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24日，驚恐萬分的伊萬·布斯基來到了位於南加利福尼亞州的隆波克聯邦監獄（Lompoc Federal Prison Camp），開始他3年的刑期。這座監獄屬於勞改監獄，防範設施是最低級的。盡管這裏不是“鄉村俱樂部”，不過，還是有網球場和室外活動場。來這裏服刑是布斯基自己選擇的，他的認罪協議允許他自己選擇監獄。現在，布斯基在監獄中服刑，穆赫倫在卡裏爾精神病院中接受治療，一種令人不安的寧靜籠罩著這起調查。
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加裏·林奇逐漸不安起來。他和同事們已經停止了對弗裏曼的調查，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撤訴的慘敗之後，他們非常高興沒有被牽涉進去。盡管這樣，他們還是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有來自證券交易委員會自身的壓力，還有來自國會監督委員會以及公眾和德崇公司的壓力。布斯基案引發的負麵報道仍然讓他們心有餘悸，因此，他們迫切希望抓到目前為止最大的目標——德崇公司和米爾肯，以此證明布斯基的幫助的價值。
到1988年春末，他們的調查活動陷入了困境。德崇公司的抵抗非常頑固，這讓他們氣憤不已。德崇公司的律師提出抗議，他們認為準備傳訊的文件是一項過於繁重的工作，但是林奇認為他們是在故意拖延。傳訊行動必須不斷催促。德崇公司還通過公關活動給調查工作設置障礙，這反而增加了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它的不信任。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許多工作人員相信，德崇公司的員工大都想保護米爾肯，許多人都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問題，有些人，如彼得·加德納，甚至願意作偽證。
加德納三十出頭，紅色頭發，有點兒禿頂，是德崇公司的銷售員。卡裏·穆爾塔什在1985年調到紐約之後，他就接替了穆爾塔什的工作。他在可兌換證券交易台工作，是艾倫·羅森塔爾的助手，而羅森塔爾是米爾肯最親密的盟友之一。
加德納在證券交易委員會關於維亞康姆公司股票的訊問中有作偽證的嫌疑。維亞康姆是一家位於紐約的大型有線電視娛樂公司，證券交易委員會芝加哥執法處在之前的調查中發現，德崇公司對維亞康姆公司股票的交易很可疑。1986年，維亞康姆公司的管理層決定聘請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為一項擬定的杠杆收購活動融資，米爾肯親自同維亞康姆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洽談。當時，米爾肯獲悉維亞康姆公司可能會發起一場杠杆收購活動，德崇公司拋售了自己持有的近30萬股股票——它認為這隻股票的價格要下跌。然而，在米爾肯和維亞康姆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談過之後，德崇公司立即就停止了拋售，並且開始大量買進。在證券交易委員會看來，很顯然，德崇公司利用了米爾肯的內幕消息，確信維亞康姆公司的股票即將上漲。而事實也確實如此——6天後，當擬定的杠杆收購計劃被公開之後，該公司的股價在一天之內每股就上漲了5美元。這看起來明顯像是典型的內幕交易。
加德納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員，從表麵上來看，是他在當天處理維亞康姆公司股票的交易，因此證券交易委員會迫切希望訊問他。在宣誓後，加德納最初說他記不清維亞康姆公司股票的具體交易情況了，並為自己的行為開脫，認為這隻是常規的買賣交易。當證券交易委員會從交易記錄中發現德崇公司實際拋售過並且後來又再次買進時，加德納改變了他的證詞。他承認了這種轉變，但是他說，是他自作主張這樣做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擬定的杠杆收購計劃，而且他也沒有跟米爾肯談過這件事。
接著，證券交易委員會獲悉在交易發生的當天，加德納根本不在比弗利山分部，他那天正好要動身去英國度假。加德納說在去倫敦的路上，他在紐約停了一下，在紐約做的這筆交易。但是，他無法提供任何紐約的旅行或者花費的記錄資料，也說不清他在紐約德崇公司總部的辦公室裏見過誰或者和誰說過話。他也解釋不清為什麽突然做出決定，停止拋售而大量買進。
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認為加德納是一個厚顏無恥的騙子，他們深信維亞康姆公司的交易是米爾肯親自做的，或者是除加德納之外的某個人遵照米爾肯的命令而做的。盡管如此，加德納也是沒什麽大用處了。很顯然，他在他們對主要目標進一步調查上沒有任何幫助，而證券交易委員會也不能對他采取什麽措施。缺乏批準豁免的權力，證券交易委員會隻好把他交給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由該辦公室對可能的偽證罪提起訴訟。由於加德納在明顯作偽證，即使他以後所提供的供詞都是真的，也可能會被削弱，價值也會大受影響。
盡管存在這種障礙，但是林奇感到依據布斯基的證詞，對德崇公司和米爾肯提起訴訟已經初步可行。林奇想向聯邦法庭提起控告，以便法官監管後續調查活動，並定期加強傳訊的執行工作，如果德崇公司再故意拖延，就可以威脅指控它蔑視法庭。1988年1月，林奇開始了這一程序，也給德崇公司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提出所謂的“威爾斯申請” （Wells Submission），這是一種正式的書麵聲明，闡明自身情況並陳述不應被指控的事實和理由。德崇公司的律師們提出了許多項申請，成功地說服證券交易委員會放棄了對杠杆收購西夫韋公司中所指控的違法活動的調查。這是KKR公司所做的一項交易，主要由德崇公司提供融資服務。雖然證券交易委員會放棄了對這項交易的指控，但是還有其他許多指控，包括那些和布斯基相關的指控。德崇公司繼續堅持聲稱那筆530萬美元的款項是投資銀行服務費，並且指責布斯基是一個習慣性說謊者，這讓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怒不可遏。
德崇公司的辯護繼續讓林奇困惑不已。威爾斯申請常常是開始認真協商談判的信號。指控被提出之前，德崇公司都可以堅持說自己是不負責任的報道和毫無結果的調查的目標，其實它一直都在這樣做；但是一旦指控被實際提出，就表明調查活動已經完成，一個重要的監管機構已經審查過這些指控，並且發現指控是有依據的——這一步是大多數公司都竭力去避免的。然而，德崇公司同證券交易委員會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約瑟夫對公司的員工發表了一個措辭尖銳的講話，在講話中他沒有承認任何談判，他告訴德崇公司的員工，德崇公司不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在罰金數目問題上達成任何協議。如果這樣做的話，公司會被認為承認有罪。聽到這些話，米爾肯的支持者們非常高興。
