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旦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挾娼”雲雲,凡二十條。以白於官,按冊捕至,皆桚弛少年也,良以為是。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及群少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言埋郊外某處,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愕雲:“天亡我!”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而不得其故,沉思良久,曰:“我左右中一髯,職豢馬耳,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複引囚鞫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之,髯辭無他。即呼取炮烙具,髯叩頭請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唯盜賂奴,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許酬我百金。”乃知所發贓,皆得報宵瘞之也。髯請擒賊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悉擒之,諸少乃得釋。
[馮述評]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失金瓶一。有庖人執事瓶所,捕之係獄,不勝拷掠,竟誣服。詰其贓,謬曰:“在壇前某地。”如言覓之,不獲。又係之,將斃焉。俄真盜以瓶係金絲鬻於市,市人疑之,聞於官,逮至,則衛士也。招雲:“既竊瓶,急無可匿,遂瘞於壇前,隻捩取係索耳。”發地,果得之,比庖人謬言之處相去才數寸,使前發者稍廣咫尺,則庖人死不白矣,豈必豢馬髯在側乃可疑哉?訊盜之難如此。
【譯文】
京師有一戶人家遭竊,小偷臨走時遺落了一本小冊子。失主打開一看,裏麵全記載著富家子弟的名字,寫道“某日某甲與人在某地聚飲商議不正經的事”,或是“某人召妓聚賭”等等,一共有二十多條。
失主將盜匪遺失的小冊呈送官府,官府按冊子所記姓名捕人,都是本鄉的紈絝子弟。官府認為他們就是打家劫舍的盜匪,然而他們的父母卻認為自己的兒子平日行為雖不知檢點,但還不至於淪為竊盜,因此對兒子的罪行表示懷疑。
而那群少年喝酒聚賭召妓等事都是事實,少年在嚴刑拷問下都自承有罪。官府逼問他們贓物何在,少年們隨意妄稱埋在郊外某處,官府派人挖掘,果然挖出一批財物,少年們沒想到竟然胡亂說中,彼此對望,害怕的說:“這是天要我死。”而一方麵官府認為既已找到失物,隻待處決人犯就可結案。
有一指揮總覺得事有蹊蹺,但又說不出所以然來,沉思許久後說:“我手下有一名蓄胡子的馬夫,每次審訊少年犯,他就借故待在附近偷聽。”於是又故意一連四次召來少年問話,發覺那位大胡子馬夫總會在附近,審問其他人犯時,就不見大胡子馬夫,指揮命人召馬夫問話,馬夫大喊冤枉,指揮再命人取來刑具,這時馬夫才叩頭認罪,請指揮摒退旁人後說:“我原來不清楚這件案子,隻因那強盜賄賂我,要我每次在審訊少年犯時,都要記下大人及少年的對話,然後飛快報告他,他答應給我一百兩黃金做為酬勞,至於能挖出贓物,是因強盜得知少年犯所說的地點,連夜挖洞埋藏的。”
大胡子馬夫說完,自動請求抓賊以贖罪,指揮命士兵換上便裝與馬夫一同前去緝捕賊人,賊人果然全部落網,少年犯也無罪開釋。
[馮評譯文]
明朝成化年間,皇帝在京師南郊舉行祭天禮,典禮過後撤除祭器時,發現遺失一隻金瓶。有名廚子在擺設金瓶的附近遊**,所以被當成嫌犯逮捕下獄。在嚴刑拷問下,廚子自承罪狀,獄吏訊問廚子贓物的下落,廚子胡亂說,埋在祭壇前某處,但吏卒按廚子所說的地點挖掘,並沒有找到。又痛打廚子一頓,廚子在拷打下已奄奄一息了。不久,真的小偷把金瓶係上金絲在市集上出售,有人覺得可疑,就向官府報告。經逮捕訊問後,原來是名衛士。衛士招供說:“竊得金瓶後,因一時沒有適當藏匿的地點,隻好埋在祭壇下。”離廚子所說的地點相距不過幾寸,如果當初吏卒再挖寬幾尺,那廚子就會慘遭冤死,偵訊人犯難道一定非要有類似大胡子的馬夫在場,才會覺得可疑嗎?唉!偵訊人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