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並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並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況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裏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本鄉圖裏夏秋兩稅,加耗不過十一。又於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檣剝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征,又次年十五,更有羨。
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準為縣明年田租,聽灶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浚治,一切取給餘米。
[馮述評]
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於官。於是征需雜然,而逋負日多。夫餘米備用,本以寬濟,一歸於官,官不益多而民遂無所恃矣。試思今日兩稅,耗果止十一乎?征收隻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征而有餘,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屍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
“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樸老農,則攜之與俱臥於榻下,谘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無不周知。故定為論糧加耗之製,而以金花銀,粗細布,輕齎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非虛語也。自歐石岡一變為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意哉!”
【譯文】
明朝人周文襄公(周忱,字恂如,吉水人,諡文襄)任江南巡撫時,蘇州地方欠稅有七百九十萬石。文襄公閱覽公文後非常驚異,詢問地方父老,都說是吳郡地方富豪有財力的人不肯繳納運送途中折損的耗米,轉由貧民負擔。貧民繳交不出,隻好流離四散。
文襄公於是首創平米的方法,官田,民田一律加征運送折損的數量。蘇州的稅額有二百九十餘萬石,文襄公與知府況鍾(靖安人,字伯律)詳細計算,[好幫手。]寬減八十多萬石。
依照舊例,團局不可收糧,文襄公命令各縣設立便民倉。水邊屯駐所每鄉在村裏役吏中,推選一個有力的人,稱之為“糧長”,負責征收本鄉村裏夏秋兩季的稅,加收耗米比例不得超過十分之一。
此外,又在糧長之中依財力的多寡選派押運的人,視路途的遠近與勞力的份量支付酬勞,運到京師、通州應交米糧的數量一石支付三鬥,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依同樣標準訂定支付數目,做為舟船轉運的各種費用。
整頓支出和收入,支付後所餘的米,分別存積在縣倉,稱之為“餘米”。所收得所米糧立刻超出原來折損的部份,第二年超收得十分之六,第三年又超收十分之五,米糧遂剩餘更多。
英宗正統初年,淮陽有災害,鹽稅虧損。文襄公巡視時,奏請朝廷詔令蘇州等府撥付餘米,每縣撥十二萬石,運到揚州鹽場,可抵第二年的田租,聽任製鹽人家繳私鹽來換取米。當時米價貴,鹽價廉,官府可以存鹽,而人民有米吃,公私都得到好處。
文襄公在江南二十二年之間,每遇凶災荒年,就相機行事,用餘米來補救。除了田賦之外,沒有征收任何額外的稅,凡是各種進貢,及官署、學校、祠堂、古墓、橋梁、河道的修理整治,一切都從餘米支付。
[馮評譯文]
後來戶部說救濟農民的餘米,失於掌理考核,奏請派官吏將餘米完全收歸官府,於是征稅名目繁雜,而百姓欠稅的情形也愈來愈多。
儲備餘米,本來是要救濟人民的,完全收歸官府後,公家不見得增加多少存糧,而人民卻失去依靠。試想當今春秋兩次征收的耗米,真的隻收十分之一嗎?還是征收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呢?從前為什麽稅收少而有剩餘,現在為什麽加重稅賦反而不夠用?
江南的百姓怎能不懷念文襄公,而且對他祭祀不斷呢?
何良俊說:
“周文襄任江南巡撫十八年,常常乘坐一艘小船,沿著村裏巷道,到處探訪,遇到一個純樸的老農夫,就將他帶回來,安排在榻下,問他地方上的事,民情習俗,無不一清二楚。因而定出論糧征收耗米的製度。
顧文僖認為順著民情就會安定,逆著民情則天下大亂,絕不是假話。
但是自從歐石罔改變為論田征收耗米之後,就敗壞了國家的務稅,留下無窮的禍害。治理地方政事的人,能不留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