由於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了，6月1日，林奇將證券交易委員會擬定的160頁的訴訟書提交給了委員會，他們一致同意提起控訴。一般情況下，證券交易委員會會立即提起控訴，然而這次，它卻采用了前所未有的舉措，決定暫時不提起控訴，而是無限期地向後拖延。證券交易委員會沒有公開披露它的行動，但是德崇公司再次重申它的無辜，並譴責布斯基是一個“被判了重罪的犯人和公開承認的說謊者”。該公司在焦慮地等待著證券交易委員會對它提起控訴，它知道這個打擊是確信無疑的了。但是控訴卻沒有發生，於是人們紛紛猜測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意圖，認為它試圖給德崇公司最後和解與合作的機會。
實際上，這種異常的拖延是證券交易委員會和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之間嚴重分歧的結果，這種分歧在調查過程中常常會引發破壞性的後果。同曼哈頓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朱利安尼相比，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林奇對德崇公司一案的沮喪感還是比較輕微的。在發現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錄音帶之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人員欣喜若狂，但是隨後的一個又一個線索卻不斷碰壁，導致他們的士氣不斷低落。一切都變得更令人費解：看似孤立的調查活動互相糾纏在一起，貝爾德不得不在他畫的案情圖上添加新的連線。現在，已經很清楚了，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是通過斯托勒公司的交易和弗裏曼聯係上的。更為重要的是，它通過詹姆斯·裏甘、布魯斯·紐伯格、莉薩·瓊斯和卡裏·穆爾塔什同米爾肯和德崇公司聯係起來。所有這些聯係都被記錄在了錄音帶中。
二月份，《華爾街日報》的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該報記者對弗裏曼的調查結果。這些調查的詳細程度讓檢察官們大為吃驚，記者揭露的許多交易都是檢察官們正在調查的，而且記者還發現了檢察官們所不知道的信息。文章還講述了比阿特麗斯公司的交易，在交易中弗裏曼向西格爾尋求確認交易條件被改變的消息。文章寫道：“弗裏曼先生給西格爾先生打了一個電話，在電話中西格爾先生告訴弗裏曼先生：‘你小子鼻子夠靈的啊。’”
貝爾德對這一段反複閱讀，他非常震驚。盡管西格爾的記憶力驚人，但是他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在貝爾德的要求下，拉科夫訊問了西格爾。西格爾說他不記得確實說過那些話，但是這卻提醒了他，讓他想起了他曾經談過KKR公司的情況，確認了巴尼·拉斯克的信息。弗裏曼先給拉斯克打電話得到了這個消息，然後不久就給西格爾打電話，西格爾想，他可能就是在那時說了“你小子鼻子夠靈的啊”這句話的。
這似乎是另一個內幕交易的例子。很糟糕的是，西格爾的記憶力似乎不太可靠了，但是貝爾德有一種預感，《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是真實的，他要從其他潛在的消息源進行確證。
然而，米爾肯和弗裏曼周圍的壁壘似乎非常堅固。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負責人詹姆斯·裏甘被檢察官們叫來親自聽那些錄音帶。貝爾德心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麵對這個不利的證據，他可能會屈服投降並同政府合作。但是恰恰相反，裏甘對此卻表現出滿不在乎的態度。他身穿休閑服、戴著棒球帽就來了，帽子上麵還印著兩個字：倒黴。他聽了錄音帶，然後一言未發就走了。他的律師告訴檢察官們，隨便，想起訴就起訴。貝爾德威脅說要根據RICO法案起訴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RICO法案是1970年製定的《反詐騙腐敗組織集團犯罪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旨在打擊有組織犯罪活動，對違法者實施嚴重懲罰。裏甘似乎對此毫不懼怕，發誓戰鬥到底。
裏甘告訴他的同事們，他是無辜的，他隻是因為認識弗裏曼和米爾肯才受到了這樣的壓力，他的案子“太複雜”，陪審團是搞不清楚的。他非常自信他會被宣布無罪的。他拒絕考慮同政府合作，他不想背叛像弗裏曼這樣的達特茅斯學院的室友。在1988年德崇公司的捕食者大會上，裏甘隻是一個小有名氣的人物。現在，他卻受到了米爾肯忠實支持者的歡迎和擁戴，他們對裏甘在麵對政府壓力時的反抗精神感到興奮。檢察官們利用RICO法案威脅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之後，米爾肯的公關小組立即抓住時機，把它作為一個政府濫施刑罰的新主題大肆渲染，希望利用公眾輿論影響檢察官們。
紐伯格和穆爾塔什繼續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合作或者作證。莉薩·瓊斯在開始時作證了，但是最後也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作證。因為瓊斯在承擔責任的順序上非常靠後，檢察官們立即給了她豁免權，迫使她作證。他們向她保證，隻要她坦白交代，政府就不會起訴她。這和對威廉·黑爾采取的策略相同，而且在黑爾身上也很有效。
瓊斯唯一的風險就是作偽證。盡管檢察官們已經做出了保證，而且她最初也向杜南承認過“寄存”股票交易，但是她現在仍然否認各種交易的存在，否認曾經同紐伯格或者其他任何人討論過“寄存”的事情或者相關的費用，她也否認為被寄存的股票做過記錄的事。瓊斯不知道政府得到了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錄音帶，裏麵有她和該公司員工的對話。在訊問休息時，負責的檢察官馬克·漢森警告她的律師，她在作偽證。漢森來自卡希爾律師事務所，而該事務所是德崇公司的代理。隨著擔憂的增加，約瑟夫和卡希爾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督促她說實話。2月23日，瓊斯收到了一封信，信中警告說她可能會因作偽證而被起訴。這個時候，德崇公司為她聘請了另外一個律師。在紐伯格和米爾肯的蒙蔽下，瓊斯仍然拒絕坦白交代。
