜以繼日，有時睡在**想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便會急切地坐以待旦，等候上朝處理。他教誨成王要以殷商為鑒，立身正行，為臣民表率。他還作了一篇《無逸》，諄諄告誡成王不要貪戀逸樂，而要體察百姓稼穡艱難和生活疾苦，正確對待民間的批評和不滿，以德治民。周公深知賢人才士對周朝王業的重要，待士恭敬，著力四方延攬，他曾對即將就封的長子伯禽說：“我是文王的兒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不可謂不高。但我常常一洗沐而三握發，一餐飯而三吐哺(意為洗沐、吃飯時亦常常停下來招呼客人)，還擔心怠慢和失去天下的賢士，你到魯國，千萬要謹慎而不要傲慢待人啊!”三國時，曹操的著名詩句“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就是用此典故來歌頌周公的。
周公為建立和鞏固西周王朝貢獻了畢生精力。臨死前，他還對兒子們說：“我死了以後，一定要把我埋在成周，以表明我不敢離開成王的身邊。”這真可說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王聞訊，悲慟不止。他命令將周公隆重地埋葬在畢地的文王墓旁，諡號文公，配享文王，又特許魯國可以世世代代用祭祀天子的禮樂來祭祀周公，以表彰周公的豐功偉績。
點評：
周公平叛亂、行分封，奠定了西周政治製度的基礎。相傳他曾製作禮樂，建立典章製度，提倡“明德慎罰”，禮賢下士，勤政愛民。他兢兢業業治理天下，使周朝真正得以鞏固，功勞卓著，權位至極。然而，他為了社稷的長遠利益，歸政成王，一心輔佐，任勞任怨，堪稱忠於職守的典範。
2.商鞅變法，國強民富
商鞅，春秋時期衛國人，本姓公孫，又稱為公孫鞅或衛鞅。他的先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衛國，後來衛國衰敗，而商鞅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日漸衰敗的王族中。公元前361年，公孫鞅帶著自己經常研讀的《法經》，赴秦國去了。此時的秦國，獻公剛剛去世，新即位的孝公年輕氣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權貴終日聲色犬馬無所事事，自己的父親嚐試著進行了一些變革，雖有效果但沒能徹底改變貧窮積弱的狀況，而魏、趙、楚等國又一個個虎視耽耽。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賢令，廣招天下的賢士英才。
通過幾次的會見、交談，孝公決定起用公孫鞅，把振興秦國富國強兵的重任委托於他。公孫鞅在分析了秦國的形勢後，準備推行法家的治國之術來整飭秦國的朝綱，嚴明法紀，改變當前貧窮積弱的局麵。要做到這些，首先必須改變秦國舊有的法令製度、陳規陋習。他把這種想法向孝公陳述，正與孝公不謀而合。但孝公又有深深的憂慮，他知道自己國內舊貴族的勢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實行變法，那些權臣貴戚會不會因懼怕而阻撓呢?
針對孝公的心情，公孫鞅勸說道：“遲疑不決的人很難成就功名，猶豫不斷的事不會有什麽功效。既然要變法，就必須決斷。不要擔心別人反對。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會遭人非議。有獨見的人，也一定會遭他人詆毀。愚鈍不化的人在別人事成之後還迷惑萬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發以前已洞悉明瞭。常言道，‘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講究德尚的人是不與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決不會左顧右盼求助於他人。對聖者而言，隻要能夠強國，便毋須遵循舊規；隻要有利於百姓，又何必重蹈舊禮!”
這一席話把孝公說得茅塞頓開，但一個反對的貴族甘龍對孝公說：“臣不以為如此。聖人不改變人民的風俗習慣便能實行教化，智士不改變原有的法規便可達到大治。按舊有的習俗去教化，不用勞神費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規去治理，官吏們得心應手，百姓也能安居樂業。”公孫鞅嚴詞反駁道：“甘龍大人所言，未免太流於世俗了。隻有尋常之輩才會拘於舊有的習俗，隻有亦步亦趨的人才會像書呆子般恪守教條，這兩種人去做官守法還可以，卻不是可以與之討論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禮法不同，卻依次稱王；五霸的令規各異，也先後成霸。賢能之士會適時變更禮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成規拘於舊禮!”
公孫鞅的滔滔雄辯壓倒了甘龍的氣勢，但另一個貴族杜摯卻發難了，他在孝公麵前一字一頓地說：“沒有百倍的好處，不改變舊法度；沒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舊器具。師法古製沒有什麽過錯，遵循舊禮沒有什麽偏差。”公孫鞅聽了這些，把鋒芒轉向他，勸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國家不能隻學古製。因此，商湯周武沒有拘於舊禮王道大興，夏桀殷紂沒有更改禮法身敗國亡。由此可見，反對古製的人不應該非議，遵循古製的人不一定值得讚美!”
