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肯剛剛做出了他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一筆交易，羅馬諾和貝爾德對事情的變化非常詫異，他們甚至在想米爾肯的腦子裏究竟在琢磨什麽。也許，作為一名交易員，米爾肯隻是相信一筆更好的交易可以通過蔑視最後期限而達成。
兩位檢察官緊繃的神經鬆弛了下來，最後期限終於過去了。他們一直擔心這份認罪協議太寬大仁慈，那天上午他們已經協商好，最後期限一過，協議就將收回。他們不會再重新考慮它了。然而，他們沒有說起利曼打電話的事，甚至對他們的同事也沒有說。利曼也沒有把這件事告訴米爾肯陣營的其他人。
當新聞發布會最終開始時，已經是下午5點15分了。羅馬諾在會上宣布米爾肯已經被起訴，罪名共98項，其中包括RICO法案的指控。他指出，對米爾肯的罰金也是有史以來政府對個人處罰最高的一次。正如米爾肯已經同意的，他已經從德崇公司休假，並發表了一份聲明。聲明說：“在美國，起訴標誌著訴訟程序的開始，並不是結束。在經曆了兩年半的謠傳和曲解之後，我現在迫切希望可以公開並公正地將所有的事實告知天下。對於指控，我堅決否認，並且要奮力抗爭。我堅信最後我終將被證明是無辜的。”
兩周後，米爾肯秘密地來到了曼哈頓的聯邦法院接受提審。他提前三個小時就來到了法庭，當輪到他時，他拒不接受指控。這是他第一次和負責審理他的法官金巴·伍德見麵。伍德最近剛剛被裏根總統任命為法官，她溫柔可親，思維敏捷，黑發飄飄。從她的履曆中幾乎看不到她將如何審判一起重大的證券欺詐案。
米爾肯曬得有點兒黑，不過看起來很放鬆。他站在伍德法官的麵前，利曼和弗魯門鮑姆分別站在他的兩邊。他的妻子洛麗和桑德勒坐在旁聽席的第一排，就在他的身後。法庭裏擠進來了幾百人，大部分都是記者。伍德法官問道：“你今天身體感覺如何？”米爾肯回答說：“很好，法官大人。”“你看內科醫生或者精神病醫生了嗎？”米爾肯回答說：“沒有，法官大人。”確實，他的律師們甚至也認為他現在的精神狀態要比最近幾周來都要好。訴訟反而讓他如釋重負，尤其是訴訟主要是依賴布斯基的供述。米爾肯再一次相信他會贏得這場審判。伍德法官問道：“你想如何辯護呢？”米爾肯堅定地回答說：“無罪，法官大人。”
米爾肯現在得到了曾經專屬於布斯基的惡名。當他離開法庭匆忙鑽進等候的汽車時，大批的旁觀者和電視記者朝他湧過來，但是卻被一群全副武裝的警察擋住了。數百名米爾肯的支持者也來到了法庭外麵，他們身穿T恤，頭戴棒球帽，上麵還印著“邁克爾·米爾肯，我們相信你”。米爾肯的主要客戶們也在《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和其他的報紙上刊登整版的廣告，上麵重複登著一句話：“我們相信你。”用這種方式來支持被指控重罪的人，這是一個先例。
但是，米爾肯的公關活動甚至離事實更為遙遠。米爾肯被起訴之後，又有一些指控米爾肯的證人同政府達成了協議。大衛·所羅門可能是最具毀滅性的，他向政府供述了他和米爾肯之間的非法交易，包括芬斯伯裏基金和麥克弗森合夥公司的非法活動，此外，他還供出了其他的犯罪活動。裏德·哈蒙是比弗利山的另一名員工，他也參與了同布斯基的非法交易，他獲得了政府的豁免，並出庭作證。米爾肯同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的交易，包括非法逃稅的交易，都在緊張的調查中。
1989年3月，政府開始以偽證罪起訴莉薩·瓊斯，這是從萊文和布斯基供述中引發的第一起庭審案。她的律師布賴恩·奧尼爾沒有什麽可辯護的，隻是呼籲陪審團同情這位曾經積極進取的年輕姑娘。瓊斯被帶到了被告席上，她哭泣著對陪審團說：“我當時在大陪審團麵前非常驚恐，我隻是想我回答得不太準確，因為我想不起來了。”陪審團隻花了四個小時就宣告瓊斯有罪，所有的罪名成立：五項偽證罪和兩項妨礙司法公正罪。當法庭宣布判決時，瓊斯禁不住哽咽起來。羅馬諾補充說，瓊斯一案表明政府對偽證罪的指控是“非常嚴肅”的，這句話很顯然是在向其他潛在的證人暗示。
然而，一個更為重要的審判即將開始，這就是對裏甘和他在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一案中其他共同被告的審判。米爾肯陣營經常說他們認為陪審團是不會搞清楚這麽複雜的金融案的。審判於六月份開始，一直持續了5個星期，指證工作經常是乏味而又複雜的。陪審團聽了檢察官們在突擊檢查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總部時查獲的眾多錄音帶。威廉·黑爾，就是被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解雇的那位員工，也出庭作證了。更為重要的是，弗雷德·約瑟夫也出庭作證了。作為一名政府的證人，約瑟夫解釋了德崇公司自己製定的禁止對公司客戶的證券進行交易的規則。
陪審團隻用了不到兩天的時間就完成了審議工作，對於一個牽涉到了64項重罪的複雜案子來說，這個時間確實比較短。被告們認為這就是宣告他們無罪的標誌，尤其是詹姆斯·裏甘，他一直都認為任何陪審團都會判決他無罪的，這種念頭他從來都沒有動搖過。正如卡圖希羅在訴訟結論中所說的，這些被告全都是一群“傲慢自大的人，認為他們所做的一切極其複雜和巧妙，無人能夠參透其中的奧妙”。
7月31日，當陪審員們在審議結束列隊回到法庭時，其中一位被告紮爾熱茨基，也就是在錄音帶中非常突出的那個人，竟然春風滿麵，笑容可掬，並向旁聽者豎起了大拇指。但是，當陪審團主席宣讀判決書時，氣氛突然改變了。審議的結果是：64項罪名中的63項成立。許多被告的妻子一下子就哭泣起來。
羅賓遜公司的人員聽到審判結果時，非常鬱悶。尤其是肯尼思·利勒爾，似乎對這個結果非常震驚。許多人都曾經信誓旦旦地預言陪審團將會宣告被告無罪的，最壞的情況就是無效審判，在這些人中，利勒爾是最為突出的。
然而，對檢察官們來說，這個決定性的有罪判決並沒有給他們帶來更為直接的他們所希望的突破。盡管增加了新的壓力，但是紐伯格和裏甘仍然拒絕認罪。這兩名被告最可能向政府提供關於米爾肯和弗裏曼的很有價值的信息。
由於裏甘仍然在負隅頑抗，弗裏曼一案的每一條調查線索幾乎都被堵死了，負責此案的卡圖希羅和麥坎尼基本上沒有什麽進展。高盛公司密不透風，沒有人“叛變投降”，這也反映了該公司的組織文化，這種文化要求公司的利益高於單個合夥人的利益，並且已經經過了好幾代人的錘煉。檢察官們根據《華爾街日報》上的一篇文章追蹤到了比阿特麗斯公司的收購案，並訊問巴尼·拉斯克關於他給弗裏曼打電話的事。拉斯克聲稱他想不起來這件事了。檢察官們日益絕望，為了尋找突破口，他們竟然提出給泰伯爾豁免權，以換取進一步指證弗裏曼的證詞。但是，泰伯爾拒絕了，因為他感覺到政府的調查可能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威格頓幾乎都被遺忘了。