像瓊斯一樣，德崇公司的其他員工在檢察官的高壓之下也非常頑固。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米爾肯已經在他的員工中贏得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忠誠。但是，這也很有可能反映了員工們對自己經濟利益的精明計算。當年1月，當米爾肯召開獎金分配大會時，潛在的證人們發現，他們的獎金數目可能會猛增。例如達爾，1986年他在高收益證券部的收益最好，獎金也僅有1,000萬美元；而現在，他分到的獎金為3,500萬美元，令人驚駭不已。
盡管瓊斯明顯在作偽證，但是德崇公司仍然給她發工資，支付各種法律費用，還給她分配了巨額的獎金。約瑟夫擔心，1988年米爾肯在高收益證券部門給潛在的證人分配巨額獎金，可能會使人們認為德崇公司是在收買人心。但是，約瑟夫決定不幹預此事，因為按照德崇公司的獎金製度，該部門的獎金由米爾肯分配，多年來一直如此，他也沒有理由出麵幹涉。
自從1988年年中以來，盡管來自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其他方麵的壓力不斷增加，但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調查活動幾乎全都停滯了。朱利安尼悄悄地盯著參加政治競選的可能性，這個職位可能是紐約市市長。這個職位的競選要在1989年11月舉行，隻剩一年多一點兒的時間了。為了參加競選，他必須在1988年年底或者之後不久從紐約的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辭職。弗裏曼、威格頓、泰伯爾以及德崇公司的認罪，或者至少是對他們很有把握的起訴，都會給他帶來明顯的政治優勢。
另外，他還要為合作證人的事擔憂。西格爾現在背井離鄉待在佛羅裏達州，失業在家，無所事事，隻等著宣判。像布斯基一樣，他也請求盡快宣判，及早服刑。但是貝爾德不斷許諾說，很快要對弗裏曼等人提起新的訴訟了，需要西格爾作證，而他的作證將對宣判非常有利，可以減刑。貝爾德不想失去西格爾這個重要人證。
貝爾德不斷堅持向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林奇說，檢察官辦公室的調查活動隻需要多一點時間。他和朱利安尼急於勸阻證券交易委員會，讓他們不要繼續深入調查。他們害怕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師團隊根據司法程序發現政府的證據，並把目標對準布斯基的證詞。他們感到，在時機不成熟時披露調查情況會對政府的繼續調查產生不利影響。貝爾德和朱利安尼都頂著壓力，拒絕草率行事。他們還沒有試過給米爾肯團隊的重要成員提供豁免的策略。如果沒有預先做出真正合作的承諾，他們不會再冒險提供豁免了，莉薩·瓊斯的情況已經給了他們一個教訓。而且，如果他們不慎豁免了某個人，這個人後來卻被發現是一個主要罪犯的話，肯定會引起強烈反對，他們要小心避免出現這種情況。因此，他們現在主要是繼續對米爾肯的關係網中比較薄弱的證人施加壓力。
貝爾德和朱利安尼反複向林奇陳述了他們的理由，此時，林奇受到證券交易委員會和國會的壓力也不斷增加。德崇公司堅持強調一點，就是它沒有被給予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林奇對朱利安尼提出的理由進行反駁，他說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總能為它不想披露的消息獲得保護法令，起訴的拖延似乎隻能加強德崇公司的對抗能力，並使它不斷認識到政府在此案上沒有確鑿的證據。林奇也被利曼激怒了，尤其是被一些間接消息搞得火冒三丈。這些消息說利曼正在遊說朱利安尼阻止證券交易委員會提起控訴，並聲稱林奇和斯圖克“太難以駕馭”了，必須加以限製。但是，林奇再次讓步了，他同意再給朱利安尼和貝爾德一個月的時間。然而，這個月很快就過去了，仍然沒有明顯的進展，雙方又開始爭論起來。最後，1988年7月，林奇給朱利安尼打電話，宣布證券交易委員會決定繼續調查，而不再管朱利安尼是否同意，政府的整個調查幾乎就是自我毀滅。
朱利安尼生氣地在電話中大喊道：“你們不能這樣做。”
林奇堅持道：“我們就要這樣做。”
朱利安尼憎恨別人的挑戰，於是他性格中衝動的一麵展現出來。朱利安尼威脅說：“如果你們起訴的話，我們就會和被告站在一起。我們將支持一項動議駁回你們的行動。”
林奇幾乎不敢相信他所聽到的話。朱利安尼真會與德崇公司和米爾肯站在一起，在法庭上駁回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訴訟嗎？林奇向朱利安尼轉交過萊文和布斯基，幫助朱利安尼創建了在華爾街上嚴打的聲譽，卻在布斯基協議的問題上承受了責難和批評。朱利安尼現在怎麽能這樣對他呢？林奇把電話“砰”地掛斷了。
麵對這種嚴重的威脅，證券交易委員會決定讓步，同意再給朱利安尼一個月的時間。他們決定，無論如何都不能刺激朱利安尼做出對德崇公司和米爾肯一案不利的事情。朱利安尼平靜下來，並用自己的方式向林奇道歉。他對林奇說林奇誤會了他的意思，他絕對不會和米爾肯的陣營聯合反對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和證券交易委員會之間的關係很快就恢複了，但是林奇永遠也忘不了朱利安尼的威脅。
隨著政府調查工作的曲折進行，米爾肯逐漸加快了他的反擊工作。1988年3月，在亞瑟·利曼的建議下，米爾肯聘請了一個公關公司——羅賓遜·雷克·利勒爾·蒙哥馬利公司（Robinso，Lake，Lerer & Montgomery，以下簡稱羅賓遜公司）。該公司剛剛成立不久，有強烈的進取心。該公司的負責人叫琳達·戈斯登·羅賓遜，是20世紀80年代公關領域的傑出代表。她來自南加利福尼亞州，父親弗裏曼·戈斯登是個演員，曾經在情景喜劇《阿莫斯和安迪》（Amos’n’Andy）中扮演阿莫斯。羅賓遜小的時候曾經在羅納德·裏根的膝上玩耍，當時，裏根也是個演員。羅賓遜是個金發碧眼的漂亮女子，在20世紀70年代曾經做過針灸治療師。1980年，她幫助裏根競選總統，接著做交通部長德魯·路易斯的助手。當路易斯轉到華納愛美克斯有線電視公司時，她也隨他去了那裏。華納愛美克斯有線電視公司是一家合資公司，是由華納音樂集團和美國運通公司合資建立的。在這裏，她同美國運通公司的董事長詹姆斯·羅賓遜以及華納音樂集團的董事長史蒂夫·羅斯的接觸很多。最後，她嫁給了羅賓遜，把自己的公關公司搬到了華納公司紐約總部的大樓裏。她通過羅斯認識了利曼，羅斯是利曼的客戶。在賓州石油公司和德士古公司的漫長鬥爭中，羅賓遜是德士古公司的代理人，利曼是賓州石油公司的代理人，他親眼目睹了羅賓遜的出色表現。羅賓遜三十多歲，已經成為一個必須應對的人物，既有強大的男人——她的丈夫、利曼和羅斯的支持，同時，她自身也很有能力。