公孫鞅的滔滔雄辯，旁征博引，駁得那些舊貴族啞口無言，也深深打動了孝公的心。孝公變法的決心越來越堅定，終於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孫鞅製定變法律令，向全國頒布了第一道新法——《墾草令》，並由此拉開了一場大規模變法的序幕。
《墾草令》頒布了，但仍然有一個問題懸而未決，即如何取得全國百姓對新法的信任。
一天，秦國雍都城市場的南門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圍觀什麽。在人群中豎著一根三丈多長(合今日二丈餘)的木頭，一位軍士大聲宜布著：“如果哪一位能將這根木頭從南門扛到北門，將賞給他十金(金是計量單位，每金相當於二十四兩)。”話音落了，四周圍觀的人麵麵相覷，無人相信。這樣垂手可成的事，竟然會重賞十金，會不會有詐?官府以前總是不把答應百姓的事當回事兒。等了良久，沒有人出來扛那根“昂貴”的木頭。軍士馬上又宣布：“如果有人把它扛到北門，賞他五十金。”這下更讓圍觀的人驚詫不已了。人們竊竊私語，仍在猜疑，這時，一個愣頭愣腦的小夥子從人群中走出，二話沒說一口氣把那木頭從南門扛到北門，等候發落。軍士立刻取來五十金賞給了他。在眾人羨慕與驚異的目光中，那小夥喜不自禁地離去了。這事一傳十、十傳百，不幾日秦國的百姓都相信官府言必信，行必果了。
這一幕原來是公孫鞅設計的。知道要變法必先取信於民，做到上情下達、令行禁止。看到這個目的已經達到，公孫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國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變法。變法措施在前359年和前350年兩次頒布，基本內容大致如下：(一)實行“什伍連坐”製，鼓勵告奸，防止民間私鬥，“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其刑”，使國內有一個安定的社會秩序；(二)獎勵人口，“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刺激人口戶數的增加，以改變秦國地廣人稀的狀況；(三)獎勵耕織，重農抑末，要求百姓“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把民力民財引導到發展農業生產上；(四)獎勵軍功，強化以軍功為基礎的等級製度，削弱舊貴族的勢力，規定“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刺激國人勇敢作戰的犧牲精神；(五)廢井田，開阡陌，掘開田間封界，改變舊的土地所有製，獎勵墾荒，賦稅平擔，刺激國人生產耕作的積極性；(六)推行郡縣製度，縣令、郡丞直接由中央派遣，加強中央對地方的管理；(七)統一度量衡，為經濟的發展交流鋪平道路，同時還“燔詩書而明法令”，燒去一些禁錮人們思想的書籍，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實行變革。
這一係列大刀闊斧的變法措施，有效地刺激了秦國生產力的發展，打擊了舊貴族的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的力量。新法實行了近二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國內安定，一派祥和。
點評：
二千多年來，曆史學家對高鞅變法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但誰也無法忽視他的變法對秦國的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王安石曾寫詩讚歎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3.高攀龍東林講學
高攀龍，字存從，又字雲從，明朝無錫（今屬江蘇）人，他自幼聰穎好學，少年時就立誌於程朱理學，凡諸儒語錄、性理諸書，皆能默寫誦習。後來他又考中了舉人和進士，從此開始步入仕途。
萬曆年間，吏部尚書孫銭、吏部考功郎中趙南星主持“京察”(考核京官)，他們為澄清吏治，秉公沙汰，將無德無才而又附麗於權臣的官僚盡行罷黜，朝野為之稱快。然而，孫錢、趙南星等人的正直無私卻惹怒了內閣首輔王錫爵，不久，趙南星即被誣為“專權植黨”而削籍為民，孫錢也被迫辭職。與此同時，王錫爵又示意戶部郎中楊應宿、鄭材等人尋找借口攻訐頗有名望的禮部右侍郎趙用賢，使趙用賢被罷官。左都禦史李世達等人因上疏為趙南星、趙用賢鳴不平，也相繼去位。一時朝中正直之臣被擯斥一空。
麵對這小人得誌，君子被辱，黑白為之顛倒的局勢，高攀龍感慨萬千，鯁在喉中，不吐不快，遂上《君相同心惜才遠佞疏》。疏中，他首先指出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亟，如此不分青紅皂白廢斥大臣，將無才以繼，後果不堪設想；繼之，他又直言輔臣之所以能專權自恣，為所欲為，是因為“陛下朝講久輟”，不關心政事所致。如此下去，於君聖德、於國致治，將大為不利；最後，高攀龍又憤然指斥首輔王錫爵忌賢妒能、排斥異己的惡劣行徑，並要求神宗罷黜讒諂附勢的楊應宿、鄭材等人，以肅吏治。