西格爾獨自待在佛羅裏達的家中，焦急地等待著自己的案子盡快宣判，他越來越憂慮。弗裏曼、高盛公司和德崇公司聯手聘請了朱爾斯·克羅爾私家偵探公司（Jules Kroll），對西格爾的所有活動進行跟蹤調查。一次，西格爾在傑克遜維爾市為孩子們組織計算機訓練營活動。有一天，西格爾正在一位潛在捐款人的辦公室洽談，突然電話鈴響了。打電話的人自稱“菲爾·斯彭斯”，是美聯社的自由記者。他告訴那位商人他正在寫一篇關於“伊萬·布斯基和馬丁·西格爾關係的文章”，他問這位商人，西格爾是否在他的公司有“隱藏的利益”。當“菲爾”拒絕進一步透露自己的身份，或者留下電話號碼時，這位商人把電話掛斷了，最後，他也拒絕為西格爾的計算機訓練營活動提供讚助。
西格爾和拉科夫就這件事向卡圖希羅抱怨，卡圖希羅進行了追查，最後發現美聯社根本就沒有一個叫“菲爾·斯彭斯”的人，這個打電話的人實際上是朱爾斯·克羅爾私家偵探公司的偵探。這個自稱菲爾的人也給西格爾以前在康涅狄格州居住時的鄰居打了電話。當西格爾到紐約拜會朋友時，“菲爾”給西格爾的這位朋友也打了電話。他上來就說：“我知道你是在幫助馬丁·西格爾藏錢。我們知道這件事的。”後來，一個人到了西格爾這位朋友的家中，聲稱自己是紐約州警察局的偵探，並且亮出了自己的徽章。這位朋友讓他進了屋，那人進屋後四處看了看。後來，這位朋友給警察局打電話，卻發現那裏根本就沒有這個偵探。根據那個人的徽章牌照，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追查到這個人就是朱爾斯·克羅爾私家偵探公司的人。
檢察官們非常惱火，他們威脅說要起訴朱爾斯·克羅爾私家偵探公司，告他們妨礙司法公正和騷擾聯邦證人。該公司同意停止活動。接著，該公司的偵探又開始采取其他方式活動，他們同和西格爾的孩子們一塊兒拚車的孩子的家長聯係。一名偵探甚至還用50美元賄賂西格爾家雇用的16歲的小保姆，問她西格爾是否給她支付現金報酬，是否看見西格爾吸食大麻。西格爾夫婦還經常在半夜三更接到騷擾電話，他們不得不三次更換電話號碼。檢察官們再次警告朱爾斯·克羅爾私家偵探公司，此後，這些騷擾活動才逐漸消失。
盡管朱爾斯·克羅爾私家偵探公司對西格爾的騷擾讓他十分不舒服，但是弗裏曼、高盛公司和德崇公司花了150萬美元聘請該公司，最後卻沒有得到任何結果，隻是落得讓人恥笑的地步。現在，西格爾在想他還能再容忍多久。每一次，當媒體上提到弗裏曼一案時，西格爾都被譏諷為說謊者。1989年1月，他到紐約找到了貝爾德，請求對他進行審判。貝爾德再次勸他回去再等等。
弗裏曼的律師羅伯特·B.菲斯克（來自達維律師事務所）和保羅·柯倫（來自凱壽律師事務所）以及高盛公司的佩德威茲繼續同政府進行卓有成效的會談。和米爾肯的律師不同，他們從來不聲稱弗裏曼是無辜的，也從來不說西格爾是說謊者或者弗裏曼是國家財富，並以此貶低檢察官們的才智和判斷力。相反，他們隻是不斷進行大量的調查工作，以表明弗裏曼和西格爾的交易信息可能存在其他的來源，而不是內幕消息。他們從來沒有聲稱這些調查是真實可靠的，他們隻是強調他們的調查能夠激發陪審團的疑慮。由此可以看出，起訴專業套利人進行內幕交易的案子是多麽困難，即使有像西格爾這樣的合作證人也是艱難無比。
然而，貝爾德和他的同事們還是準備將此案提交給陪審團。他們認為可以依據西格爾的有力證據和其他的確證文件證據提起訴訟。接著，案情終於出現了一個幸運的突破。
在對西格爾的證詞進行最後確證時，檢察官們對弗裏曼的高級助手弗蘭克·布羅森斯提出了豁免，並把他帶到了大陪審團麵前。布羅森斯是高盛公司套利部的員工。最開始時，布羅森斯沒有提供任何新的或者有價值的情況。接著，就在大家都要放棄時，麥坎尼問他：“你還記得其他什麽事嗎？”布羅森斯似乎非常不安，他問是否可以和他的律師協商一下。傳訊暫時中止了，他得到許可去和律師協商。
當布羅森斯回來時，他回答說：“是的。”接著，讓檢察官們驚喜的是，他承認弗裏曼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交易中給西格爾打過電話。弗裏曼在打完電話後，情不自禁地重複了西格爾確認巴尼·拉斯克的消息的那句話：“你小子鼻子夠靈的啊。”這證明是弗裏曼的一個致命的輕率之舉。
最後，政府得到了些許確證情況，這產生了超預期的驚人效果。布羅森斯立即被高盛公司和弗裏曼的律師們召去匯報情況，他把對政府坦白的情況重複了一遍。他們全都驚呆了。當《華爾街日報》在一年多前刊登那篇包含“鼻子夠靈”那句話的文章時，他們就認為政府的檢察官們是故意把這個情況透露給《華爾街日報》，希望借此給弗裏曼施加壓力。他們推斷，這就說明政府有一個消息源——可能就是西格爾——而這個人可以證明同弗裏曼交換情報的談話。
然而，直到1989年6月，檢察官們才向西格爾訊問“鼻子夠靈”那句話的事，他再次被帶到了大陪審團麵前。當被問道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收購案和“鼻子夠靈”這句話時，西格爾回憶說那天他給亨利·克拉維斯和弗裏曼打過電話，但是他已經想不起來說過什麽了，隻是好像有這句話。他想不起來這句話了，也想不起來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收購案上曾經給弗裏曼提供過內幕消息。
弗裏曼的律師們陷入了米爾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師們曾經陷入的一個陷阱中：他們簡單地認為記者可以從任何人那裏獲取信息，但是政府除外。他們從來沒有考慮過政府對“鼻子夠靈”這句話原本是一無所知，也是從《華爾街日報》上才獲悉的。他們猜測西格爾將為這段對話作證，並且，他們現在認定——錯誤地認定——政府有兩個證人，不隻是布羅森斯。
高盛公司的聯合董事長羅伯特·魯賓是弗裏曼長期以來的支持者，最後也對此案的看法產生了動搖。他總是認為弗裏曼的案子是一個“可以裁判的”案子，一個很有機會獲勝的案子。然而，在對潛在的陪審團組成人員進行研究後，他發現結果並不樂觀。公眾顯然認為套利人都不是什麽“好鳥”，並且弗裏曼還從中獲取了高額的利潤。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裁決證實了魯賓的憂慮，公眾對腰纏萬貫的華爾街經理人都懷有惡感。
再者，弗裏曼並沒有對比阿特麗斯公司的收購案提出辯解。他從來沒有否認巴尼給他提供消息一事，也沒有否認是根據這些消息進行交易的。對普林斯頓·紐波特合夥公司的裁決對弗裏曼尤為殘酷。有位律師認為，在裏甘被定罪後，“弗裏曼再負隅頑抗就沒有意義了”。