羅賓遜在公司的公關活動中采用了共和黨式的“攻擊”和負麵宣傳的策略。她非常聰明、大膽和強硬，甚至最出色的記者也把她當作勁敵。她雖然魅力非凡，但是卻非常固執、專橫，那些和她意見相左的人——特別是社會地位和能力比她低的人——都深深地體會到了這一點。她有兩個秘書幫她處理紛繁複雜的社交和業務工作，包括協調直升機送她和丈夫回到康涅狄格的家，照料他們曼哈頓博物館大樓豪華公寓裏的鮮花，提醒她法蘭克·辛納屈等名人朋友的生日，或者照看她的三隻查爾斯王獵犬（名字是根據《阿莫斯和安迪》中主人公的名字而來的）或者她無數的馬匹。她常常在一份波道夫·古德曼百貨公司（Bergdorf Goodman）的商品目錄上把想要的東西圈出來，然後派一位秘書去購買。她公司的員工流動性非常高。
愛德華·貝內特·威廉斯一直都堅決反對聘請她或者其他公關顧問。他公開瞧不起“宣傳工作”，他自己的公關方法對他就非常有效。他常常回避媒體，必要時甚至非常粗魯。他很少接受記者的采訪，無論是代表自己還是客戶。但是利曼竭力勸說他，最後米爾肯自己也堅持要聘請羅賓遜。
羅賓遜立即飛到華盛頓和威廉斯見麵。威廉斯把她帶到了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會議室，讓她坐在長長會議桌的一端，威廉斯自己則坐在了另一端。坐定之後，威廉斯開門見山地對她說，他認為公關活動就是浪費時間和金錢。他認為讓她處理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的事情也無妨，但是卻不讓她插手此案。盡管他抱病在身，但是卻怒目而視，用手指對著她亂指點。他大喊道：“離這個案子遠點兒。”羅賓遜氣急敗壞地抗議，但是威廉斯沒有改變主意。羅賓遜隻好離開，很顯然，這次遭遇對她打擊很大。
然而，她仍然參與了進來。不久，羅賓遜公司組成了一個小組，在肯尼思·利勒爾的率領下來到了比弗利山，開始策劃戰略方案。利勒爾以前在華納愛美克斯有線電視公司時是羅賓遜的助手，現在是她的主要合夥人。羅賓遜以前都把客戶限定為有名望的公司客戶。利勒爾曾經為前美國小姐貝絲·邁爾森組織過競選參議員的活動。邁爾森後來被卷入了紐約市的“貝絲事件”，被指控企圖通過不正當的方式影響法官審判她情人的離婚案，後來被宣告無罪。
在比弗利山，利勒爾和同事與米爾肯一起坐下來，共同協商。他們讓米爾肯把自己的主要成就羅列出來，然後根據這些為他選擇公關“定位”。米爾肯取出紙和筆，開始寫起來。他從一年級開始寫起，他提到在五年級時曾經獲得過舞蹈比賽的冠軍。他繼續沿著這個思路寫下去，一直寫到最為**的時候，也就是他被評為最受歡迎的人，並被選為高中的舞會王子。接著，他停下了。他沒有提到德崇公司或者垃圾債券。
羅賓遜公司的兩位員工互相看了看，然後轉了轉眼睛。但是，他們很清楚，米爾肯是認真的。他們意識到要把米爾肯捧為美國公認的英雄人物將是一件充滿挑戰的工作，這比他們預想的要艱難許多。利勒爾勉強笑了笑，然後提示說，他們要找的是和他在德崇公司的工作更直接相關的東西。利勒爾的同事說：“你真是一種國家資源。看看你所取得的成就，這才是你的定位依據。”利勒爾補充說，他看到米爾肯的工作主題就是“創造價值”，或許他們可以從這裏入手，深入挖掘。
米爾肯毫無反應，隻是茫然地看著他們，好像他從來都沒有想過這些概念一樣，盡管他的律師長期以來一直把他描述為“國家財富”。然而，這卻激發了其他人的熱情。桑德勒反複說：“你是一種國家資源。”有人提到米爾肯真是一個“天才”。米爾肯反對這種說法，他說他知道許多人都比他更聰明，他隻是工作更努力。桑德勒、利勒爾和其他人對他的謙虛置之不理。逐漸地，米爾肯似乎明白了，點頭表示同意，但是他好像還在思考這些概念。很快，“創造價值”一詞就成了米爾肯辯護工作中的術語。
羅賓遜公司堅持認為米爾肯不能再與世隔絕，他必須接受一些媒體的采訪。米爾肯對媒體持懷疑態度，他甚至把所有通訊社擁有的他的照片的版權都買了下來。一開始桑德勒也反對這個主意，他擔心米爾肯沒有應對媒體的經驗，如果采訪者不是像愛德華·愛潑斯坦那樣精心挑選出來的，采訪就可能會有風險。然而，公關人員向他們保證，采訪是在嚴格的控製下進行的，是利用機會向公眾展示米爾肯的“人情味”，宣傳對他的辯護有利的主題，最後，桑德勒和米爾肯同意試一試。
羅賓遜和利勒爾開始安排記者對米爾肯進行采訪，他們嚴格挑選記者，任何關於調查的問題都不能提。盡管如此，利勒爾誇口說，記者們全都對這個機會“垂涎欲滴”。作為交換條件，記者的報道必須被米爾肯認為是“公正的”，否則以後所有的采訪機會都將被拒絕。一群記者蜂擁到了比弗利山，其中包括《華盛頓郵報》的戴維·萬斯、《紐約時報》的庫爾特·艾肯沃德和《洛杉磯時報》的斯科特·帕爾特羅。米爾肯向他們講述了家庭的重要性、垃圾債券的價值、保持美國競爭力的必要性和第三世界的債務問題。
利勒爾經常給這些記者打電話，有時是在辦公室裏一邊玩遊戲一邊打電話，有時是在開車時打電話，他把公關小組構思的主題告訴他們。他偶爾向這些人透露一些“獨家”消息。利勒爾曾經把這種方式稱為給記者們“喂奶”。利勒爾經常鼓勵他的員工，稱他們是在“盡力把水中的戰艦掀翻”。他還有另外一個比喻，“一壘安打和二壘安打”。偶爾，他們也會擊出一個他們認為的“全壘打”，如《商業周刊》的記者克裏斯·威爾斯曾經發表了一篇文章，批評證券交易委員會向《華爾街日報》泄露消息。
相比而言，《華爾街日報》的新聞版和《財富》雜誌被認為是不受歡迎的。羅賓遜親自到《華爾街日報》麵見了該報的編輯和記者，並威脅他們說，當米爾肯和德崇公司被確定無罪（他們對此深信不疑）時，這個消息將可能會透露給該報的競爭對手《紐約時報》，作為對《華爾街日報》不友好的報複。米爾肯陣營的人員還試圖拉攏《華爾街日報》洛杉磯記者站的一位記者，意欲在該報製造分裂，但是卻以失敗而告終。《財富》雜誌在報道中稱米爾肯的公關活動是“不適當的”之後，便被禁止參與采訪了。
羅賓遜公司可以更為輕鬆地利用報紙的專欄。由於米爾肯的許多客戶都願意聽從他們的調遣，公關小組炮製了大量支持米爾肯主題的讚譽文章，如《垃圾債券使美國更具競爭力》。這些文章簽上米爾肯客戶的名字，然後再署名發表。這些客戶都是聲名顯赫的人物，如比阿特麗斯國際公司的總裁雷金納德·路易斯、MCI公司的董事長威廉·麥商文、英格索爾公司的總裁拉爾夫·英格索爾等。發給媒體編輯的評論或者信件雖然簽署的是這些人的名字，但是實際上都是由羅賓遜公司的人操刀，並且通常都要經過利曼所在的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的審查，並且還由米爾肯親自加工。
公關人員還炮製了他們所謂的“談話要點”和“標記詞語”。“談話要點”短小精悍、簡練含蓄，是支持米爾肯的關鍵語句，供米爾肯的忠實擁護者在接受采訪時引用。“標記詞語”甚至更為簡短，如“創造價值”“國家財富”等。
然而，有些努力不可避免也會白費心機。例如，有一次，利勒爾花費大量時間寫成了一篇宣傳米爾肯的專欄文章，然後拿去讓華納集團的董事長史蒂夫·羅斯簽名，但是卻被羅斯拒絕了，盡管他和羅賓遜的私人關係非常好。
最讓人尷尬的是拉爾夫·英格索爾在電視上的表現。當時，他要和朱利安尼進行辯論。考慮到英格索爾對米爾肯非常忠實，並且希望在電視上表現一下，因此被選中了。英格索爾要說的話全都是羅賓遜公司精心準備好的，最後，他的核心思想是：“我們生活在一個什麽樣的社會裏，竟然指控一個它本應該稱讚的人？”在排練時，英格索爾表現很不錯，但是在電視中他的實際表現實在是太差了，公關小組在看電視時震驚不已。英格索爾在電視上磕磕巴巴，隻談要點，斷章取義，似乎完全忘了他的核心思想。結果，他被朱利安尼輕鬆地駁斥得無言以對。
