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有言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及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及費禕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馮述評］

子產謂子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於是鄭國多盜，太叔悔之。

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商君刑及棄灰，過於猛者也；梁武見死刑輒涕泣而縱之，過於寬者也。

《論語》赦小過，《春秋》譏肆大眚。合之，得政之和矣。

【譯文】

有人批評諸葛亮（三國時代蜀國宰相，字孔明，隱居隆中，人稱臥龍，劉備三訪始獲見，後佐劉備建國於蜀，與東吳、魏鼎足而立，拜為丞相，封武鄉侯）吝於寬赦他人的罪行。諸葛亮回答說：“治理天下應本著公正、仁德之心，不該隨意施舍不恰當的恩惠。所以匡衡（漢朝人，累官至丞相，封樂安侯）、吳漢（東漢人，字子顏，封度平侯）治國就不認為無故赦罪是件好事。先帝（指劉備，三國蜀漢政權建立者）也曾說過：我曾與陳元方（名紀，東漢？潁川人）、鄭康成（名玄，東漢大儒，生平著述甚多）交往，從他們的言談中，可洞悉天下興衰治亂的道理，但他們從沒談及赦罪也是治國之道；又如劉景升父子（即劉表、劉琮。東漢獻帝時劉表任荊州刺史，劉表死後，劉琮投降曹操）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對治理國家又有什麽好處呢？”

後來費禕（三國蜀人，與董允齊名，累官至尚書令，封成鄉侯）主政，采用姑息寬赦的策略，西蜀的國勢因此削弱不振。

［馮評譯文］

子產（名公孫僑，春秋鄭國人，時晉楚爭霸，鄭處兩強之間，子產周旋其間，卑亢得宜，保持無事）對太叔（即子太叔，名遊吉，春秋鄭國人，繼子產為政，能寬不能猛，鄭國多盜）說：“隻有最具仁德的人，才能用寬容的律法來治理人民；次一等的就隻能用嚴厲的方法了。猛烈的大火，人看了就害怕，因此很少人被燒死；平靜的溪流，人們喜歡接近嬉戲，卻往往被淹死。所以用寬容的方法治國比較困難。”

後來太叔治理國家，不忍用嚴厲的方法，於是鄭國盜匪猖獗，太叔非常後悔。

孔子說：“行政過於寬容，百姓就容易輕慢，這時就要用嚴厲的律法來糾正他們；過於嚴厲，百姓又可能變得凶殘，就要用寬大的政令來感化他們。用寬容來調和凶殘，用嚴厲來調和輕慢，才能做到人事通達，政風和諧。”

商鞅（戰國衛國人，佐秦孝公變法，使秦富強）對棄灰於道的人也處以黥刑（古代肉刑之一，在麵上刺字後用墨染黑，又稱墨刑），這樣就太過嚴苛了。”

梁武帝（蕭衍，長於文學、書法，迷信佛教）看見執行死刑，往往流著淚釋放他們，這樣又太過寬容。

《論語》有“寬赦小過錯”之說，《春秋》曾譏刺放縱有大過錯的人，二者隻有調和得宜，才能求得政事的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