疏上，王錫爵急忙上書自解，楊應宿亦上疏捏造罪名轉攻高攀龍。昏庸的神宗皇帝不辯清濁，決定各打五十大板，下詔降楊應宿官二級，謫高攀龍為廣東揭陽縣添注典史。
萬曆三十一，高攀龍、顧憲成等人懷著崇敬的心情結伴采到北宋學者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舊墟，憑吊四百多年前的宋朝學人，一時心有所感，遂決定籌劃修複東林書院，作為講學之所。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風和無錫知縣林宰的支持下，修複工作在第二年夏季開始，入秋即告竣工。
東林書院在建成的那年十月九日到十一日舉行了首次大會，製定了《東林會約》，規定每年舉行大會一兩次，每月小會一次，強調講學的宗旨“務在躬修實踐”。此後，顧憲成、高攀龍相繼主盟東林書院，他們邀請江浙“同人”，在此濟濟一堂，相與講德論學，一時傳為吳中自古以來未有之盛事。
顧憲成和高攀龍懂得：要匡教當前的政治弊端，應從清算思想學術上的“虛疾”著手。不過，他們找不到合適的武器，隻得仍然祭起程朱理學的大旗。因此，東林講會，主要是發揚程朱理學，痛斥當時流行的王氏心學之弊。除這些共同點外，東林學者治學也各有專攻，特別是高攀龍推本程朱而涉足更廣，如陳獻章之灑落、胡居仁之主敬、薛鏇之實踐、王守仁之超悟，高攀龍皆能吸其所長而屏其所短。講會之上，他們各抒己見，論難辯對，盡致方止，學術氣氛異常活躍。同時，東林學者還十分注意進行內外交流，高攀龍、顧憲成曾多次率眾到外地書院講學，也多次邀請外地學者來東林演講。這些友好而頻繁的學術往來，大大開拓了東林講會的視野，加上東林學者本身不倦的探索，一個以“操履篤實”為主要特征的新學派在東林書院形成了。東林之學的興起，使士風為之一變，為其後“經世之用”之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東林學者並不是為講學而講學，而是把讀書、講學和探討國事緊密聯係在一起。因此，他們在講學之餘，經常評議朝政，抨擊當權派，要求改良政治，整頓稅收，限製大官紳的勢力。這種既講學又議政的做法，在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有誌士人，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聞風響附”，一部分在朝的正直官員，也與東林學者“遙相應和”。
由於東林書院的講學活動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因此，它在複興後不久，不僅成了一個著名的講學中心，而且也成了一個使“廟堂亦有畏忌”的政治輿論中心，為世人所矚目。擁護者固然不少，忌恨者為數亦多。於是，那些反對東林書院講學活動的當朝權貴們，就把高攀龍、顧憲成等人以及和他們有聯係的在野士人和在職官員稱作“東林黨”，伺機加以打擊。
高攀龍不僅主盟東林書院，利用講會的輿論來影響政府，而且還積極提出並實施一些改革弊政的措施。江南曆來是全國田賦最重要的地區。明初建立了糧長製度，規定由糧長代政府征收和解運漕糧。但是，隨著土地的不斷集中和農民的相率逃匿，糧長增添了一項賠墊的額外負擔，這個差事逐漸成為一個災禍。家道殷實的富戶往往出錢買通官府，逃避差事；一般中小民戶求告無門，隻好充任糧長，弄得傾家**產。高攀龍目睹其弊，上書巡撫，提出了富戶主辦，次富戶貼錢，齊備後由官府招力役解運的改革方法，使民戶免於破產。
點評：
高攀龍一生秉性耿直，敢說敢言，敢作敢為，嫉惡如仇，他為官期間，整頓軍務，嚴明紀律，使眾人服貼，諸事井然有序，行政效率大為提高。其光明磊落的性格令人肅然起敬。
4.左光鬥三上奏章
左光鬥，字共之，號浮邱。明朝南直隸桐城南鄉(今屬安徽)人。因他出生時，月當大鬥，故其父為其起名曰“光鬥”。
左光鬥九歲能文，是年桐城發生饑荒，合家以粥自贍，左光鬥曾作(粥賦)，鄉人傳為美談。26歲參加應天鄉試，名列第十一。萬曆三十五年春，左光鬥參加廷試，考中進士，同年拜為中書舍人，入閣為官。自署一聯於京邸：“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成為自己的座右銘。他還常對朋友說：“何官不可致身，豈必金馬才堪托足。”可見對他居官立身的態度。
萬曆四十一年，左光鬥選任為禦史，因等待朝廷命令而回到故鄉桐城，閑居七年之久。萬曆四十七年受浙江道監察禦史，都察院左僉都禦史。他為官比較清廉正直，與給事中楊漣以“清直敢言負眾望”，當時人稱之為“楊左”。此時，明神宗不視朝已有三十餘年，諸臣先後奏請，不允。此時，又遇遼東告緊，左光鬥疏通神宗“刻日禦朝，早定大計”，並且指出：“臣惟今日之事，遼安則天下安，遼危則天下危。皇上禦朝則天下安，不禦朝則天下危。早禦朝則救天下之全，遲禦朝則救天之半，若終不禦朝，則終無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無全力也，救遼者非不多方也，譬如病者在床，醫者在門，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脈，即投溫、投涼、治標、治本，總無當也。善醫者，則不然，但請主人正襟危坐，察言審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並闡述了皇帝臨朝之“十二善”。最後一針見血地指出明神宗禦朝“不過舉步之勞，片刻之暇，何憚而久不為此，此必有物焉以為之。崇將在內廷耶?將在外廷耶?在外廷則不當有此，若在內廷，則陛下何甘受其祟而不悟也哉?”三次上疏神宗皇帝，均未獲理睬。自此左光鬥名重海內，“海內賢士皆從之遊，而小人之趨利、貪權勢者，皆弗便也。”