羅賓遜公司的公關活動意欲確保全國公眾都能不斷收到相同的語句和關鍵詞，從而獲得和廣告宣傳同樣的效果。羅賓遜和利勒爾告訴他們的同事們，他們的目的是把公眾輿論對米爾肯的態度由憤怒轉為中立，再到接受，並最終轉為讚揚。這種活動取得了顯著的效果。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助理檢察官們在向媒體講話時受到了嚴格的限製，他們也害怕被指責向媒體泄露了消息，因此他們隻好垂頭喪氣地看著支持米爾肯的聲音逐漸匯聚成大合唱。
整個公關活動給羅賓遜公司帶來了豐厚的收益。僅該公司每個月要求的聘用費就高達15萬美元，而且實際開支還常常超過這個數。公司的合夥人沃特爾·蒙哥馬利對公司為米爾肯做公關活動表示擔憂，他說為一個聲稱是罪犯的著名人士做代理可能會玷汙公司的聲譽，但是卻無人理會他。同米爾肯的辯護團隊一樣，公關小組從來不考慮米爾肯做過錯事的可能性——這種想法在這裏是歪理邪說。羅賓遜偶爾會突然測驗一下員工們對米爾肯的認識，他們稱之為“忠誠測驗”。一天下午，一位名叫戴維·吉爾曼的員工正在和利勒爾協商，突然羅賓遜走了進來，專注地盯著吉爾曼。
“米爾肯是無辜的還是有罪的？”她問道。
“當然是無辜的。”吉爾曼迅速回答說。羅賓遜看上去不太滿意，因此他又用更為肯定的語氣重複說：“他是無辜的。”
“正確。”羅賓遜回答說。
1988年的捕食者大會是四月份在比弗利山希爾頓酒店舉行的，這次會議基本上成了米爾肯的一次大型公關活動。在羅賓遜公司的要求下，媒體人士受邀來聆聽米爾肯關於第三世界債務和公共教育的演講。米爾肯的忠實客戶，如史蒂夫·羅斯和納爾遜·佩爾茨等，不斷熱情讚揚米爾肯。
但是，在此次大會之後不到兩周，米爾肯就遇到了第一個敵意的聽眾：美國國會。眾議院監督與調查委員會主席約翰·丁格爾召集委員們開會，調查德崇公司的私人合夥公司奧特克裏克公司，該公司是德崇公司投資國家製罐公司時的工具。該委員會向米爾肯和弗雷德·約瑟夫發送了國會傳票。丁格爾是密歇根民主黨人，因手下一群勇猛無比的調查幹將而名揚四海。
這是米爾肯第一次同他所鄙視的政府進行直接對抗，這使他感到非常不安。米爾肯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他和威廉斯以及無所不在的理查德·桑德勒一走上國會大廈的台階來到高大的聽證室，就被記者們包圍住了。在聽證會開始前，米爾肯等人等了半個小時。在此期間，記者們不斷地拍照，閃光燈一直閃個不停，米爾肯勉強露出了一絲微笑。
威廉斯的第一條正式聲明是援引一條極少使用的國會規則，要求把所有的照相機和錄音設備都從聽證室裏清除出去。丁格爾為了表示對身患重病的威廉斯的尊重，同意了他的要求，把所有的攝像和攝影記者全都從聽證室裏清除了出去。
當丁格爾開始問米爾肯是否在奧特克裏克公司有經濟利益時，聽證室的氣氛立即轉變了。米爾肯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丁格爾又問了一個問題，米爾肯做出了同樣的反應。威廉斯說：“他聽從了我的建議，不會回答你的任何問題。”
丁格爾宣布休會，接著舉行了一場新聞發布會，披露了監督與調查委員會的懷疑：德崇公司的私人合夥公司犧牲德崇公司的利益，廣泛進行各種投資中飽私囊。丁格爾說：“關於這種活動已經引發了許多問題……是否屬於內幕交易、老鼠倉……市場操縱應該如何界定。”
德崇公司迅速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我們全力支持邁克爾·米爾肯。他是我們的同事、朋友，也是為國家的金融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人。”但是，無論德崇公司說什麽，也無法彌補米爾肯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問題所造成的損害。公眾在想，如果米爾肯像他所聲稱的那樣是無辜的，那他為什麽要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呢？當然，他這樣做是憲法賦予他的權利，正如公眾產生疑慮一樣，這是他們天性的衝動使然。
當天晚上，米爾肯的團隊集中精力幫助約瑟夫做準備工作，因為他第二天要去作證。約瑟夫不會援引《第五修正案》。他認為自己沒有被起訴的風險，並且想避免公眾對德崇公司進一步喪失信心。不幸的是，約瑟夫遇到了一個嚴重的障礙：他對米爾肯合夥公司的操作活動幾乎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這些公司的存在。米爾肯的律師們跟約瑟夫一起為作證做準備，一直忙到淩晨兩點。他們用假設的問題輪番轟炸他，並且教他如何回答。他們甚至要求約瑟夫向委員會提交一份聲明，裏麵的一些信息他認為是虛假的。
第二天上午，當聽證會舉行時，米爾肯看上去精神飽滿，而約瑟夫則滿臉憔悴，緊張不安。丁格爾很快就搶占了上風，把約瑟夫駁斥得啞口無言。他的問題主要集中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交易上，丁格爾和同事們指控德崇公司把自己員工合夥公司的利益置於公司客戶的利益之上，並且進行自我交易，讓客戶用高價從這些合夥公司購買垃圾債券。約瑟夫一度不得不承認：“我想我是被搞糊塗了。”他心想：這用的是哪部證券法啊？一位國會議員在總結當天的聽證會時對約瑟夫說：“公眾的認識是，你的表現沒有通過測驗。”
約瑟夫感到非常羞愧，對著律師們大發雷霆。回顧導致這次聽證會失利的各種事件，他開始懷疑米爾肯的律師們給他提的建議。他是被欺騙了嗎？米爾肯的律師們到底是為誰的利益服務呢？以米爾肯為首的合夥公司到底做過什麽事情？第一次，約瑟夫開始懷疑米爾肯以及他的動機。在約瑟夫的顧問當中，隻有他的私人律師伊拉·米爾斯坦曾經提醒過他，米爾肯可能有罪。當約瑟夫拒絕米爾斯坦的建議時，米爾斯坦非常生氣，甚至威脅辭去他的私人律師一職。約瑟夫現在想來，米爾斯坦說得沒錯。
在國會聽證會場的前排，距米爾肯隻有幾英尺遠，坐著一位身穿亮麗黃色衣服的女士，此人是《大西洋月刊》的記者康妮·布魯克，曾經寫過關於布斯基的人物報道。現在，她正在撰寫一本關於德崇公司和米爾肯的書。1986年2月，布魯克告訴了米爾肯她的計劃，請求他合作。米爾肯回答說：“我不想讓你寫這本書。”然後，他提出要購買她的出版合同。“你的出版商付給你多少錢，我們就付給你多少錢，隻是我們付錢給你是不讓你寫這本書的。我們也可以按照你寫完出版後所售的冊數付錢。”
到1988年夏天，布魯克的書稿已經完成了。根據早先和布魯克的協議，約瑟夫得到許可可以閱讀書稿，並做出評論，但是他不能複印。他一看到書稿，立即就意識到可能會有麻煩。書名是《捕食者大會：垃圾債券帝國及其締造者》（The Predator’s Ball: The Junk Bond Raiders and the Man Who Staked Them），書中全麵而仔細地研究了德崇公司、米爾肯以及公司的一些客戶，這是一本對米爾肯垃圾債券帝國進行開創性調查研究的書。