魯賓自己現在也認為弗裏曼的“判斷有誤”，正如他給高盛公司的同事們所說的那樣。如果這個曾經被政府指控為大規模陰謀的違法活動現在被簡化為一句話“你小子鼻子夠靈的啊”，那麽魯賓確信，這個案子最終可能會以對高盛公司損害最少的方式而解決。實際上，政府可能會成為一個笑柄。
弗裏曼的律師們同貝爾德和其他檢察官進行接觸，並且表示願意考慮認罪協議，接受一項罪名，承認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交易案中進行內幕交易。這立即在檢察官當中引起分歧：卡圖希羅和麥坎尼堅決反對這樣的協議，因為這明顯有利於弗裏曼，他們願意繼續追查下去；但是，貝爾德認為這個協議還是有許多可取之處。根據協議，弗裏曼將承認有罪，被禁止再涉足證券業，並有可能被判入獄。其他未盡事宜可以由證券交易委員會提起民事訴訟進行解決。
貝爾德認為不能總是拖延西格爾，他等待審判已經兩年多了。此外，和米爾肯不同，弗裏曼的案子並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新的有力的證據。貝爾德曾經發誓要把弗裏曼一案追查到底，但是現在他迫切希望離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盡快自己開業當律師。
對羅馬諾來說，這個協議也是為他的朋友兼導師朱利安尼幫忙的機會。朱利安尼競選市長的活動正處在白熱化階段，如果現在解決了弗裏曼的案子，就會為他的競選鋪平道路，因為該案的解決可以說明朱利安尼逮捕弗裏曼是因為他有罪，而不是像朱利安尼的批評者所指責的那樣，認為弗裏曼是無辜的受害者。因此，羅馬諾支持貝爾德。盡管卡圖希羅和麥坎尼繼續抱怨不停，但是他們最終還是被說服了，因為他們得到了許諾，可以在弗裏曼的宣判聽證會上提交他其他違法活動的所有證據。
8月17日，弗裏曼出現在了聯邦法庭，同意接受一項重罪。同時，他宣布從高盛公司辭職。在辭職時他說，19年來，這個公司一直都是“我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給高盛公司資深合夥人約翰·溫伯格的辭職信中，弗裏曼承認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收購案中有罪，但是他沒有道歉。他堅持說自己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再沒有其他任何違法行為，並說政府的調查活動對他和他的家人都是一場噩夢，並暗示他之所以認罪，主要是為了早日結束調查活動。弗裏曼的認罪協議沒有要求他和政府合作，因此，他也從來沒有和政府合作過。
高盛公司竭力淡化此事的影響，並抓住機會抨擊檢察官，而不是批評一個剛剛承認有罪的合夥人。在給公司全體員工的一份聲明中，高盛公司說：“鮑勃曾經被捕過，後來檢察官們認為是一個錯誤；曾經被起訴過，後來又被撤銷了。檢察官們發誓要對鮑勃重新進行指控，並進行了長達兩年的調查。他們還對鮑勃進行了一係列公開的指控和誹謗，而這些遠遠超出了他實際的所作所為。”
但是在高盛公司內部，有些人對弗裏曼的認罪所暴露的問題深感憂慮。從弗裏曼的供述中可知，作為高盛公司的高級套利人，他經常可以得到其他投資者所無法獲取的市場信息。例如，在比阿特麗斯公司的收購案中，他承認曾經和亨利·克拉維斯談過交易的事；他知道理查德·奈在出售比阿特麗斯公司的股票，因為高盛公司是為奈處理交易的；他向奈披露過相關情況；拉斯克打電話告訴他比阿特麗斯公司的交易出現了問題，然後他又給西格爾打電話求證。
即使這種機密消息的自由交換不是犯罪活動，但是這些消息也是其他投資者所無法獲悉的，這種行為至少也是很可恥的。這種情況表明，允許大的投資銀行從事套利業務是非常危險的。盡管如此，高盛公司的套利部門仍然存在，並且是華爾街上最為活躍和利潤最豐厚的部門之一。這和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舉措截然不同，該公司在斷定套利業務會引發公司內在的利益衝突之後，自願放棄了套利業，撤銷了該部門。
對威格頓和泰伯爾的調查也結束了。威格頓對他最初被逮捕一事非常淡然，處變不驚，一直表現出沉著堅定的神態，這也是他所熟悉的基德爾·皮博迪公司的精神所在。當弗裏曼的認罪聽證會開始時，檢察官也同時宣布對他的調查結束。當時，威格頓正在健身房鍛煉，他留言說不想被打擾，因此沒有立即聽到這個消息。在得到這個消息之後，他繼續到鄉村俱樂部打高爾夫球。後來他說，他感到檢察官們很“紳士”。
西格爾現在成了家庭“主夫”，他剛剛購物回來，正在廚房忙碌。突然，電話鈴響了，是他的律師奧德麗·斯特勞斯打來的，告訴了他弗裏曼認罪的消息。西格爾大為震驚，他簡直不能相信這一切——他經受了這一切折磨，最後卻換來弗裏曼隻接受一項罪名。實際上，他已經開始期盼著作證。他知道自己所說的都是實話，並且他肯定陪審團會相信他的。最後，公眾會看到他已經盡力在做正確的事情。
西格爾曾經認為政府會解決一切事情，但是弗裏曼一案的結束擊碎了他對政府的信任。更為糟糕的是，他還不能被宣判，因為他還要繼續等待，可能會在弗裏曼的宣判聽證會上作證。西格爾痛苦地向卡圖希羅抱怨，卡圖希羅告訴西格爾，他會竭盡全力爭取讓弗裏曼至少再接受兩項重罪。卡圖希羅告訴西格爾和拉科夫：“有句話我不能在法庭上公開說，但是，我們對此事的處理是完全不當的。”
在米爾肯被起訴之後一周，3,000多名支持米爾肯的人雲集比弗利山的希爾頓酒店，參加1989年的捕食者大會。米爾肯的支持者在洛蘭·斯珀奇的帶領下，正在約瑟夫的房間裏和他交涉，他們要求在會上播放頌揚米爾肯的錄像。他們威脅說，如果不播放錄像，他們就退出大會。約瑟夫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在這個由米爾肯控製的公司中，他經常遇到這種情況。像以前那樣，他這次又妥協了。在星期四的晚上，會場開始播放熱情頌揚米爾肯的錄像，還配有米爾肯的畫外音和激動人心的音樂。盡管米爾肯沒有參與這次捕食者大會，但是他似乎仍然是會場的明星。
在會場的上麵懸掛著一條巨大的橫幅，上麵寫著：德崇公司將成為2089年高收益債券之城。橫幅的下麵是一個可旋轉的空間站模型，上麵展示了公司客戶的產品。但是，唐納德·恩格爾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舉行捕食者大會了。晚會上的特邀明星似乎也隻是二流的，這次邀請的是希娜·伊斯頓（Sheena Easton）。在介紹雷諾公司的收購案時，沒有了米爾肯在身邊，恩格爾感到非常孤獨無助。晚會結束後，大家紛紛離開大廳回房間去了。恩格爾低下頭，不由自主地哭泣起來。