次年春，奉命巡視京城，搜獲假印七十餘顆，偽印文卷以百數，假官百餘名，這些人都私與吏部通了關節，左光鬥盡予捕治，都人大為震懾，吏治為之一清。同年夏，左光鬥巡視西北城區，發現有坊官奉要人旨意，關押了兩名無辜者，並絕其食，光鬥立即親自批文，命其釋放。不法權貴對他都有所畏懼，但也視為眼中釘。
明萬曆年間，遼東地區受到後金的騷擾。當時明王朝政治極端腐敗，駐守在東北國防邊境的十幾萬軍隊，隻靠東南地區向北轉運的糧餉。可是，東南地區的百姓，在封建統治的殘酷剝削之下，“搜而又搜，”“派而又派”，民力已竭。加之河水枯竭，漕運不暢，糧餉已接近無源。糧餉既然不足，必然會削弱抵禦後金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左光鬥提出了關於屯田北方的主張。他指出燕京東南，黃河南北地區有大片可以墾辟的土地，沒有很好利用，以致“高者為茂草，窪者為沮洳。”他分析之所以如此，是由於過去“惟知聽命於天”，不知道興修水利，來治理水旱災害。針對這種情況，他提出了興屯田水利的辦法——“三因”和“十四議”。
所謂“三因”，那就是一“因天之時”。他認為天生萬物，不能缺水，南方以水為利，北方竟以水為害，這是由於北方沒有掌握萬物首要在於治水的道理。二“因地之利”。這就是要根據自然地理條件，引水灌溉。三“因人之情”。他認為廣大人民是很注意水利事業的。所以“南人惜水如惜血”，政府如果不提倡興修水利，就是失人情，也就是失“因民之利”。
所謂“十四議”：一議浚川。他建議要把川河疏浚，使“下流既泄”，則“上流自安。”二議疏渠。凡靠近河渠的地方，要多方麵的疏通水源，如工程較大，政府就得幫助；費力較小，就“聽民自舉”。三議引流。對於沒有河流的地方，要開水源，“鑿地為港，掘地為進”，進行人工灌溉。四議設壩。有些河流，因地形漸下，不好進行自然引水，就攔河設壩，然後“平而引之”。這在支河淺流的地方最適宜。五議建閘。興修水利，就必須有調節蓄水和排水的樞紐。因此，在堤防處應設鬥門。於入水處，“旱則開之，澇則塞之”；於出水處“旱則塞之，澇則開之”。六議設陂。在靠山帶溪的地方，往往山洪暴發，就造成沙石壓衝的災害，這就要順水設陂，以阻住沙石。七議相地。隻要水利工程興修好，就要因地製宜，改良農作物，在北方可以改旱地為水田，這樣每畝的生產量，就可增加三倍。並可改變幹旱地區的麵貌。八議築塘。九議招徠。十議力田設科，十一議富民拜爵。十二議擇人。十三議擇將。十四議兵屯。
左光鬥提出的“三因”、“十四議”，絕大部分都有新的創見，而且也大多符合水利科學的基本原理。所提出的具體做法，大大豐富了我國曆史上的治水工程的經驗。
點評：
左光鬥在給文章的信中曾寫道：“權奸亂政，男與大洪少宰共削籍矣。一腔熱血，以此報君，即從此極親，男時刻從忠孝自勵矣。“左光鬥為官十八年，兩袖清風，不治家產，因此回到故裏之時，行李蕭然，囊空如洗，唯有一身正氣！
5.田文鏡不敢一事苟且
田文鏡，字抑光，清朝漢軍正藍旗人，雍正五年因功招入正黃旗。祖先原居廣寧(今遼寧北鎮)。康熙二十二年，田文鏡以監生任福建長樂縣縣丞，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雍正元年，田文鏡受命告祭西嶽華山，途經山西時，他得知山西官員匿災不報，以致百姓遭殃，便如實向雍正帝匯報，雍正帝極為讚賞，嘉其直言無隱，命速往山西賑災。當田文鏡圓滿完成救災任務後，即被任命署理山西布政使，他“清厘積牘，剔除宿弊，吏治為一新”，因而使雍正帝對他更加器重，把他正月調任河南布政使，後又升為河南巡撫。
田文鏡一上任便大刀闊斧對官場長久以來的陋規、科派，以及州縣逃賦、隱匿土地等問題進行了整頓。他還特別注意認真執行雍正帝的各項改革措施，使之在河南得以落實。
整頓吏治，清查虧空，是雍正帝登基後進行的第一件大事。田文鏡在河南亦以此為先務，他一到任，“即查核豫省虧空”，而且“不遺餘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覺察，總期徹底澄清，不容纖毫短少”，對那些有貪汙行為者，俱“令其滌慮洗腸，痛改前非”，否則“立即揭參”，毫不留情。由於措施嚴厲，河南清查虧空事進展較快。此處，田文鏡嚴肅吏治，對屬員要求極嚴，對貪贓枉法，以及玩忽職守者同樣嚴懲不貸。赴豫僅二年，他就劾罷屬員達二十三名之多。
田文鏡銳意興革，必然受到保守勢力的攻擊，特別是他懲治貪官十分嚴厲，必然觸及某些人的利益，因而保守勢力對田文鏡恨之入骨，經常向雍正帝密奏田文鏡之“刻薄”。雍正帝對田文鏡的幹勁十分讚賞，但為了使他不致陷入孤軍奮戰，曾下諭勸他講究鬥爭策略及方式：“豫撫之任，汝優為之。但天下事，過猶不及，適中為貴，朕不慮汝不及，反恐報效心切，或失之少過耳。”田文鏡十分感激雍正帝的善意提醒，但對各種誹謗及攻擊毫不介意，仍舊對河南政務進行不停頓的整頓。他不怕挨罵，不怕孤立，認準的事就要一幹到底。在貫徹雍正帝關於“士、民一體當差”政策的過程中，田文鏡狠狠打擊了保守勢力的進攻，迅速解決了一起旨在反對改革的“罷考”事件。