書中寫到了德崇公司在捕食者大會上雇用妓女。書中還說到米爾肯剛剛加盟德崇公司時的情況，他乘坐班車上下班時都戴著一個礦工的安全帽，以便在黑暗中閱讀招股說明書。書中還披露說，這位垃圾債券大王還曾經試圖收買她不讓她寫這本書，更為糟糕的是，這本書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即布斯基的辯解同米爾肯所培養的價值觀和修養完全相同。
盡管布魯克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預先采取了謹慎的防範措施，但是沒多久利曼還是設法搞到了手稿的一份副本，並且很快在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複印機上進行複印。米爾肯的辯護律師團隊迅速開始計劃一次全麵的反擊。似乎這個龐大的律師團隊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具體的攻擊目標，盡管它隻是一本書，而不是大陪審團的指控。
寶維斯律師事務所召開了一個高層會議專門研究此事，參會者有羅賓遜、利勒爾和該公司其他幾個人員，以及利曼、弗魯門鮑姆、桑德勒和米爾肯。利曼和米爾肯來得比較晚，其他人在等待時就先仔細看了書稿的複印件。桑德勒立即就被激怒了，他大喊道：“根本就沒有礦工安全帽。”接著，他又迅速改口說：“這是一個禮物，是一位眼科醫生送的。他從來沒有戴過。哦，不，他隻戴過一次。”
當利曼和米爾肯到了之後，米爾肯坐下來開始看書稿。他邊看邊搖頭，臉色逐漸陰沉起來。他生氣地說：“這本書是要把我變成一個滑稽小醜。”他抱怨說這本書要把他寫成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實際上，沒有人稱他為“垃圾債券大王”。最後，他氣憤地說：“我要讓這本書銷聲匿跡。”
有些顧問提醒米爾肯，他們這樣做可能會給這本書做宣傳，引起公眾的注意，並且說這本書即使出版了也可能沒什麽人會看的。（利勒爾向他保證說：“美國人都不喜歡讀書的。”）他們還提醒他，他曾經拒絕接受布魯克的采訪，因此他的意見沒有被反映出來，這並不能全都怪她。米爾肯對這些全都置之不理。他要讓這本書銷聲匿跡，最好是在它出版前就夭折。盡管利曼和羅賓遜都對米爾肯的想法滿腹疑慮，但是他們都表示支持他。利曼在過去曾經成功地打過圖書官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董事長威廉·佩利傳記的那場官司。於是，米爾肯的團隊開始針對布魯克和她的書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詆毀運動，全然不顧這樣做可能會給這本書的銷售產生積極的影響。
在利曼和羅賓遜的指示下，羅賓遜公司的員工開始盡職盡責地對書稿逐字逐句地分析研究，稱有些地方“不實”“不準確”，竭力挑刺兒。他們計劃向全美國的每一位書評家送一份“勘誤表”，希望能夠以此摧毀該書的可信性。利勒爾大聲說：“這個勘誤表將比書還長，這真是棒極了！”
羅賓遜公司給這本書挑刺兒的幾位工作人員後來被稱為“真相小隊”。他們花費了整整一個月的時間，企圖詆毀這本書。不幸的是，他們發現要證明布魯克一書中的錯誤越來越困難了。例如，盡管米爾肯堅持聲稱他的一些客戶從來沒有稱他為“垃圾債券大王”，但是他的客戶實際上這樣說過，甚至試圖證明此事有誤的羅賓遜公司的員工在談話中也這樣說過。不過，他們都非常小心，竭力不讓米爾肯注意此事。因此，勘誤表隻好用一些明顯是微不足道的所謂不準確的東西來填充。
這並沒有讓米爾肯有任何猶豫。雖然詆毀這本書準確性和公正性的效果不佳，但是他仍然想阻止這本書。利曼給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顧問托馬斯·柯寧打電話，說這本書對米爾肯“十分有害”，如果出版了，米爾肯就不可能得到公正的審判。利曼命令道：“進一步采取措施阻止它的出版。要麽和該書的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出版社聯係，要麽上法庭。”柯寧聽到這個要求後大吃一驚，利曼當然知道，要預先對媒體實施限製隻有在極其罕見和迫切的情況下才會被批準。
卡希爾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和著名的《第一修正案》律師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同柯寧一起勸告利曼，說他們絕對不能去說服法官禁止該書的出版。利曼似乎非常惱怒，他威脅說要告訴約瑟夫卡希爾律師事務所“不支持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然而，柯寧等人堅持自己的意見。利曼說：“如果我們想這樣做的話，我們就應該做到。”他再次聲稱應該首先滿足米爾肯的願望。
柯寧勸告約瑟夫，認為這種訴訟會傷害德崇公司。約瑟夫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想法，也是利曼把米爾肯的利益置於德崇公司利益之上的又一個例子。約瑟夫認為，從這件事中可以看出，盡管利曼這樣說和做，但是米爾肯和他的律師們卻不願意自己提起這樣的訴訟。在這一方麵，利曼真是絕頂精明。
最後，這場運動幾乎沒有什麽收效。《捕食者大會》一書按照預期出版了。書評者們困惑不已，他們不是事實調查員。在事實麵前，米爾肯所聲稱的許多情況都“不能使人信服”。這場運動反而為這本書做了一次出版前的巨大宣傳活動，包括《華爾街日報》都在頭版刊登了一篇關於此書的文章。
愛德華·貝內特·威廉斯曾經提醒檢察官們，他可能活不到米爾肯調查活動的結束。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可能正在同癌症進行最後的搏鬥。羅伯特·利特知道威廉斯已經身患重病。有一次，在去證券交易委員會開會時，威廉斯對利特說：“最好你來講吧。”利特聽了大吃一驚，一般在這種情況下都是由威廉斯主講。當他們抵達證券交易委員會大樓的走廊時，威廉斯幾乎快要走不動了。
1988年初，威廉斯讓律師事務所的著名合夥人文森特·富勒開始參與米爾肯的案子。但是富勒和米爾肯似乎從來都沒有達成一種默契。米爾肯非常尊敬威廉斯，他感覺沒有人能夠替代他。威廉斯一犯病，利曼、弗魯門鮑姆和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就開始排擠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同行們。無論威廉斯的思想對米爾肯可能會有什麽影響，現在全都消失了。
當米爾肯到國會出席聽證會時，威廉斯勉強打起精神前去參加，但是，他的臉色仍然蒼白憔悴。不過，這是威廉斯最後一次代表米爾肯公開露麵，四個月後的8月13日，他溘然長逝。米爾肯飛到華盛頓參加他的葬禮，在葬禮上，他掩麵而泣，痛心不已。
1988年8月的第一個星期，布魯斯·貝爾德和他的同事們邀請莉薩·瓊斯和她的新律師布賴恩·奧尼爾一同到他們的辦公室。他們到了之後，檢察官們沒有浪費時間，立即打開錄音機，播放錄音帶。他們看著瓊斯和她律師們的反應。這是瓊斯第一次聽到自己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黑爾安排非法交易的談話。她被嚇得臉色煞白。
