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範忠宣公知襄城,襄俗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
[馮述評]
愚於今日軍、徒之罪亦有說焉。
夫軍借以戰,徒借以役,非立法之初意乎?今不然矣,或佯死,或借差,或倩代,裏甲有僉解之憂,衛所有口糧之費,而罪人之翱翔自如,見者不得而問焉。即所謂徒者,視軍較苦,故諺有“活軍死徒”之說。然而富者買替,貧者行丐,即驛中牽挽之事,所資幾何?又安用此徒為哉!然則宜如何,曰:“若以屯法行之,方今日議開墾,未有成效,誠酌軍衛之遠近,徒限之多寡,押赴某處開荒若幹畝。俟成熟升科,即與準罪釋放。其或願留,即為世業。行之數年,將曠土漸變為熟土,且奸民俱化為良民,其利顧不大與?若夫安插有法,羈縻有法,稽核有法,勸相有法,是又非可以一言盡也。
【譯文】
宋朝人範純仁(吳縣人,字堯夫,範仲淹的次子)出任襄城縣令時,襄城的習俗不養蠶織布,很少人種桑樹。
範純仁很擔憂,就讓犯罪而罪行較輕的人,在家裏種桑樹,種多少依他犯罪的輕重而定,因此,人民既能因此得到免罪。日後桑樹長成,又可養蠶織布而得到利益。範純仁離任後,人民還對他念念不忘。
[馮評譯文]
我對當今兵士和徒夫的罪行,也有話要說。
征招兵士是為了戰爭,征徒夫是為了徭役,這不是立法的本意嗎?如今卻不是這樣,有人假死,有的雇人替代,而鄉裏中有押送的麻煩,軍中又要負擔口糧的耗費,罪人卻逍遙自在,見了也無法查問。然而應該怎麽辦呢?
我認為不如用屯田的方法,當今商議開墾還沒有成效時,應該衡量軍隊的遠近,徒夫的多寡,**到某地去開墾若幹田畝,等到成熟收成後,就準他們抵罪釋放。有願留下來的,就做為永久的產業。實行幾年以後,將廢棄的田變為有用的田,且奸人都化為良民,這種好處不是很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