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名丘，字仲尼，周靈王二十年（公元前552年），生於魯國的昌平邑，死於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四(5)，他的事跡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史記·孔子世家》是孔子的傳記中最古而且可信賴的，但是，其中也有多少的疑問，成了後世學者議論的根源。我現在，在這部小著述中，沒有涉入這種問題中的餘裕；隻是，依據《論語·為政》篇中所載的孔子自己的話，概要地一述其一生的閱曆。
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根據這些話，可以知道，從十五歲到三十歲是孔子的修養期，到了三十歲，才跑進社會。他最初踏進社會的時候的地位是如何的，這不能明了；但據《孟子·萬章》下篇中說的孔子曾經做“委吏”（司會計），曾經做“乘田”（也叫作“司職吏”，司牛羊），由此可以想象，孔子最初是從事於會計和畜牧的小吏，似並沒有顯著的地位；到四五十歲的時候，誌操也定了，一家的見識似也成就了，據《史記》，孔子後來做過中都宰，做過司空，做過大司寇，在政治舞台上大活躍過。但是，這也隻是數年間的事情。後來，他離開了魯國的政治，到衛、陳、宋、鄭、蔡、楚各國去遊說，終於不能行其誌；到晚年，返回鄉裏，似專從事於經典的整理與門人的教育。
集合孔子的話的著述，有《論語》二十篇，是曆來的學者所愛誦的，但這也是孔子死後，經過了許多年月才編纂成的，其中似還混入了後世的文章。我現在沒有餘裕對於各章篇加以詳細的批判，隻是，依據其中最古的而且可信賴的部分，略述孔子的思想學說。
孔子，魯國人。魯是周初周公之子伯禽被封的國，所以，其建國的始袓是周公。周公是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是武王死後輔佐幼主成王奠定了周室基礎的偉大政治家。據說，周之文物製度都是他製定的。孔子是魯國人，所以尊崇其建國的始祖周公。《論語·述而》篇中說：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細細地研究這一章，可以知道，孔子一生很敬慕周公，尤其是他的盛年中，甚至於夢寐之間也不忘周公。我以為：孔子一生的事業，是再興那周公製定的周初的禮樂，實行周公的理想。
孔子把自己所教導的，稱為“吾道”，門人們把孔子所教導的稱為“夫子之道”；所謂夫子之道，盡於“仁”之一字。夫子之道是“仁”，在《論語》中，如下麵的
一節中，“仁”字是承受“道”字的。又在
的話中，可以證明“仁”字是承受“道”字的。通觀全部《論語》，其中論“仁”的，有五十八章，“仁”字看到一百零五次之多(6)。由此，可以知道，孔子是如何地重視“仁”；但是，在這些篇章中所說的，都隻是達於“仁”的方法，對於“仁”“道”這東西的本質，並沒有講到。
孔子的“仁”，到底是怎樣的東西，關於這個問題，曆來學者的議論很多。試看《說文》“仁，親也，從人、二”，這個字是“人”旁加“二”的字，所以，說明是人與人相親的意思。《禮記·中庸》篇中，有“仁者人也”的話，鄭《注》解釋說：“人也，應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之謂也。”這裏所說的“相人偶”這句話，是漢代流行的話，在鄭玄的注釋中是常常用的字，在這裏，“人”與“偶”，其意相同，是成為友，或者相親的意思。(7)因而，《中庸》中所說的“仁者人也”，與《說文》中所說的“仁，親也”有相同的意義。又如《論語》中
如此地使“仁”與“知”相對立的地方，也很多。(8)這，恐怕是把人類的精神活動，分為知的方麵與情的方麵，把“仁”看作以情的方麵為主的德的吧。原本，人類的精神活動，知與情並不是各自獨立地進展的，是站在互相不能分離的關係中的，所以，“知”和“仁”也絕不是獨立的德，而是相互關係著的。在《論語》中，也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論語·陽貨》），這是說，“仁”離開了“知”是不能成立的。又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論語·衛靈公》），又說“擇不處仁，焉得知”（《論語·裏仁》），這是說，“知”，如其不由於“仁”，也全不能得其所以為“知”。“知”與“仁”，是如此密切的關係上的德；“仁”主要是從情的方麵看到的德。