在會見後，奧尼爾立即給政府起草了一封信，信中說，聽這些錄音幫助瓊斯“恢複”了記憶。考慮到對她的豁免規定，她現在願意承認參與了這些交易，並且同黑爾談過此事。檢察官們對此事絲毫不感到奇怪。但是，讓他們吃驚的是，瓊斯繼續拒絕承認除錄音帶之外的任何事情。她以前撒過謊，很顯然，她還在撒謊。檢察官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偽證是一種威脅司法程序的嚴重犯罪活動，這種信息必須傳遞出去。盡管瓊斯很年輕，盡管她早年的生活非常艱辛，盡管她在德崇公司並不是身居高位，但是她的豁免權還是被撤銷了。
同時，檢察官們還加緊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施加壓力。貝爾德披露政府準備要求大陪審團用RICO法案提起訴訟。這是該法案第一次被用來起訴證券公司的人員。
RICO法案是政府可以用在案件中的最為嚴厲的法律武器。該法案於1970年生效，主要是為了打擊有組織犯罪和毒品犯罪。該法案規定，任何個人或者組織如果犯了兩種或者兩種以上重罪，並且幾項罪名之間表現出一定“模式”的相互關聯性，那麽就可以被指控為欺詐。該法案對違法者施以重罰，包括長達20年的刑期，並沒收全部財產和非法收入。RICO法案有一個對應的民事條款，允許私人原告提起3倍賠償的訴訟請求。
盡管RICO法案的指控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可能是毀滅性的，但是這種威脅對潛在的被告卻沒有太大的影響。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隻是一個外殼，是無數相互關聯的實體之一，它的資產可以輕鬆地通過合夥關係轉走，使公司瓦解。詹姆斯·裏甘仍然大膽對抗，而他的律師西奧多·威爾斯也抨擊政府企圖用RICO法案“威脅”他的當事人，堅持說他的當事人是無辜的，並決心和政府對抗到底。他說：“事情似乎已經很清楚了，這是在一個更大的棋盤上下棋，而裏甘先生隻是其中的一個棋子。”
在這一點上，威爾斯說得很對。盡管以RICO法案提起訴訟的直接意圖是對裏甘和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施加壓力，但是真正目的卻是針對德崇公司。如果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這樣的小公司就因自身的非法交易而麵臨RICO法案的起訴，那麽像德崇公司這樣有更多交易被懷疑的大公司就更容易被起訴了。
雙方企圖達成協議的最後努力毫無結果。8月4日，大陪審團以偽證罪起訴莉薩·瓊斯，以欺詐罪起訴裏甘、紮爾熱茨基、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其他主要當事人以及德雷克塞爾公司的紐伯格。政府為時兩年半的調查活動終於提起了第一起訴訟，一場可能的持久戰拉開了帷幕。
使米爾肯核心圈內人士感到震驚和擔憂的是，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案子中，被告人名單上沒有卡裏·穆爾塔什。
和紐伯格一樣，穆爾塔什也出現在了錄音帶中。他曾經強烈抗議檢察官們把他作為調查目標，他認為這不公平，因為在錄音當天他隻是臨時替紐伯格做交易。但是，沒有一個檢察官認為這種說法有說服力。確實，就在起訴前一天，穆爾塔什接到了通知，他也被包括在了起訴名單中。
這就意味著他可能麵臨兩項指控：一項是他與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交易，另一項是他同米爾肯和布斯基的交易。檢察官們認為穆爾塔什隻是米爾肯圈子中意誌最為薄弱的人，這種看法確實很準，因為穆爾塔什已經開始動搖了。當年年初的一天下午，他來到華盛頓辯護律師裏德·溫加滕的辦公室，說想聘請他做代理律師，取代他當時的律師查爾斯·斯蒂爾曼。斯蒂爾曼是他在米爾肯陣營的建議下聘請的。穆爾塔什說他擔心斯蒂爾曼可能和米爾肯關係太密切了。溫加滕勸阻穆爾塔什不要這樣做，說他知道斯蒂爾曼是一位優秀的律師。但是，穆爾塔什堅持說：“我想獨立聘請一位律師。”
溫加滕接手了這個案子，他立即發現米爾肯辯護律師團隊非常傲慢。不久，溫加滕就開始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洽談，但是幾乎沒有什麽進展。朱利安尼希望穆爾塔什接受兩項重罪。不過，洽談是建設性的。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被起訴的前夕，溫加滕設法說服政府把穆爾塔什的名字暫時刪掉。穆爾塔什願意合作。接著，政府可以評估他的合作情況，再決定是否要求他認罪。這種安排同政府和穆拉迪恩的律師達成的協議類似。檢察官們同意了這個協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信任溫加滕。
盡管穆爾塔什從來都不是一個熱心的證人，但是他在8月開始向政府坦白交代。他供出了自己在那筆530萬美元付款中的所作所為，確證了布斯基的證詞，另外他還敘述了在布斯基出事之後他曾經被召喚到比弗利山以及同米爾肯見麵的情況。他也供述了一些關於瑟恩納的很有價值的信息。瑟恩納是米爾肯的會計，他也參與了那筆530萬美元付款的事情，然而他卻不願意作證。現在，政府從穆爾塔什的供述中得到了更多的證詞。
在溫加滕的堅持下，穆爾塔什決定悄悄地從德崇公司辭職。他痛苦地抱怨說，這將會使他至少損失200萬美元的獎金。但是，他還是找到了約瑟夫，宣布了辭職的決定。對於辭職的理由，他說得非常含糊，他隻字未提同政府達成協議的事，隻是說起了他對家庭、妻子的責任。約瑟夫基本上沒有怎麽聽，這些話似乎非常熟悉，以前萊文和西格爾也說過類似的話。穆爾塔什一離開，約瑟夫就給卡希爾律師事務所的柯寧打電話，他說：“穆爾塔什正在和政府合作。”
當吉姆·達爾在比弗利山的公寓門前背著包掏鑰匙時，他聽到了屋裏的電話鈴聲。這是1988年9月初的一天，達爾剛剛從佛羅裏達州傑克遜維爾附近的海灘度假歸來，那個地方離他的家鄉不遠，他經常到那裏度假。他的皮膚比往常更黑，頭發也更黃。度假後，他感覺重新恢複了活力。當達爾走進屋子時，電話鈴聲還在響著，於是他拿起了電話。
電話是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鮑勃·利特打來的。這個電話把達爾的好心情完全攪亂了。利特說：“我不知道怎麽對你說，我這裏有你一封信，你成了調查目標。我非常震驚。”
達爾更為震驚。利特同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們曾經審查過達爾所做的每一項交易，並得出結論，他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他們不斷向他保證說米爾肯是調查目標，而他不是。利特和威廉斯以前也曾經提醒過他，說政府可能會企圖對他施加壓力，但是他從來沒有想過要麵臨指控。