田文鏡抵豫之前，河南連年災歉，人民苦不堪言。上任之後，他通過深入了解情況，發現與河堤工程長年失修有關，以致無雨幹旱，遇到大雨又釀洪災，於是決定由政府撥款興工修築，並提出人夫應由各州縣分遣，“按照百姓地畝，或半頃或二頃出夫一名”，“紳衿裏民，一體當差”。這本是個利國利民的政策，但卻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因為有田半頃或二頃者自然是地主，他們一向與紳衿等享有特權，官府也不敢輕易觸犯，沒想到新上任的布政使卻毫不留情麵。於是在一些人的挑唆下，開封府封邱縣紳衿、武生等赴巡撫衙門控告，反對一體當差。要求維護儒戶、官戶的特權，最後發起罷考，一時聲勢浩大。當時，河南的學臣對此竟“無一言嚴飭”，而負責司法、監察的按察使更“將罷考一事置若罔聞”，聲稱：“我隻管人命盜案，餘事非我職掌。”形勢對田文鏡極為不利，他也感到“勢甚孤危”。但是，為了把一體當差這項改革措施貫徹到底，田文鏡敢犯眾怒，就在河南一些大員袖手旁觀的情況下，他“捐棄身家，不避嫌恕”，對地主、紳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迅速將為首者捉拿嚴辦，殺一儆百，終於使考試照常進行，地方很快恢複了平靜，而各處堤工也按原計劃興辦，無一例外。在這個問題上，雍正帝態度鮮明：“果能任怨任過，真實為國家竭力報效，何危之有?”實際上是全力支持了田文鏡。
有雍正帝的支持，田文鏡更加勤奮，他曾多次表示，為了把河南工作搞好，他要“益加敬謹，夙夜匪懈，竭盡駑駘，以仰報我皇上知遇之隆恩”。在嚴厲打擊保守勢力的同時，田文鏡對地方各項工作卻是兢兢業業。他忠於職守，且精勤於錢糧、治河、刑名、防盜諸務。雍正帝曾下令在全國實行攤丁人地的賦役改革，田文鏡積極貫徹，他在調查了河南各州縣的情況後，於雍正四年(1726)奏請自五年(1727)始，河南全麵推行攤丁人地，“各邑丁糧均派地糧內，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輪將”，獲得批準。使河南成為在全國比較早實行這項改革的省份之一。
治河，興修水利，曆來是封建政府的大事，對河南來說，尤其突出。田文鏡對此更是努力倍至。他在雍正二年修築堤工的基礎上，從雍正三年(1725)正月起，又對原來負責河工的堡夫，以及由江南調來協助防護的河兵進行訓練和約束，並對管河官員重其職守，力圖訓練一支幹練的護河隊伍，以保證豫省河堤的堅固。同年夏季，遇有大雨，黃河“淨長水四五尺間至七八尺不等，勢亦洶湧”，且多有“出槽漫灘”之處。田文鏡“曉夜查催，不遺餘力”，並嚴格要求各處官員必須“率領兵夫晝夜住宿堤上，多備料物，人夫協力，加緊修防”，終於使這次洪水未能成患，而“禾黍暢茂”。雍正帝聞訊，高度讚揚說：“如此在地方上憂勤不懈，何事弗克辦集耶?”事後，田文鏡又安排各地務必在“今冬明春，乘農務閑暇之時”加固堤岸，“庶堤岸鞏固，安如磐石”。在田文鏡的努力下，河南的治河工作取得了明顯效果。
點評：
雍正帝曾對田文鏡勵精圖治，銳意改革的精神給予充分肯定，並對他說：“朕設身處地代爾思維，即原係不肯勉勵之人，當此際遇，亦不得不加勉矣。”田文鏡正是以自己的辛勤汗水換來了地方政務的百廢俱興，並成為全國督撫之楷模。
6.靖難名臣姚廣孝
姚廣孝，明初大臣，本是僧人，後被皇帝賜名姚廣孝。洪武十五年(1382)姚廣孝隨燕王前往北平起，他便一直幫助謀劃奪位之事。“靖難”之役中，戰守機事也盡決於他一身。擔驚受怕，費盡心機二十年，終得晚年功成名就，姚廣孝本可身居高位，坐享天年。但是同所有有為的政治家一樣，他無法改變自己多年的習慣，命中注定要勤奮終生。
永樂二年(1404)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師後兩個月，姚廣孝以欽差身份前往蘇湖賑災，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故鄉。衣錦還鄉的興奮，伴隨著悵然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在貧困中故去，“壟墓既無，祖業何在?歲時祭掃，曾不可得。”他將父母靈位得進了少時出家的妙智庵。
姚廣孝不顧70高齡，冒著酷暑，親往縣道，督促州縣發米賑饑，而且將皇帝賜予的金帛分贈給鄉裏。而他自己卻依舊過著獨身僧人的生活，有時身著袈裟，獨步於山寺野徑。據說有一天他獨坐寒山寺外吃著隨身帶的幹糧，卻被一個姓曹的縣丞以“見官不避”抓去打了幾十皮鞭子，關到了獄中。第二天屬官們不見太子少師，著了慌，直找到獄中，才把他找到。那曹縣丞嚇得要死，前來請罪，姚廣孝卻寫了一首詩道：“奉使南來坐畫船，袖袍猶帶禦爐煙；無端撞上曹三尹，二十皮鞭宿緣。”然後批評那縣丞幾句就算罷了。身居高位，事必躬親，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在姚廣孝身上確實表現出一種超凡的修養。
從蘇湖回京後，姚廣孝顧不上休息，又開始了忙碌的工作。他專心蓄養了一隻公雞，每晨聞雞而起，壯心不已地度過了一生最後十數個年頭。
他身為佛教長官，因忙於清理教務，常負友人之邀；他身為太子少師，又要輔導太子居守京師，並為太孫講讀華蓋殿。而他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則是先後主持了《永樂大典》和《明太祖實錄》兩部大書的編修。
《永樂大典》的修纂工作最初是由翰林學士解縉主持的，花了一年多時間，永樂二年十一月成書，當時定名為《文獻大成》。但是不久明成祖便發現這部書遠遠未能達到自己最初的設想，於是將70高齡的太子少師姚廣孝請來主持，重新編修。