因此，“仁”的本質，可以說是親愛之情。這親愛之情，是成為社會結合、人類和樂的基本的。
這在最自然而且沒有虛偽的狀態中發現的，第一是父子的愛情，第二是兄弟的友情。這父子的愛情與兄弟的友情，是說愛之情的根本代表的情感。所以《論語》中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中庸》中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孟子》也說：“仁之實，事親是也。”（《孟子·離婁上》）這父子兄弟間的親愛之情，擴大開來，及於社會全般的時候，仁道便完成了。所以，治理天下國家的政治精神，到底也與一家族中的孝悌或者孝友，是一樣的；因此孔子引佚書(9)中的“孝乎惟孝，友於兄弟”的古語，讚歎道，這孝友之道如其行得正，那麽，主掌一國的政治也是一樣的。（《論語·為政》）總之，孔子的所謂仁，是以親愛之情（以父子的愛情與兄弟的友情為根本的）為本質的；重視父子之愛與兄弟之情，這與上述的《周書·康誥》篇中的重視孝、友之情，是同一的思想，恐怕，孔子是祖述周公的思想的吧。
孔子的所謂仁道，是以親愛之情為本質的，這已在上麵敘述過。這親愛之情，如何才能得到呢？《論語》中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又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以為仁是人類固有的德。這仁義為人類所固有，是由於什麽？是由於天命。孔子說的“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的天命便是。那麽，天命是什麽意思呢？《韓詩外傳》中，引《論語·堯曰》篇中“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的一節，解釋說：“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依據這些話，可以知道，所謂命，是天之所以命生的意思，天賦命與我們人類的，是我們的順善之心即道德性；因而，所謂天命，便是與人類的生同時由天賦命了的順善之心。換句話講，是具備在我們心中的道德性，孔子把它看作仁，即親愛之情。於是，孔子所說的“五十而知天命”，可以知道是：仁道之根本的親愛之情，是人類先天地具有的道德感情，把它擴充開來，便是人類之道。如此地，把人類道德的根源，歸諸天命，這是中國古代的民族信仰。以為天命寄宿在人類的心中，這在《周書·康誥》篇中已萌芽了，這在前麵已經敘述過；孔子更明確地意識到了，在我們的心中先天地具備著親愛之情，便是由天賦命了的道德性，把它擴充開來，便是仁道。
仁道之根本的親愛之情，是先天地賦予了人類的感情，這是萬人共通的，這已在上麵的敘述過了；至於這親愛之情，擴充開來，到能被名為完全的仁，這是必須伴以不斷的努力及修養的。於是，孔子教訓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裏仁》）又說：“如有王者，必世（三十年）而後仁。”（《子路》）希期仁的完成，是如此其難的事業，所以，即令在孔子的門人中，許以仁者之稱的，隻顏回一人，其他門人概不能稱仁者。不單門人不能稱仁者，孔子自己也謙遜地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述而》）
為教以這仁道，孔子以文、行、忠、信的四點，教導門人弟子。《述而》篇中說的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便是。那麽，所謂文、行、忠、信，是什麽意思呢？《大戴禮》的《衛將軍文子》篇中，有“吾聞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的一節，正可以看作四教的說明。就是：第一的“文”，在於《詩》《書》；第二的“行”，在於孝悌或禮；第三的“忠”與第四的“信”，在於義。試據《論語》稍加以說明。