在大會結束之後不久，德崇公司最終宣布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談判結束，雙方達成了協議，並對外宣布了協議的條款。根據協議，證券交易委員會幾乎完全控製了德崇公司。其中最令人震驚的一個條件就是，最近剛剛退休的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約翰·沙德出任德崇公司的董事長。約瑟夫將繼續擔任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經證券交易委員會批準，德崇公司的官員將嚴格監管該公司的所有業務活動。該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高收益債券部門繼續運營，但是，米爾肯和洛厄爾仍然要接受懲罰，協議要求德崇公司將他們的股權全部贖回，不能再和他們有任何聯係。
約瑟夫告訴公司的員工：“假如這些條件及時得到批準，我們仍然可以繼續我們的生活和職業。我想我們都會非常自豪的，因為我們從困難中挺了過來。公司96%的骨幹力量都保存了下來。我想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績。”
德崇公司同意向米爾肯支付7,000萬美元，以贖回他在該公司的股權。米爾肯宣布，他已經成立了一個新的公司——國際資本投資集團（International Capital Access Group）。他發表了一篇新聞稿，是由羅賓遜公司起草的，裏麵稱這個新的公司將用自己的資源為“員工、少數族裔和工會創造所有權的機會”。利勒爾否認米爾肯這是在試圖向潛在的藍領和少數族裔陪審員示好。
支持米爾肯的力量在德崇公司仍然是個問題。為了挽留公司的骨幹員工，約瑟夫繼續用慷慨的獎金收買他們的忠誠。他向每個人保證1989年的薪水至少是1988年的75%，不管公司的贏利情況如何，都要保證這一點。例如，布萊克的收入將為2,000萬美元，基西克為1,100萬美元。基西克接替米爾肯負責高收益債券部門，布萊克成了公司金融部的聯合主管。布萊克和基西克原來都是公司證券承銷助理委員會的成員，這個委員會主要是評估潛在交易的風險。現在，他們離開了這個委員會，由公司資曆較淺的員工接替。這些員工既沒有經驗也沒有什麽地位，無論有些交易的風險明顯有多高，他們也無法質疑資深的高級經理人。這就為公司埋下了無窮的後患。
布萊克和彼得·阿克曼似乎都在專心致誌地做交易，一門心思賺取預付費，根本不管將來的風險和後果，他們甚至在公司同政府達成認罪協議之前就開始這樣做了。1988年的秋天，在布萊克的堅持下，德崇公司同意支持威廉·法利對西點佩珀雷爾公司（West-Point Pepperell）發起惡意收購。法利是米爾肯的忠實客戶，他所擁有的鮮果布衣公司就是在德崇公司的支持下購買的。在這項交易中，德崇公司幫他發行了大量的垃圾債券進行融資。1989年1月初，阿克曼接手了一項由布斯基以前的投資人梅蘇萊姆·裏克裏斯提議的交易，用1.75億美元收購特蘭斯資源公司（Trans Resources），該公司旗下包括以色列海法化學工業公司（Haifa Chemical Co.）。
公司承銷助理委員會的成員斯蒂芬·溫羅思曾經反對給布斯基融資，現在當聽到公司接手西點佩珀雷爾公司和特蘭斯資源公司的交易後，他極為震驚，並堅決反對，但是卻被布萊克和阿克曼製止了。布萊克和阿克曼強行通過了這兩項交易，委員會中資曆較淺的成員隻能溫順地坐在那裏。溫羅思怒不可遏，他拒絕參加此類會議。他也沒有得到約瑟夫的關注。當時，約瑟夫正在忙著同政府達成協議，試圖重整公司。
新的交易表明，沒有米爾肯來銷售債券——必要時賄賂買主——僅靠比弗利山的力量根本連市場都找不到。米爾肯強迫忠實客戶購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現在，潛在的買主們實際上已經開始審查由德崇公司支持的垃圾債券的交易條款，對有些情況，他們甚至非常震驚。最後，德崇公司不得不用自己的資金購買大部分債券，使公司持有的債券比例越來越高。僅僅在法利的交易中，公司就拿出了2.5億美元——幾乎占到了公司股本資本的1/4。到夏天即將結束時，德崇公司已經持有許多公司的大量垃圾債券，這些公司包括：休閑國際公司（Resorts International）、布蘭尼夫綜合資源公司（Braniff Integrated Resources）、SCI控股公司（SCI Holdings）、吉列控股公司、希普利斯蒂-帕滕服裝公司（Simplicity Pattern）、統一石油天然氣公司（Consolidated Oil and Gas）、希爾斯伯勒公司（Hillsborough）和索斯馬克公司（Southmark）等，德崇公司為這些公司的交易提供了大量的融資。
約瑟夫非常擔憂，他設法阻止布萊克為公司的客戶貝內特·勒博收購普賴姆電腦公司（Prime Computer）的交易提供具有毀滅性的高報價融資工作。而且，在阿克曼私下同派拉蒙石油公司交易而導致德崇公司損失5,000萬美元之後，約瑟夫竭力約束他的行動。阿克曼非常生氣，盡管約瑟夫保證要給他1億美元的獎金，他卻實際上放棄了工作。他轉到了倫敦辦事處，從表麵上看是為了開拓歐洲的業務機會，其實，阿克曼告訴同事們，他計劃寫一本書。在比弗利山，一幅關於阿克曼的漫畫在四處傳播，漫畫上的阿克曼背著一大袋錢，趁著黑夜翻牆逃走了。
盡管許諾了高額的獎金，但是阿克曼並不是唯一的問題。洛蘭·斯珀奇和鮑勃·達維多夫仍然對約瑟夫阻止他們向米爾肯表達敬意一事非常生氣，從公司辭職了，並撤出了他們的股權。其他忠於米爾肯的員工也紛紛離職，公司的許多業務部門都受到了影響，尤其是零售經紀網絡。隨著個人投資者因受到德崇公司認罪協議的困擾而離去，該公司不得不向經紀人支付越來越高的薪水，以吸引他們留在公司。即使有豐厚的報酬，經紀人的數量也大量減縮，從1,400人減少到了1,200人。招聘新的經紀人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人願意到該公司工作。此外，公司開支不斷增加，而規模經濟效益逐漸下降。僅僅在1989年一年，德崇公司零售部門的損失就高達4,000萬~6,000萬美元。
到1989年4月的捕食者大會時，約瑟夫已經知道公司必須立即進行大規模的重組。經紀部門曾經是公司的基礎，現在必須大幅削減。約瑟夫感到非常難受。在整個調查過程中，他一直呼籲公司的經紀人要忠心，而多數人也都毫不猶豫地同意了。約瑟夫一再發誓說要“永遠”保留零售經紀業務。然而，在4月中旬的一次講話中，他說：“世界已經改變了，德崇公司要重新審視所有的業務。”經紀人都站起來表示歡迎，約瑟夫不明白這是為什麽。