這一次調集參加修書工作的人員多達2169名，除去文苑名士，還有不少高僧、名醫以及擅長書畫的人才。禮部承擔了召調人員，搜集書籍的工作。自文淵閣開館修書後，每天由光祿寺供給編修人員朝夕膳食，整整忙碌了三年。
永樂五年(1407)十一月，編修工作告竣。姚廣孝等人將這部11095冊的巨帙進呈給明成祖朱棣。書中輯錄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書籍七八千種。包羅了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誌、陰陽、醫、十、僧、道、戲劇、小說、技藝諸項內容，共22877卷，僅書目便有900卷之多。這次的修書工作主要便由姚廣孝主持，他精通博雜的學問在這次修書中得以發揮。明成祖將這部書定名為《永樂大典》並親自為之撰寫了序文。
永樂九年(1411)，77歲的姚廣孝再次受任監修官，主持了《明太祖實錄》的重修工作。《明太祖實錄》初修於建文初，明成祖奪位後，因為其中有不利己的記述而重修了一遍。但此後仍感到不滿意，於是決定再次重修。姚廣孝從接受這項工作，直至病逝，兢兢業業工作了六年多時間。他在晚年寫給戶部尚書夏原吉的信中說道：仆衰老，……區區所念，《太祖實錄》，萬世法則，此是國家至重之事。……爾蒙意實錄中，最難書者，發跡定鼎征伐等項。且喜稿完呈進了當。……凡事訪問稽考，從實修纂，補遺、潤色，次第成書，以副上意。如或延緩歲月寢久，亦非所宜，惟閣下諒察。
姚廣孝顯然不止是掛名監修，而是名符其實的主持者。這次修成的《明太祖實錄》，就是我們今天所見的三修本。這是一次真正的重修，所用時間和全書內容都大大超過了前兩次。但是，當永樂十六年(1418)五月書成上呈，成祖設宴賞賜有關人員時，為此耗盡餘生的姚廣孝卻已在兩個月前與世長辭。
點評：
姚廣孝以驚人的毅力和勤奮完成了晚年的工作——兩部巨帙的監修工作。從其身上體現出的事物躬親，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的超凡修養很值得我們後人效法。
7.張居正鞠躬盡瘁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今屬湖北)人，他出身寒門，從秀才，舉人進士，官至內閣大學士。在明朝萬曆王朝初年，十年首輔生涯，他協助十歲的幼帝推行改革，不遺餘力地整飭吏治整肅教育，革新稅賦，把潰敗的明王朝一舉治理得國富民安，使得朱明王朝將傾之廈在萬曆時期成為明王朝最為富庶的強盛之國。
《明史》中說：“居正為人，頎麵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他自青年時期便立下了富國強兵之誌。但是由於政治的紛爭，他花去了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而壯誌未酬之心，又使他不得不在政治的漩渦中孜孜奮鬥。
史書上說：“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裏外，朝下而夕奉行。……漕河通，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被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仆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仆金亦積四百餘萬。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嚐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這裏提到了改革漕運、互市及考成法諸項，此外還有清丈全國土地，推行一條鞭法。種種事情的辦理，都需要張居正克服重重阻力，他是抱定了“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決心的。
和所有有為的政治家一樣，張居正凡事都要親自過目，親自處理，為此耗盡了精力，直到萬曆十年(1582)二月病不能起。張居正辦事獨斷專行，已經習以為常，雖然病倒了，閣臣們也隻是處理一些細務，大事還要到家中，到病榻前請示他處理。張居正起初還堅持在病榻上處理公務，後來身體日憊，病情惡化，已無力遍閱文書，卻仍不放心讓別人去辦。這一來也就更加重了病情。
在病榻上想起從政十年來的政績，張居正心中感到寬慰，他在給他的老師，致仕在家的原內閣大學士徐階賀八十壽辰序中，對這十年作了一番總結：
萬曆以來，主聖時清，吏治廉勤，民生康阜，紀綱振肅，風俗樸淳。粒陳於庾，貫朽於府，煙火萬裏，露積相望，嶺海之間，氛廓波恬，漢北騎虜，來享來王，鹹願保塞，永為外臣。一時海內號稱熙洽，人鹹謂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
張居正本想等到秋間致仕休息，而時間已經不允許。六月間，他上疏給神宗：“伏望慈聖垂憫，諒臣素無矯飾，知臣情非獲已，早賜骸骨，生還鄉裏，倘不即填溝壑，猶可效用於將來。臣不勝哀鳴懇切，戰栗隕越之至。”而神宗見疏，隻是下詔慰留。十二日以後，張居正病情更加嚴重，再次上疏懇請生還：“伏望皇上憐臣十年拮據盡瘁之苦，早賜骸骨，生還鄉裏，如不即死，將來效用尚有日也。”然而神宗的聖諭，隻是讓他安心養病，“慎勿再有所陳。”至此居正已再無話可說。
