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與此同時，1988年9月，弗雷德·約瑟夫來到了比弗利山，參加該公司高級員工的年度聚餐，米爾肯和比弗利山分部的所有員工幾乎都參加了。在對高收益證券部門的表揚中，約瑟夫把每個優秀員工的名字都說了出來，稱他們在公司遇到困難的一年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約瑟夫從來都不喜歡達爾，並且律師們提醒他說達爾正在動搖。因此，約瑟夫決定不再表揚他，達爾的名字沒有出現在當天的表揚中。
這是一個戰略上的錯誤。達爾非常生氣，他感到受了傷害。他一直都是公司裏最優秀的員工，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了公司。公司的官方立場一直要求他說實話，正因為這樣他才打算把事情說清楚，但是現在卻得到了這樣的下場。他得出結論：約瑟夫不值得他效忠了。
在當月的晚些時候，一個信使來到了聖安德魯斯廣場，送來了5份材料。這些材料是菲什拜因和他的同事們一起準備的，裏麵包含一些書麵證據，可以證明達爾並沒有做政府所指控的那些交易。達爾和他的律師們焦急地等待著政府的回應，但是一個星期過去了仍沒有動靜。最後，約翰·卡羅爾給菲什拜因打電話。他說：“我相信了。”他現在相信達爾並沒有做這些交易。但是，談話並沒有就此打住。菲什拜因仍然擔心那些儲蓄與信貸交易被披露，如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所做的那些交易。菲什拜因暗示，如果達爾得到了足夠好的合作條件，他將和政府合作，這對政府將會非常有價值。他隻是這樣暗示，並沒有做出明確的承諾。
卡羅爾明白了他的意思。作為米爾肯的高級銷售人員，達爾可以向政府提供許多很有價值的關於米爾肯非法活動的信息。此外，他也非常熟悉米爾肯是如何工作的。從心理原因來說，達爾對政府甚至更重要。檢察官們知道在米爾肯周圍有一麵沉默的牆，一旦打開了缺口，就很有可能坍塌。
檢察官們也意識到，給達爾豁免可能要冒很大的風險。如果他被豁免了，最後卻發現他有嚴重的違法行為並且還可以保有巨額非法所得的話，那麽公眾對政府的不滿就會非常強烈，而且，米爾肯的公關小組肯定也會借機大肆炒作，興風作浪。然而，檢察官們沒有發現確鑿的證據可以證明達爾有罪。他們仔細審查了斯塔利大陸公司的交易案，當時達爾試圖強迫該公司接受杠杆收購。他們發現達爾的威脅非常令人反感，但是不一定就是犯罪。達爾非常幸運，因為到目前為止，檢察官們對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的交易還一無所知。不管怎麽說，他們必須集中精力對付他們的終極目標：米爾肯。達爾則是通向米爾肯的主要一環，這一點超越了其他所有的風險。1988年10月，對達爾的豁免被批準了。不久之後，他就來到了聖安德魯斯廣場開始接受第一次訊問。後來，這種訊問還發生了許多次。
米爾肯陣營的“帳篷”，雖然經過威廉斯·康諾利律師事務所以及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精心搭建和密封，最終還是被吹破了。
達爾叛變的消息在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的辯護團隊中引起了震動。員工和律師們出現了分歧，有的人堅持認為達爾沒有什麽可以告訴政府的（因為米爾肯當然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錯事），還有的人試圖恫嚇達爾。達爾也許是因為天真，還打算在德崇公司繼續工作下去。但是，他被從比弗利山分部五層的交易大廳趕了出去，搬到了二層。公司的解釋是，公司無法確保達爾的安全，因為其他的交易員對他義憤填膺。後來，公司大幅削減了達爾的薪水，他的收入從1988年的2,300萬美元減少到了500萬美元。洛厄爾·米爾肯也不再和他說話。
這些對策毫無成效。達爾成了德崇公司第一個真正同政府合作的證人。這位曾經的銷售大師很快就博得了檢察官們的青睞，就像他曾經博得無數債券買主的青睞一樣。達爾比政府所希望的更為有用。他親眼目睹了戴蒙德·沙姆洛克公司和西方石油公司未遂合並案中的內幕交易，他還講了米爾肯在洗手間用流水聲作掩護，給他發布指示的事。他對米爾肯和儲蓄與信貸銀行的交易非常清楚，為本案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調查視角。達爾沒有絲毫的保留，他耐心地引領著卡羅爾和傑斯·法德拉走進神秘的不為人知的垃圾債券交易世界。
正如政府所希望的，達爾的倒戈激發了其他證人的合作**，他們迫切希望同政府達成協議。在達爾和政府達成合作協議之後，檢察官們趁機又發出了一些傳票和質詢信，傳訊的對象包括米爾肯的助手泰倫·佩澤爾和沃倫·特雷普。