幾天後，也就是4月18日，約瑟夫宣布公司要放棄零售經紀業務，同時還要放棄市政債務和外國證券業務。約瑟夫一直都夢想著打造一個全方位業務公司，希望與高盛公司相匹敵，但是這個夢想現在破滅了。公司原來有1萬多名員工，約瑟夫在和政府協商時，總是提及這1萬多名員工的生計，現在也被削減到了5,000多人。經紀人突然之間失去了工作，他們非常痛苦，都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對約瑟夫來說，這個決定非常痛心但是卻也無奈：公司已經到了生死攸關的危急時刻。
當約瑟夫正在全力應付公司不斷出現的管理問題時，更多具有威脅性的趨勢開始在米爾肯龐大的垃圾債券帝國出現。在過去，每當公司的債券發行者威脅說要拖欠債券款項時，米爾肯隻用安排進行交換收購、重組債務即可，通常是更高的杠杆融資。這個過程就像金字塔騙局一樣，掩蓋了信貸問題，最後使德崇公司的債券拖欠率達到了一個低得令人羨慕的水平。現在，比弗利山分部的銷售人員發現，發行新債券償還舊債務是不可能的。垃圾債券業務上的任何紕漏都可能導致可怕的後果，因為米爾肯的大客戶——從像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一樣的銀行到執行人壽公司這樣的保險公司——全都已經持有了大量的垃圾債券，這些垃圾債券投資組合的價值出現任何下跌，都會抑製它們進一步吸收更多債券的能力。
當紕漏出現時，也就是大地震了。在米爾肯於1989年6月正式辭職之後沒幾天，綜合資源公司開始拖欠支付利息。綜合資源公司是避稅業務合夥關係的推銷者，一直在從事多種經營業務，在米爾肯的幫助下融資發行了20億美元的垃圾債券，成為一個擁有150億美元的保險和房地產業巨頭。該公司是依賴米爾肯而成功的典型，它發行垃圾債券，並且投資債券，最後成了米爾肯最為忠實的大客戶之一。該公司吸引了大量的資金，許多不知情的投資者也紛紛投資其金融產品。它的股價從1981年的7美元猛漲到了1983年的46美元。盡管1986年的稅務改革法案阻止了它通過避稅業務而贏利，但是米爾肯的債務卻推動它不斷開拓新的業務領域。該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和主要所有者——齊斯家族（Zises）的成員——給自己支付了高額的薪酬。
但是，由於該公司潛在的業務缺陷，它注定是一個紙糊的房子，這是整個垃圾債券帝國的縮影。新債務的注入可以掩蓋其財務惡化的狀況，這種情況持續時間太久了。在意識到了這種情況後，米爾肯親自於1988年12月安排了一次股本注入，讓他的另一個忠實客戶——一家位於路易斯維爾的保險公司ICH公司（ICH Corporation）取得它的控製權。這是米爾肯為了應對債券發行者遇到問題所采取的典型辦法，但是，政府的調查以及德崇公司同政府達成的認罪協議阻止了米爾肯進一步完成這一筆交易。ICH公司的交易從來都沒有完成。離開了米爾肯，比弗利山分部的銷售人員不可能銷售出綜合資源公司的更多垃圾債券，該公司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資金短缺的危機之中。
1990年2月，綜合資源公司申請破產，它所有垃圾債券的價值徹底被摧毀，包括德崇公司還沒有銷售出去的大量債券。數千名受害者包括投資人、投保人和公司的員工，多是美國人，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綜合資源公司和德崇公司還有聯係。
綜合資源公司的破產引發了金融界的巨大震**，尤其是在米爾肯以前的許多客戶之中，他們不得不注銷了手中綜合資源公司債券的價值。緊接著，在九月份，震**變成恐慌，當時零售業的巨頭康波公司（Campeau Corporation）披露自己出現了現金流危機。這就意味著該公司無法履行它所發行的數十億美元垃圾債券的債務，這些債券是該公司先後在收購聯合百貨公司（Allied Department Stores）和聯邦百貨公司（Federated）時發行的。康波公司的危機非常令人驚愕，因為全美國的經濟仍然在持續增長之中。如果這件事發生在經濟低速增長或者衰退時，那麽這些依靠大量債券融資的公司將會怎樣呢？
就好像全美國的投資者都從長達10年的美夢中驚醒了，他們最終認識到了高回報並不能通過低風險而獲得。盡管德崇公司並沒有被牽涉到康波公司的危機之中，該公司的業務是由第一波士頓的明星投資銀行家布魯斯·瓦瑟斯坦負責運作的，但是，投資者們現在都搶著將他們手中的垃圾債券清倉，甚至不惜以任何價格出售。於是，債券的價值飛速下跌，影響到了德崇公司信用最為良好的客戶，也損害了德崇公司自己的垃圾債券組合的價值，而這些債券的數量非常龐大，一旦拋售，肯定會充斥整個市場，進一步拉低垃圾債券的價格。而且，德崇公司的垃圾債券投資組合在公司整個資產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大到了非常危險的地步。
德崇公司在向政府支付了5億美元的罰款（占總罰款6.5億美元的大部分）之後，它的資金更為短缺。另外，隨著向米爾肯和洛厄爾簽發期票贖回他們手中的公司股票，以及贖回離開公司的米爾肯支持者手中的股權，公司的資金形勢更為嚴峻。為了阻止員工跳槽，約瑟夫禁止公司的管理人員一次性提取所有的股本權益。
約瑟夫還采取了另外一個具有重要象征意義的舉措：他控製了米爾肯和洛厄爾的律師費。就像當初許諾支付米爾肯的巨額薪酬一樣，約瑟夫感到他有義務遵守他們最初達成的協議：公司支付米爾肯的律師費。甚至在德崇公司和政府達成認罪協議之後，公司仍然繼續支付米爾肯的律師費，包括給羅賓遜公司的公關費，而他們卻用這些錢來破壞公司同政府達成協議。米爾肯的律師費每月高達300萬美元，其中給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費用大概為200萬美元。當約瑟夫對賬單的數目表示質疑，並要求寶維斯律師事務所拿出各項費用和開銷的清單時，利曼卻斷然拒絕了。
盡管約瑟夫沒有違背當初的協議，停止支付米爾肯的律師費，但是他現在對這筆費用做出了限定，每月最多125萬美元。正如約瑟夫所說的，米爾肯可能有權得到金錢所能買到的最好的法律辯護，但是他卻無權得到金錢所能買到的全部的法律辯護。利曼知道後勃然大怒，他對一個記者說：“邁克爾·米爾肯所能得到的辯護的質量不會受到德崇公司所支付的律師費用多少的影響。”
很快，約瑟夫還和米爾肯就律師費問題發生了爭吵。在同政府達成認罪協議之後，約瑟夫重新計算了公司當年的獎金分配，要求米爾肯的高收益債券部門承擔一定比例的律師費，這些錢從獎金中扣除。盡管米爾肯已經不在公司工作了，盡管政府阻止向他發放獎金，盡管可能還有更為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他仍然就律師費的分攤問題固執地同約瑟夫爭個不停。德崇公司和米爾肯的律師們從來都沒有達成一致。