六月十八日，神宗派人賚手敕慰問，那手敕上寫道：“聞先生糜飲不進，朕心憂慮，國家大事，當為朕一一言之。”張居正於昏迷蘇醒之際推薦了潘晟、餘有丁等人。因為推薦的人過多，無法一時並用，神宗把人名寫好粘到禦屏風上，以備召用。
以一己之力燃放的革新之火為頹敗的朝廷贏得一時的爛燦輝煌。於是有人說張居正是“救時宰相”，這是褒獎，也是不幸而言中，時可救一時，不可救一世。張居正身後七十年不到各種社會矛盾飛速加劇，一發不可收拾，再也無人能夠力挽狂瀾。
點評：
張居正膽識過人，他失誌不移地推行改革，一再囑告下屬：“諸公宜及僅在位，做個一了百當。”此語充分表現出堅強的意誌和自我獻身的無私精神。
8.郭守敬修訂曆法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代著名科學家，他祖父郭榮學識淵博，不但通曉經書，對數學、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郭守敬少年時候，在祖父的影響下，對科學發生濃厚的興趣。那時候，劉秉忠和他的朋友張文謙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講學，郭榮把他孫子送到劉秉忠那裏學習。郭守敬在那裏認識了許多愛好科學的朋友，學問就長進得更快。
忽必烈統一北方以後，為了發展農業生產，決定整治水利，征求這方麵的人材。張文謙把郭守敬推薦給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召見郭守敬。郭守敬對北方水利情況十分熟悉，當時就提出六條整治水利的措施。忽必烈聽了十分滿意，每聽完一條，就點頭讚許。最後，他很感慨地說：“讓這樣的人去辦事，才不會是擺空架子吃閑飯的呢。”接見以後，就派郭守敬擔任提舉各路河渠的職務，經辦河道水利的事。
過了兩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帶去整治水利。那裏經過多年戰亂，河道淤塞，土地荒蕪，生產遭到嚴重破壞。郭守敬到了西夏，經過詳細勘察以後，發動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壩，還開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時間，這一帶九百多萬畝農田灌溉暢達，糧食豐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為了加強大都到江南的交通運輸，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測水路交通情況。經過郭守敬的勘測、設計，不但修通了原來的運河，還新開鑿了一條從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這樣，從江南到大都的水路運輸，就暢通無阻了。
元世祖滅南宋以後，更加重視農業生產的恢複。農業生產要利用曆法。過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頒布的曆法，這種曆法誤差很大，連農業上常常使用的節氣也算不準。元朝征服江南以後，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種曆法，南北曆法不一樣，更容易造成紊亂。元世祖決定統一製訂一個新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個編訂曆法的機構，名叫太史局（後來叫太史院）。負責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學王恂。郭守敬因為精通天文、曆法，也被朝廷從水利部門調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辦改曆工作。
修訂曆法工作一開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曆法先要重視觀測，而觀測必須依靠儀表。
原來從開封運來的有一架觀察天象的大型渾天儀，已經陳舊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數據。郭守敬設計一套新的儀器。他覺得原來的渾天儀結構複雜，使用不方便，還創製了一種結構比較簡單、刻度精密的簡儀。他製作的儀器，精巧和準確程度都比舊的儀器高得多。有了好的儀器，還要進行精確的實地觀測。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報告的時候，提出在太史院裏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時在全國範圍進行大規模的天文測量的打算。這個大膽的計劃馬上得到元世祖批準。