第一的“文”，是《詩》與《書》兩者，這兩者自孔子的當時起，便被尊崇為儒家的經典。到後來，儒家的經典，在《詩》《書》之外，加上《易》《禮》《春秋》，總稱為“五經”；但在孔子的時候，在《詩》《書》兩者之外，其餘的還不曾被看作經典。據傳說，孔子晚年愛讀《易》，甚至於作被稱為“十翼”的十篇解釋。在《論語》中，也有孔子說的“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這種讚歎《易》的話。《易》的“十翼”，並非孔子的作品，宋歐陽修已經論列過了，這已成了學術界的定論；至於《論語》中的“五十以學易”的“易”字，據《魯論》這一派的本子，作“亦”字，這句句子的意思是說，到了五十歲來學，也可以沒有大過。因此，孔子愛讀《易》這回事，一個確實的證據也沒有。所以，可以知道，在孔子的當時，《易》並未成為儒家的經典。其次，講到《禮》，《述而》篇中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的話，特在“禮”字之上，添個“執”字，從這一點上來看，可以推知，在當時，作為經典的《禮經》還不曾存在，隻是在製度習慣上傳承的。再次，講到《春秋》，這是到孟子以後才顯著的，在《論語》中，並沒有把《春秋》當作經典。所以，在孔子的當時，儒家的經典，隻《詩》與《書》兩者，孔子把這《詩》《書》當作教科書，教導門人。因為，《書》是類集前代的詔敕誓誥之類的，有著先聖特別是周公的誥戒，《詩》是古人歌詠心境的不虛偽的告白，所以，由於《詩》《書》，能順先聖的教導，而陶冶性情。
第二的“行”，據《大戴禮》的說明，有如是孝悌，也有如是禮。試看《論語》中“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的話，也可以明白，孝悌是孔門諸行中最重要的。所謂孝悌，也不是離開了禮的“行”。《論語·為政》篇中，孔子回答孟懿子的問孝說，“無違”，更為樊遲說明“無違”。他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是表示，孝也是依著禮來實踐的。由這一點來推測，悌，是順禮而事兄。可以說，一切的行為，都是順著禮的。因此，孔門的“行”，說是孝悌，或者說是順禮，是一樣的。總之，孔門的“行”，如舉其根本點，當歸於孝與悌；用概括的話來講，人們的一舉一動要當於禮，如其不當於禮，便不可動。
上麵，對關於文、行、忠、信的四教，作了概括的說明；這裏，我們試研究其相互的關係，以顯示孔子的教育的一斑。孔子是把《詩》與《書》當作兩部教科書來教導門人的，其中《書》是輯集前代帝王的誓誥的，先聖的訓戒特別是周公的教訓收集得很多，所以孔子是由《書》引導他悟得周公的理想的。四教中第二項“行”的根本，是孝悌，孔子的重視孝悌，隻是蹈襲了周公尊重孝友的思想的。《論語·為政》篇中引用“孝乎惟孝，友於兄弟”這佚書的文句，說隻要真正地踐行孝友，那麽，即使不能走上政治舞台，也與施行政治有相同的效果：這一段話，是由《書》教以孝悌的一例。
其次，《詩》是輯集古代的民謠的，是當時人的不虛偽的告白，所以，用“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的一句話說盡了。孔子使門人學《詩》，雖有種種的目的，但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學了《詩》，來陶冶人的性情，及引導到“思無邪”的心境中去。所謂“思無邪”，換句話說，便是不欺瞞自己而且不欺瞞別人，結果，歸到“忠”“信”的兩者。因此，夫子尊重《詩》，是為了借此以養育忠信的精神。
總之，孔門的四教，可以說是，借《詩》《書》以涵養忠信的精神，實踐孝悌的“行”，實踐禮儀，以期“仁”的完成。
文、行、忠、信的四教，是為了完成“仁”的四個教目，這已在上麵敘述過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行與忠。所以，為了教以達到“仁”的方法，常常講述行與忠。第一，從“行”的方麵來說，是教以由於“禮”的實踐可以達到“仁”。如：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10) 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
便是例子。第二，從“忠”的方麵來說的，是教以把內省主觀而直覺的推及到客觀，由此可以達到“仁”。如：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行）之。”(11) 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
是最著名的。於是，孔子死後，其門人之間，產生了注重主觀而力說忠恕的一派及尊重客觀的規範而力說禮的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