隨著內部爭吵的不斷升級，德崇公司的資金卻越來越少，從1989年1月的15億美元減少到了10月份的不足7億美元。到了10月中旬，該公司遭到又一起它無法掌控的事件的沉重打擊。聯合航空公司（UAL）宣布無力完成一項將其股價推升到200美元以上的杠杆收購業務。該公司的失敗明確了垃圾債券市場的健康與發起引發股市上揚的收購活動之間的共生關係。謹慎的投資者都不願意再購買垃圾債券，沒有了垃圾債券市場，股票就不能攀升到極高的價格。1989年10月13日，泡沫破滅了，成為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小規模重演。由於和收購相關的股票價格猛跌，股指下跌了近200點，成為有史以來股市單日第二大跌幅。
10月的這次事件很快就震動了整個華爾街，被稱為“小崩潰”。同1987年10月的那次崩潰相比，這次崩潰的征兆更長久。它以綜合資源公司的破產和康波公司的危機拉開序幕，接著，開始出現類似的事件，垃圾債券的發行者開始放棄履行責任。在融資量巨大的交易中，尤其是在1987年股市崩潰之前的瘋狂時期完成的這些交易，支付條款都在想方設法隱藏這些投資的潛在問題，一般都是通過發行所謂的“零息債券”“實物支付”和“重新設定”等，幾年來，這些方式都不需要任何付款。最後，垃圾債券業必須自食惡果。當許多公司像綜合資源公司一樣承認它們無法履行幾年前迫切做出的許諾時，整個垃圾債券市場開始崩潰。
垃圾債券業的許多人士，甚至包括米爾肯的支持者都在日益產生一種懷疑，這種懷疑就是：米爾肯反複宣揚的“投資者從低等級債券上獲得的收益比從高等級債券上獲得的收益好”。當1989年的金融數據被收集和分析之後，這種懷疑被證實了。獲得高額回報的都是犯罪分子。根據利普分析中心（Lipper Analytical Service）的報告，20世紀80年代，投資於垃圾債券的資金平均增長了145%。實際上，這比投資於股票的收益增長率（207%）差很多，比投資於米爾肯經常嘲笑的投資級公司債券的收益增長率（202%）低，也比投資於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國債的收益率（177%）低，這大致等於投資於低風險的貨幣市場基金的回報率。在20世紀80年代的最後一年，垃圾債券的回報率為-11.2%。
事後看來，米爾肯的“天才”似乎在於他吸引人的魔力，他竟然使許多人相信他的“低風險高收益”的信條。正如米爾肯的一個大客戶，遠西金融服務公司（Far West Financial Services）垃圾債券投資組合經理戴維·沙伊貝爾1991年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所說的，“無論邁克爾·米爾肯說什麽，有些人都會相信”。但是，事實證明，“債券持有人得到了所有的風險，卻幾乎沒有什麽收益”。
數據也擊垮了羅賓遜公司所聲稱的米爾肯籌集的資金是企業和小公司救星的說法。鄧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的報道稱，自從1977年到1990年，共有104家公司通過德崇公司發行了不可兌換的垃圾債券，其中24%的公司拖欠債務或者破產，是同類公司拖欠債務或者破產率的5倍。
在沉重債務的重壓下，米爾肯的一些大客戶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垮台。拉爾夫·英格索爾失去了對美國報業帝國的控製權，因為他無法償付由德崇公司發行的垃圾債券。威廉·法利也無法完成對西點佩珀雷爾公司的收購。甚至米爾肯的忠實信徒，哥倫比亞儲蓄與信貸銀行的托馬斯·斯皮格爾也被從銀行驅逐出去了，該銀行也被政府接管。最後，幾乎米爾肯債券的每一個主要購買者都宣布無力償還債務而宣布破產，最後被政府接管。
德崇公司自身能夠幸存嗎？約瑟夫知道情況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時候，他已經感受到了德崇公司失去獨立性的征兆。9月，甚至就在垃圾債券和股市發生10月崩潰之前，他秘密給華爾街上每一家大公司的高管打電話，尋求資金注入或者合並的夥伴。作為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這是一種很丟臉的經曆，因為他所打電話的那些公司都曾經遭到德崇公司的恐嚇。許多公司甚至不給他回電話，即使那些回電話的一般也都拒絕了他的請求，他們借口說德崇公司仍然可能受到投資者的民事起訴，這樣就會為合並增加不確定性。事實可能更為糟糕：德崇公司的聲譽和它的認罪讓競爭對手們非常憎惡，盡管它們仍然垂涎該公司在垃圾債券業的餘威。多年來，該公司一直傲慢自大，堅決壟斷市場，拒絕同其他公司分享承銷費用，現在約瑟夫迅速嚐到了這種行為的惡果。德崇公司在華爾街沒有什麽朋友。
盡管公司的情況越來越危急，但是約瑟夫卻麵臨著兌現1989年承諾的獎金不少於1988年的75%的承諾。這個承諾現在看來是有點兒魯莽，但是約瑟夫感到，如果他食言的話，他就會失去所有的信用，從而導致大量的員工跳槽，使公司垮台。因此，他想出了一個辦法，找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談話，勸說他們在領取1989年的獎金時不全部都要現金，而是領取一部分公司的優先股。這是第一次，約瑟夫呼籲員工把公司的生死存亡置於個人的經濟利益之上。他認為，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沒有一個人真正急需更多的現金，畢竟，他們已經非常富有了。
令人驚訝的是，約瑟夫誤解了德崇公司的企業文化。公司培育了一種思想觀念，即公司隻是為個人謀利的工具。這種觀念在米爾肯身上得到了具體的體現。當約瑟夫要求他的明星業務員們少領一些現金獎金時，布萊克和他的同盟者們立即起來抗議。最後，約瑟夫勸說布萊克接受了一些優先股，不過，他們因具體的數量而吵翻了天。基西克要順從多了，他想法讓比弗利山的人員都同意了。約瑟夫把自己250萬美元的獎金全都換成了優先股。盡管如此，平均下來，他隻能說服員工們把18%的獎金換成優先股。公司隻節省了6,400萬美元的現金，而它急需的資金超過了2億美元。
隨著1990年的開始，德崇公司的問題更為明顯，短期借貸人拒絕再向它提供貸款，公司也不能再出售短期商業票據。因此，當以前的短期貸款到期時，它隻好用自己日漸減少的資金來支付，不能通過融資的方式緩解債務。到1990年2月，德崇公司僅僅用於支付商業票據的資金就高達5.75億美元。
約瑟夫相信公司仍然有10億美元的資金，主要是積壓在了滯銷的垃圾債券投資上和杠杆收購業務的股本權益上。他開始計劃某種形式的資金注入，也許是通過整體出售公司最好的杠杆收購業務的股份，也可能是從它所控製的經紀券商分公司向控股公司轉移3億美元的資金。