把佩澤爾定為傳訊目標是政府最為幸運的舉措之一。佩澤爾是米爾肯同大衛·所羅門之間非法交易的中心人物，他就是那本足以證明米爾肯違法的藍皮本的保管者，後來這個本子被交給了洛蘭·斯珀奇。同達爾相比，他甚至是更為重要的潛在證人，不過政府當時並不清楚這一點。佩澤爾非常容易受到政府壓力的影響。他在1985年才到該公司工作，還是一個相對比較新的員工。作為最底層的銷售員，他害怕如果米爾肯決定坦白的話，那他就會成為第一個犧牲品。盡管佩澤爾常常和米爾肯擊掌慶賀，並且不斷拍米爾肯的馬屁，深受米爾肯的喜愛，但是他也不得不先考慮自己的利益。
佩澤爾一收到傳票，就聘請了一位華盛頓的律師柏拉圖·卡切裏斯，此人以前是特雷普的律師威廉·亨德利的合作夥伴。卡切裏斯當時剛在“伊朗門”醜聞中做過富恩·霍爾的辯護律師。佩澤爾到華盛頓和卡切裏斯見了麵，並且帶去了一些他秘密隱藏的文件，這些文件都來自比弗利山辦公室。佩澤爾說：“這些文件都是真正具有毀滅性的，我想和政府達成協議。”他的話語中透露出一種不同尋常的堅信和目的感。卡切裏斯問道：“為什麽？”佩澤爾說，他相信如果他不先供出米爾肯的話，米爾肯就可能會供出他。
當卡切裏斯查看佩澤爾的文件時，他意識到這些文件對政府來說是彌足珍貴的證據。在這些文件之中，有所羅門公司和德崇公司之間的對賬單，佩澤爾說上麵的筆跡是洛厄爾·米爾肯的。據佩澤爾所說，整個所羅門公司的交易——包括芬斯伯裏的交易全都是由洛厄爾負責監管的。佩澤爾也可以把米爾肯同這些交易聯係起來。有一次，當佩澤爾問米爾肯關於這些安排的事時，米爾肯曾經說過：“去問問洛厄爾，他會給你解釋的。”佩澤爾和洛厄爾談過兩三次，並且每次都做了筆記。當米爾肯問佩澤爾那個藍皮本是不是記錄了所羅門公司的所有交易時，佩澤爾點頭表示同意。後來，米爾肯授意佩澤爾把這個本子交給洛蘭·斯珀奇。但是，佩澤爾精明地私自保留了一些最具毀滅性的證據。
佩澤爾還想起了他和米爾肯之間的一個對話，這個對話也表明米爾肯有罪。一天下午，當佩澤爾在翻辦公桌的抽屜時，米爾肯問他：“你在做什麽呢？”佩澤爾回答說：“遵照傳票找文件。”然後，他看到米爾肯打開了自己的抽屜，裏麵是空的。米爾肯說：“如果你什麽文件都沒有，你就不用遵照傳票的要求去做。”佩澤爾沒有把最具毀滅性的材料交給公司的律師們，也沒有銷毀。現在，他可以提供給政府了。
卡切裏斯立即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取得了聯係，披露了佩澤爾的文件。佩澤爾能夠證實米爾肯和所羅門之間的整個非法交易，這些非法交易同布斯基所供述的情況是完全不相幹的犯罪活動。對檢察官們來說，佩澤爾的價值真是高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幾乎立即就得到了豁免。
現在，佩澤爾的工位也被調整了，他從米爾肯身邊被趕到了另外一個樓層。和達爾一樣，他也被剝奪了交易員的資格。當達爾逐漸不再來上班時，佩澤爾則比較頑固，他拒絕接受這樣的命運。每天上午，他都準時出現在辦公室裏，並且給特雷普打電話問道：“今天你有什麽工作要我做嗎？”
同佩澤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米爾肯最早的助手之一特雷普繼續對抗政府的壓力，維護他早期形成的對米爾肯的忠誠。然而，他也有自己的原則：他不會為了米爾肯而作偽證。因此，當1988年初他被傳訊時，他就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絕回答問題。桑德勒向特雷普的律師亨德利抱怨說：“我不明白沃倫為什麽不願意作證。”亨德利竭力想讓米爾肯的陣營麵對政府關於寄存交易的證據不斷增多的事實。他知道，如果米爾肯屈服了，特雷普的壓力可能就會消失。
桑德勒回複說：“比爾（亨德利的昵稱），邁克爾對寄存的看法和政府的不同。”
由於手下員工的叛變，米爾肯非常痛心，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他的情緒很糟糕。盡管他沒有直接提到達爾和佩澤爾同政府合作的事，但是他對和他打交道的每一個人幾乎都看不順眼。1988年9月底，達爾正在紐約，打算飛回洛杉磯去。正在此時，米爾肯把電話打到了他所入住的酒店的房間。米爾肯對達爾說他在華盛頓，並建議達爾飛到華盛頓，他可以搭乘米爾肯的飛機一起飛回洛杉磯。達爾考慮到可以借此機會和米爾肯達成和解，於是接受了這個建議。
達爾抵達機場後，他和米爾肯來到了機庫，一起登上了米爾肯的灣流IV型私人飛機。機上配有服務員，還有一個巨大的電影屏幕。米爾肯幾乎一句話都不和達爾說，這讓達爾感到非常尷尬。飛機起飛後，米爾肯選了一部電影《奪寶奇兵》，並且把音量開到了最大，把達爾的耳朵震得快要受不了了。達爾說：“邁克爾，即使我們不打算說話，你至少也應該把聲音調小些吧。”米爾肯不理睬他，繼續以震耳欲聾的聲音看電影。一路上，米爾肯一句話都沒有和達爾說，甚至連看都不看他。達爾逐漸明白了，這次旅行隻是要明確一個意思：對米爾肯而言，達爾已經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