經過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國各地設立了二十七個測點。最北的測點是鐵勒（在今西伯利亞的葉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測點在南海（在今西沙群島上），選派了十四個監候官員分別到各地進行觀測。郭守敬也親自帶人到幾個重要的觀測點去觀測。各地的觀測點把得到的數據全部匯總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據大量數據，花了兩年的時間，編出了一部新的曆法，叫《授時曆》。這種新曆法，比舊曆法精確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隻相差26秒。這部曆法同現在通行的格裏曆（即公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時曆》比歐洲人確立公曆的時間要早三百零二年。這在天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點評：
郭守敬製訂的《援時曆》，是中國古代最優秀的曆法，一直沿用到清初，郭守敬對科學做出的傑出貢獻，一直影響至今。
9.大禹治水
堯在位的時候，黃河流域發生了很大的水災，莊稼被淹了，房子被毀了，老百姓隻好往高處搬。不少地方還有毒蛇猛獸，傷害人和牲口，叫人們過不了日子。
堯召開部落聯盟會議，商量治水的問題。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領的意見：派誰去治理洪水呢？首領們都推薦鯀（音ｇǔｎ）。
堯對鯀不大信任。首領們說：“現在沒有比鯀更強的人才啦，你試一下吧！”堯才勉強同意。
鯀花了九年時間治水，沒有把洪水製服。因為他隻懂得水來土掩，造堤築壩，結果洪水衝塌了堤壩，水災反而鬧得更凶了。
舜接替堯當部落聯盟首領以後，親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發現鯀辦事不力，就把鯀殺了，又讓鯀的兒子禹去治水。
禹改變了他父親的做法，用開渠排水、疏通河道的辦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勞動，戴著箬帽，拿著鍬子，帶頭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經過十三年的努力，終於把洪水引到大海裏去，地麵上又可以供人種莊稼了。
禹新婚不久，為了治水，到處奔波，多次經過自己的家門，都沒有進去。有一次，他妻子塗山氏生下了兒子啟，嬰兒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門外經過，聽見哭聲，也狠下心沒進去探望。
當時，黃河中遊有一座大山，叫龍門山（在今山西河津縣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擠得十分狹窄。奔騰東下的河水受到龍門山的阻擋，常常溢出河道，鬧起水災來。禹到了那裏，觀察好地形，帶領人們開鑿龍門，把這座大山鑿開了一個大口子。這樣，河水就暢通無阻了。後代的人都稱頌禹治水的功績，尊稱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後，也像堯一樣，物色繼承人。因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選禹。到舜一死，禹就繼任了部落聯盟首領。
這時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後期。生產力發展了，一個人生產的東西，除了維持自己的生活，還有了剩餘。氏族、部落的首領們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餘產品作為自己的私人財產，變成氏族的貴族。有了剩餘的產品，部落和部落之間發生戰爭，捉住了俘虜，不再把他們殺掉，而把他們變成奴隸，為貴族勞動。這樣，就漸漸形成奴隸和奴隸主兩個階級，氏族公社開始瓦解。
由於禹在治水中的功績，提高了部落聯盟首領的威信和權力。傳說禹年老的時候，曾經到東方視察，並且在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一帶）召集許多部落的首領。去朝見禹的人手裏都拿著玉帛，儀式十分隆重。
禹原來有個助手叫做皋陶（音ｇāｏｙáｏ），曾經幫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後，皋陶的兒子伯益也做過禹的助手。按照禪讓的製度，本來是應該讓伯益做禹的繼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後，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貴族卻擁戴禹的兒子啟繼承了禹的位子。
這樣一來，氏族公社時期的部落聯盟的選舉製度正式被廢除，變為王位世襲的製度。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奴隸製王朝——夏朝出現了。
點評：
鯀治水的時候，隻會水來土掩，造堤築壩，結果水災反而越鬧越凶，而禹改變了他父親的策略，用開渠排水，疏通河道的辦法治水，結果把洪水都引到大海中去了。其實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如果不觀察實際情況，隻爭取強硬措施，結果隻能是越來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