但是，這條路也被堵死了。2月9日星期五，證券交易委員會和紐約證券交易所通知德崇公司，不允許它削減它所控製的分公司的資金。約瑟夫非常震驚——他知道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就允許在從通用電氣公司獲得資金注入之前的資金量遠遠低於監管所需的最低資金量。但是，基德爾·皮博迪已經得到了通用電氣的許諾。監管人員認為約瑟夫的籌資計劃簡直就是在做白日夢，他們對該公司資產的評估遠遠低於公司自己的評估。又一次，約瑟夫低估了公司頑固抵抗和認罪所帶來的危害。同德崇公司不同，基德爾·皮博迪公司和政府合作了。沒有人願意為德崇公司提供優惠待遇，甚至都沒有人暗示這樣做。
德崇公司以驚人的速度走向滅亡。那個周末，破產律師入駐該公司。2月12日星期一，約瑟夫給紐約聯邦儲備委員會的負責人傑拉爾德·科裏根（Gerald Corrigan）打電話，迫切希望科裏根向他所管轄的紐約各大銀行施加壓力，要求它們給德崇公司提供緊急貸款。下午4點，銀行的代表們來到德崇公司開會，商討為該公司提供貸款的事宜。由於是倉促之間發起求救，約瑟夫根本沒有準備好回答這些銀行代表們所提出的問題。盡管他提出以極低的價格——8.5億美元——將公司的債券貼現，但是他仍然沒有說服他們相信這些債券在以後會產生可觀的價值。最後，銀行的代表們離開了，雙方沒有達成任何約定。
當天晚上11點左右，約瑟夫又給科裏根打電話。難道紐約聯邦儲備委員會不會幫這個忙嗎？科裏根說他是不會告訴約瑟夫該怎麽辦的，他隻是模棱兩可地說：“如果我是你的話，我就會直接與這些銀行的高管們談。”約瑟夫似乎要抓住一根稻草，他認為這暗示科裏根已經向他們施加了壓力。
他立即開始打電話，但是卻一無所獲。當他催問這些銀行的負責人，聯邦儲備委員會是否鼓勵他們幫助德崇公司時，他沒有得到什麽令人鼓舞的答複。逐漸地，他意識到，聯邦儲備委員會根本就沒有做過什麽事。
現在，約瑟夫簡直要瘋了，他又給科裏根打電話，已經是午夜時分了。約瑟夫問道：“是不是有什麽誤會？這些銀行什麽都沒做。”
科裏根歎了口氣，然後回答說：“我給財政部打個電話問問，恐怕我們的日程不同啊。”
約瑟夫知道他的末日快要到了。財政部長不是別人，正是狄龍·裏德公司的前總裁尼古拉斯·布雷迪。約瑟夫相信他可能永遠都不會原諒德崇公司的，因為該公司曾經支持對聯合石油公司發起惡意收購，而狄龍·裏德公司正好是聯合石油公司的最大客戶之一。
淩晨1點，科裏根給約瑟夫回了電話。他們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新主席理查德·布裏登開了個電話會議，科裏根對約瑟夫說，他們也代表財政部長布雷迪說話。科裏根直截了當地說：“我們看不到隧道盡頭的一絲亮光。”科裏根補充說，如果德崇公司自願進入破產程序，那麽政府不會插手，也不會控製該公司和清算它的剩餘資產。他們讓約瑟夫在早上7點之前答複。
早上6點，約瑟夫匆忙召開了緊急董事會議。他告訴那些憂鬱和絕望的董事們：“四大最有影響力的監管者——財政部的布雷迪、聯邦儲備委員會的科裏根、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布裏登和證券交易所的費倫——建議我們關門停業。”
約瑟夫意識到，他和董事會在過去三年所爭取的一切及他們整個職業生涯所努力打造的一切，現在全都要灰飛煙滅了。德崇公司的認罪讓公司苟延殘喘了一年，但是米爾肯——這個曾經塑造了德崇公司的人，最終也毀掉了這個公司。
1990年2月13日星期二午夜11點15分左右，德崇公司宣布申請破產保護。
1990年春天，萊文、西格爾、布斯基、弗裏曼、裏甘，甚至偉大的德崇公司全都從華爾街上消失了，但是米爾肯卻比他們支撐得更長久。
負責米爾肯一案的兩位政府高官也已經離開。在前一年的夏天，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布魯斯·貝爾德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加裏·林奇分別在弗裏曼認罪和德崇公司同政府達成協議後宣布辭職。
這兩人已精疲力竭，尤其是林奇，自從四年前對羅伊銀行的調查開始以來，他一直全身心地撲在案子上。這兩人都遭受過勢力強大的對手所實施的令人無法容忍的公開攻擊。他們長期領著政府的低薪，但是卻盡心盡力地履行著自己的職責。接替他們的人已經到位，他們就要轉為私人開業了，現在正是最佳的時機。
盡管他們最大的目標米爾肯仍然逍遙法外，但是他們知道一些很少有人知道的情況：米爾肯已經屈服了，他的律師們現在又在尋求同政府達成認罪協議，遲早，他都會被定罪的。這個案子已經快要定案了，他們的大部分工作已經完成。他們沒有公開炫耀，而是悄悄地退了出來，把案子留給了繼任者。在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貝爾德的繼任者是約翰·卡羅爾、傑斯·法德拉；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林奇的繼任者是艾倫·科恩。證券交易委員會的約翰·斯圖克同意留下來完成該案的後續工作，盡管他沒有被考慮晉升為執法處的主任，填補林奇離開所造成的空缺。
米爾肯的公關團隊仍然在繼續宣傳。羅賓遜公司的員工按照米爾肯的要求將出版一本書，該書主要講述依靠米爾肯垃圾債券成功的公司的故事。但是，該書的執筆人每寫完一個公司，如英格索爾通信公司，該公司就威脅著要拖欠債務了。甚至利勒爾也對這項計劃絕望了。
米爾肯團隊的絕望也許可以從他們對一封信的處理方式得到最好的體現。這是隆波克監獄的一名犯人寫來的，他和布斯基同住一室。這封信同時寄給了利曼和托馬斯·普西奧（穆赫倫的律師，布魯克林的前檢察官）。這封信聳人聽聞地聲稱布斯基曾經賄賂獄警，從而得到批準在監獄中擁有一名男性情人，並且還和獄中的其他囚犯發生性關係，他還讓獄警把其他女人送進監獄，尋歡作樂。盡管這封信是由一名重罪犯所寫的，但是信中所披露的情況激起了利曼的興趣，他認為也許可以再次提審布斯基（此時，布斯基仍然在期盼成為政府的明星證人），因此，他給普西奧打了個電話。普西奧認為指控布斯基的性取向或者亂性行為同當前的案子沒有什麽關聯，並且他也對信中所描述情況的準確性表示質疑，但是利曼卻對他的反對置之不理。寶維斯律師事務所不惜花費重金聘請洛杉磯的一家偵探公司對這封信進行調查。他們不惜花費巨資查清一切。普西奧也竭力獨立查清信件的真實性。可以預見，這些指控都不會被證實的。
甚至現在利曼也明顯意識到米爾肯的審判不會主要依賴布斯基的證詞。在1990年的前幾個月，檢察官們還增加了更多的證人。他們威脅說要提起新的訴訟，這次將把重點放在和布斯基無關的交易上：米爾肯操縱儲蓄與信貸機構、賄賂基金經理、賺取高額利差和欺騙德崇公司。新的起訴將會更徹底地展現米爾肯的違法活動。檢察官們在談判中的態度也比去年更強硬。當時，他們願意隻讓米爾肯接受兩項重罪；現在，他們增加到了六項重罪，並處以6億多美元的罰款。