前景非常可怕，達爾確實很擔心。在每年年底的時候，按照米爾肯的指示，達爾都會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的負責人托馬斯·斯皮格爾進行寄存交易，為該銀行製造虛假稅收虧損，從而幫它偷稅。斯皮格爾是米爾肯的朋友，也是他最為忠實的客戶和垃圾債券的買主。達爾基本上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比弗利山辦公室也沒有專門把這些交易定為保密交易。他的辦公桌上放著一個賬本，上麵記載著同哥倫比亞銀行寄存交易的情況。現在，這個賬本已經記載了5年的非法交易，是他們被指控違法的書麵證據。很有可能比弗利山辦公室裏的其他人也都知道他一直在幹這些事。
自從調查活動開始以來，達爾第一次懷疑他的律師真正是在代表誰的利益。是他的？還是米爾肯的？達爾一直都自願保護米爾肯，米爾肯也會這樣保護達爾嗎？他不敢肯定。
達爾一掛斷電話，就給他在佛羅裏達州的一位好朋友打了個電話。這位朋友名叫史蒂夫·安德魯斯，是一位法官的兒子，是個律師，身材高大魁梧。他和達爾以前曾經是佛羅裏達州兄弟會的成員，現在在佛羅裏達州的首府塔拉哈西做律師。盡管安德魯斯並不是證券業的律師，但是他也了解這一領域。他從紐約大學獲得了稅務學位，曾經在佛羅裏達州的一家小證券公司做過負責人。更為重要的是，他遠離曼哈頓、華盛頓和比弗利山這個三角地帶及米爾肯的世界，對事情會有更清醒的判斷。達爾感到他可以信賴安德魯斯。
安德魯斯隻需要聽到兩個事實：在米爾肯調查案中，達爾收到了政府的質詢信；達爾的律師和米爾肯的律師是同一群人。安德魯斯指示達爾說：“給你找一位新律師，現在就找，盡快。”達爾想聘請安德魯斯，安德魯斯同意了，但是他堅持讓達爾在紐約再聘請一位。
達爾接著又給利特打去電話，告訴了他這個消息：他要再聘請一位律師，一位不是同時在為米爾肯做代理的律師。利特立即明白了達爾自己聘請律師的潛在重要性。他堅持說達爾不需要再聘請律師，如果他們團結一致，對他們都會更好。這次，尤其是因為沒有了威廉斯來確證這些信息，達爾沒有被說服。而且，這種戰略並沒有讓他避免成為政府的調查目標。
利特想拖住他，說他要為達爾可能考慮的律師人選列出一個單子。但是，他並沒有立即列單子，好像希望達爾改變主意。因此，達爾給卡爾·林德納打了一個電話，林德納是他主要的債券客戶之一。林德納推薦達爾聘請他的律師彼得·菲什拜因，菲什拜因是紐約凱壽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這個事務所就是為弗裏曼做代理的那一家。直到達爾告訴利特他打算聘請菲什拜因時，利特才給他羅列出了達爾應該考慮聘請的律師名單。一點兒也不奇怪，上麵羅列的律師全都是寶維斯律師事務所和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包括那些已經在代理唐納德·恩格爾和米爾肯的客戶弗雷德·卡爾的那些律師。達爾和這些人見麵談了談，但是，他對他們的忠誠更為懷疑。最後，他還是決定聘請菲什拜因做他的律師。
菲什拜因和安德魯斯立即飛到了加利福尼亞州同達爾見麵。兩位律師都很擔心他們當事人所做的交易可能暴露。他們認為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的斯皮格爾也會被調查，考慮到他和米爾肯的關係密切，他們擔心斯皮格爾可能會在達爾和政府達成協議之前攻擊達爾，並把他牽連進去，把這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達爾不相信斯皮格爾會保護他。
達爾對米爾肯的信心也發生了嚴重的動搖。當達爾和他的新律師們最後審查政府的質詢信時，他們吃驚地發現，上麵沒有提到達爾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之間的交易。相反，上麵提到了達爾的交易記錄中包含的一係列同布斯基之間的股票交易——這些交易是資金償還計劃的一部分，那筆530萬美元的付款達到了頂峰。達爾想不起來這些交易了，他認為這很奇怪，因為達爾隻是處理和布斯基之間的債券交易，從來都沒有做過股票交易。這些交易都是由米爾肯親自處理的。
進一步調查顯示，被調查的交易票據上的筆跡實際上都不是達爾的。根據交易單據上麵的日期，有兩次交易發生時達爾甚至都不在比弗利山。其中一張單據的下麵寫著“M. M.”。達爾一看到這些單據，就明白是怎麽回事了：米爾肯讓達爾的交易助理將這些交易輸入了達爾的交易記錄中。達爾斷定，政府找錯了人，他可以證明自己沒有牽涉進這些交易。他確信米爾肯會支持他的說法。
達爾立即找到了利特，並對他說：“我沒有做那些交易——是邁克爾做的。”達爾期盼著利特會對這個消息感到興奮，因為他可以被證明無罪了。利特堅持說：“那些交易沒有什麽問題，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但是達爾不同意，他建議讓米爾肯寫一份宣誓書，證明交易是他自己做的。達爾相信，一旦政府看到這份宣誓書，他們就會放棄對他的調查。如果這些交易沒有問題，正如每個人所說的那樣，那麽米爾肯就不會有什麽損失。利特似乎對達爾的要求不太熱情，但是他說他會對米爾肯說這件事的。安德魯斯就此案向理查德·桑德勒施加壓力，桑德勒也堅持說這些交易沒有問題。安德魯斯反駁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邁克爾怎麽不直接說是他做的這些交易呢？”
一個星期後，利特把米爾肯的答複告訴了達爾：米爾肯拒絕寫宣誓書，也不承認這些交易是他做的。而且，達爾的交易助理也說想不起這些交易了，因此，她也不能為他作證。達爾非常震驚，他大喊道：“邁克爾知道是他做的這些交易，布斯基也知道是邁克爾做的這些交易。告訴政府，去問問布斯基是誰做的這些交易。”
利特回答說他無權要求政府去訊問證人。利特再次堅持說：“如果你保持沉默，並且堅持到底的話，問題很快就會過去。”同時，他也強烈要求達爾和他的新律師，不要再向政府說達爾是否做過這些可疑交易的事。
由於達爾明顯動搖了，米爾肯陣營加緊對他施加壓力。一天，米爾肯把達爾叫到了一邊，然後告訴他，安德魯斯不安好心，淨給他出壞主意，他應該再換一個律師。達爾拒絕了，他說他信任安德魯斯，想繼續聘請他。接著，米爾肯和桑德勒又試了試別的策略，他們建議安德魯斯搬到比弗利山辦公，在德崇公司的大樓裏同桑德勒一起開一個律師事務所，並且暗示這將會給他帶來豐厚的利潤。安德魯斯明白，他們是在企圖收買他，因此他嚴詞回絕了。
由於安德魯斯和菲什拜因沒有忠於米爾肯利益的任何義務，因此他們建議達爾盡快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聯係。對達爾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盡管他感到米爾肯背叛了他，拒絕承認和布斯基所做的交易，反而嫁禍於他，但是，他不想傷害米爾肯。畢竟，是米爾肯讓他的財富數倍於百萬富翁。不過，達爾不想去坐牢，或者為他並沒有做過的事而遭起訴。達爾不想讓斯皮格爾搶先一步，和政府達成認罪協議將他供出來。於是，他授權他的新律師們同政府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