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者王國維說：“夏商間政治文物的變革，不像商周間那樣劇烈，商周間大變革，是舊製度廢而新製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王氏雖然不了解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但這一點確被他敏銳地感知到了，夏代世襲製代替了禪讓製，也就是私有製度破壞了公社製度。私有製度在夏代做數量上的增長，公社製度依反比例逐漸解體。商經濟發展比夏快，力量比夏強，在一定條件之下，發生所謂商湯革命。這個革命，是私有製度進一步的完成，與夏代的發展方向，並沒有什麽根本的不同，因而曆史沒有留下像商周間那樣鬥爭的遺痕。
繼原始公社而起的是奴隸占有製度。在中國，商正是奴隸製度占主要地位的時代。
甲骨文有臣、多臣、小臣、牧臣、耤臣、臧、仆、奴、宰、奚、童、妾等字，全是奴隸的名稱。罪人在屋下工作叫作宰，最高的官職叫作塚（大）宰、太宰。塚宰是管理奴隸的頭目。周公說，商王武丁，初做國王三年不管事，由塚宰全權代理。奴隸頭目在政治上有這樣高的地位，可見國王是大奴隸主了。奴隸參加生產和戰爭，所謂政治主要就是剝削壓迫奴隸的事務，因此塚宰成為最大的官位。
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托，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為石製。”又殷墟中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勾兵，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範。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為最多，金屬原料，隻有到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並不一定用銅做矢鏃。矢鏃是一次就消耗了的，不是銅的價值低廉，社會經濟絕不允許這種質料如此消耗。且矢鏃的形製也完全一致，銅範技術，確已臻至純熟境界，鑄銅業正在全盛時代，沒有長期的培養，絕不會達到此境界的。……殷商為青銅末期，殷商以前，仰韶以後，黃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種青銅文化，等於歐洲青銅文化的中早二期，及中國傳統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這個文化，埋藏在什麽地方，自然尚待將來考古的發現，但它的存在，我們考慮各方事實的結果，卻可以抱十分的信仰心。”
依據考古所得的結論，殷代不但非石器時代，而且還是青銅器末期，按照世界古國埃及舊王朝時代（約當公元前四〇〇〇年前後）才開始進入青銅器時期，經過中王朝一直到新王朝的第十八王朝（公元前一五〇〇年前後），使用青銅器凡二千數百年，在此時期，誰也不能否認埃及已經建立了強盛的奴隸王國。殷代既進到青銅器末期，當然也可以建立奴隸占有製度的國家。
手工業種類很多，而且分工很細。安陽殷墟發現王宮西北有石工、玉工場所，西南有骨工、銅工場所。這四種工業，銅、骨工主要是製造兵器、禮器。卜骨極光滑，當是經骨工磨製，又製骨鏃骨貝，所以同銅工並列。玉是貴重貨幣又是貴族珍玩品，石器主要是藝術品。此外如皮革、釀酒、舟車、土木、飼蠶、織帛、製裘、縫紉等，均見於甲骨文。工藝方麵，有這樣多的部門，其分工的情狀，已可概見。殷亡國後周分殷民六族給魯，分七族給衛。十三族中至少有九族是工：索氏（繩工）、長勺氏、尾勺氏（酒器工）、陶氏（陶工）、施氏（旗工）、繁氏（馬纓工）、錡氏（銼刀工或釜工）、樊氏（籬笆工）、終葵氏（椎工），這大概是百工的一部分。周公教康叔殺戮飲酒的殷人，隻有工犯酒禁可以免死，百工有世傳的專門技術，所以特別待遇。百工的徒屬，即實際工作者，當然是奴隸，因為春秋以前，做工匠的照例是“皂隸之事”。
商代早有商業。貝是海濱產物，製青銅的錫，從南方來，玉是西方出產，盤庚時代已稱貝玉為寶貨，骨工製骨貝，大概當輔幣用。周公允許殷民牽牛車到遠處貿易，這都說明商代有相當發展的商業。
《洪範》講五福，富居第二位，講六極（惡），貧居第四位。講貧富不講貴賤，與周人意識大異。《禮記》說“殷人貴富”（以富為貴），又說“殷人先鬼而後禮（禮屬人事），先罰而後賞（有刑罰無恩情），其民之弊，**而不靜，勝而無恥”。這就是說殷統治階級不顧廉恥道德，盡量掠奪財富。所謂財富，無疑的是從奴隸身上榨取來的生產物。
殷代統治者對奴隸的待遇是怎樣？賢字甲骨文作臤，能捕獲臣仆的就算賢。臧字作奴隸講也作善講，戕殺奴隸就算善。奴隸來源是俘虜和罪人。商代戰爭特別多，刑罰特別重，《荀子》說“刑名從商”，《韓非子》說殷代法律，街上棄灰的斬手。統治階級利用重刑壓迫平民當奴隸，同時鎮壓奴隸的反抗，殺大批奴隸殉葬，祭祀用人作犧牲。甲骨文仆字臀後拖長尾（東漢時西南夷人還保存拖尾的裝飾），《易經》旅卦，童仆可以賣買。盤庚稱民為畜民，不聽命令全體殺死。奴隸和牲畜，統治階級看作一樣的東西。
這些事實，都是奴隸社會應有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