盡管要接受六項重罪，米爾肯仍然可能會被判處近30年的徒刑（在審判中可能還會隨著問題的暴露而增加更多的重罪），但是米爾肯的律師們把他可能接受的刑期減到了最低。利曼召集米爾肯的律師們開會，包括弗魯門鮑姆、桑德勒、阿姆斯特朗和利特，並且讓每位律師估計，如果米爾肯被審判並定罪，在接受六項重罪後，可能的刑期是多長。除了利特和弗魯門鮑姆之外，最保守的估計是，如果米爾肯被審判並定罪的話，刑期為1年。弗魯門鮑姆估計是5年。利特的估計最為引人注目，他說如果米爾肯被審判，可能會被判處15~20年的監禁，如果他同意認罪的話，可能會被判到3~10年。利特咕噥著說：“他的刑期絕不會比布斯基的短。”
認罪協議談判同去年一樣艱苦和棘手。利曼和弗魯門鮑姆同卡羅爾和法德拉的關係非常緊張，因此，他們不得不讓另外一名律師參與進來，此人名叫史蒂夫·考夫曼，專門負責同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聯絡工作。談判從1989年秋到1990年春一直處於僵局，甚至米爾肯的世界崩潰時也沒有打破這種狀態。最後，雙方達成了妥協：檢察官們同意不再起訴洛厄爾，盡管有大量證據表明他有罪。檢察官們還允許對米爾肯的審問，也就是他的“合作”，在他被判刑之後再開始。放棄對洛厄爾的起訴對檢察官們來說是一個最困難的決定。很顯然，洛厄爾是米爾肯的中流砥柱，一直在忠實地執行米爾肯的各項計劃。
至於合作，如果被告仍然打算對抗，那合作就沒有任何意義，從米爾肯的種種表現可以看出他還要對抗。但是，檢察官們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方式，他們同意米爾肯的認罪協議繼續有效，即使他在合作階段仍然撒謊。相比而言，布斯基和西格爾的認罪協議就沒有這麽寬大，如果他們說謊，認罪協議就會被“廢除”，這樣他們的供述本身就比米爾肯的更為可信。
作為回報，檢察官們得到了一個對他們非常重要的讓步：米爾肯公開承認他所做的是錯誤的。他們不能讓米爾肯聲稱雖敗猶榮。
卡羅爾和法德拉提出了最後的條件：六項重罪，6億美元的罰款，不指控洛厄爾，宣判之後再合作。他們給米爾肯規定了最後期限，4月20日星期五下午3點。4月19日的晚上，當利勒爾和羅賓遜一臉嚴肅地到密室中協商時，羅賓遜公司的員工們知道即將發生一些事情。桑德勒一直都無法接受米爾肯的認罪協議，因此，他極為震驚。
最後期限的那一天是去年情景的可怕回放。卡羅爾和法德拉期盼著達成協議，但是他們知道不能掉以輕心。隨著最後期限的臨近，他們還沒有得到任何回信。
米爾肯又在家同妻子洛麗密商。自從早上很早他們就開始協商，沒有接過任何電話。她建議他堅持說是無辜的，他的弟弟洛厄爾告訴他不要為了自己去認罪，他的母親也告訴他不要妥協。
利曼、弗魯門鮑姆、利特、桑德勒和米爾肯的其他律師都來到紐約利曼辦公室旁邊的大會議室，等待電話。隻有利特建議接受認罪協議，但是在私下裏，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米爾肯無法在審判中撐過去。近來，米爾肯被從交易台上趕走之後，似乎成了一個潦倒絕望的人。
在下午3點之前，卡羅爾和法德拉來到了科恩的辦公室，坐在四年多前萊文被搜身的那個桌子前，一起等待電話。他們已經疲憊不堪，開始一起協商召集大陪審團對米爾肯的新起訴進行投票表決。
最後，寶維斯律師事務所的電話終於響了。利曼拿起辦公室的電話，其他律師也拿起分機接聽。米爾肯做出了決定，他說：“我接受協議。”他的聲音很平靜。
利曼立即給聖安德魯斯廣場打電話。科恩按下了免提鍵，這樣卡羅爾和法德拉也能聽見。利曼開始說道：“他同意認罪。”檢察官們幾乎沒有聽他後麵說什麽，已經結束了。卡羅爾和法德拉高興得跳了起來，互相擁抱以示慶賀，他們很少采用這種方式表達感情。
在下個星期二，也就是4月24日，數百人聚集在曼哈頓聯邦法院最大的審判庭，大樓外麵聚集了更多的人，電視攝像記者和旁觀者擠滿了法院門前寬闊的台階。米爾肯坐著黑色轎車來了，和上次不同，他沒有走後門，而是從正門的台階進入了法庭，警察竭力阻止人群往前擠。米爾肯看起來臉色蒼白，眼窩深陷，似乎消瘦了不少。
法庭裏彌漫著一股重逢的氣氛。裏麵擠滿了米爾肯的支持者，包括他的家人和唐納德·恩格爾。恩格爾還召集以前的同事和客戶們來給米爾肯打氣。此外，一大批為此案嘔心瀝血的律師們也來了。記者們更多，他們甚至擠到了陪審團的席上。許多人都互相認識，畢竟他們追蹤報道這起醜聞已經四年多了。
法官金巴·伍德對米爾肯說，如果他雇不起律師的話，法庭可以給他指定一個。聽到這句話時，有人笑了起來。接著，氣氛突然變得嚴肅起來，因為米爾肯開始讀一份詳細的供述，承認六項重罪：與布斯基的陰謀活動；在菲施巴赫公司的交易中幫助和慫恿出具虛假報告；幫助和慫恿逃避淨資本的管理規定；隱藏MCA股票的所有權，實施證券欺詐；用郵件欺騙芬斯伯裏基金會的投資者；幫助大衛·所羅門提交虛假的報稅表，實行逃稅計劃。
盡管如此，米爾肯依然堅持維護他曾經努力塑造的公共形象。他聲稱自己的認罪並不是對“我們所從事的專業的垃圾債券市場的反省，這個市場從根本上說是健全和完整的，它所提供的資金使數百家公司得以存活、擴張和繁榮”。接著，他讀了他的最後陳述。
“我認識到，我的行為傷害了那些同我關係最為親密的人。”說著，他哽咽起來，“我真心感到抱歉……”說著，他突然開始向前倒。利曼和弗魯門鮑姆趕緊走過去扶住他。米爾肯用手掩麵，哭泣起來。在高高的法庭下，突然之間，他似乎變得非常脆弱。
那天晚上，為這一天付出了艱苦努力的政府律師們遠離了電視鏡頭和訪談節目，來到西18大街的哈維切爾西飯店（Harvey’s Chelsea）舉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慶祝活動。這是一家風格古老、價格低廉的飯店。參加聚會的一些律師實際上從來都沒有在一起工作過。卡伯裏、林奇和貝爾德都回來了，和卡羅爾、法德拉、斯圖克、科恩、卡圖希羅以及其他的人一起慶祝。但是朱利安尼和羅馬諾沒有來。這是為那些一直在幕後默默努力的人而開的慶祝會。
米爾肯公關團隊的攻擊讓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不同尋常的情誼。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人士氣高昂，兩種信念在支持著他們：政府的事業是正義的，政府必勝。在米爾肯的案子中，這兩個信念受到了猛烈的打擊。不可避免地，人們有時會對此產生懷疑。在這種時候，律師們隻能互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