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尤其在19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出現了語言文字改革的新形勢。晚清語言文字改革局麵的形成不僅是當時中國社會變革的產物，而且也是曆史上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傳統的繼續。
中國語言文字盡管源遠流長，豐富多彩，但也有著筆畫繁、讀音雜的不足，不如拚音文字簡易好學。這個問題很早就被有識之士所認識。顧炎武《日知錄》記載：“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8]明清之際，來華的西方傳教士為了克服語言文字上的障礙，開始用羅馬字母拚注漢字讀音。他們的這種做法引起了當時及後來一些學者的注意。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等人都因受他們的啟發而先後提出改革漢字的主張。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傳統社會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衝擊，開始發生新的變化。在新的社會變革麵前，傳統文化的許多方麵已經暴露出它們的落後性，不能再適應新變局的需要，提出了變革的要求。語言文字改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早在鴉片戰爭前後，一些有識之士就提出文字改革的問題。龔自珍在《擬上今方言表》中寫道：“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9]這是晚清較早提出的用新法給漢字注音的主張。他還打算搜羅中國各省方言及滿洲、高麗、蒙古及喀爾喀等語言，編纂《今方言》一書。書雖未編成，但卻提出了以拚音改革文字，並經由拚音來統一語言的思想。
鴉片戰爭以後來華的西方人士，或者為了在華傳教，或者為了開辟在華的貿易、外交、經營及其他事業，也在摸索、創製漢語注音方法，以掃除語言障礙。1867年，英國駐華使館參讚威妥瑪出版了他的《語言自邇集》。這是一本京音官話課本，起初隻用作使館人員學習漢語的注音工具，後來成為音譯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稱的通用拚法，直至今天仍為研究漢學的外國人所使用。西方人創製漢語拚音，並不是幫助中國進行文字改革，而是為其對華文化滲透服務，但在客觀上卻使一些中國人認識到，漢語也可以用拚音文字來書寫記憶，從而啟迪了漢字改革的新途徑。
從鴉片戰爭至19世紀90年代以前是晚清漢字改革的準備階段。從士大夫、下層民眾及來華外國人等幾個不同的社會集團，都發出漢字改革的呼聲或信息。這是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必然性的反映。不過這種呼聲和信息在當時是零星的、微弱的，沒有成為一種社會性的行動。
從19世紀90年代至清王朝垮台是晚清文字改革的興起、發展和**階段。1892年（光緒十八年）盧戇章在廈門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階》。這是晚清時期第一種切音字方案和第一本切音字著作，標誌著語言文字改革的正式展開。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加深，資產階級維新變法運動蓬勃興起，變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要求。在這種形勢的推動下，語言文字改革迅速走向**，很快形成了全麵性改革的新局麵。此期的漢語改革不僅表現為改革呼聲日益高漲，而且還表現在許多改革方案的具體實施上；不僅有民間的積極活動，而且也得到官方的響應。改革涉及的內容也相當廣泛，包括推行“切音字”，用新法識記漢字，簡化漢字，完善漢語語法和標點，采用新詞匯，推行“官話”，統一語言等方麵。這些改革較為深刻地觸動了傳統漢語的舊結構，以新的原則和內容為古老的漢語注入活力，推動了中國語言文字向近代化的方向轉變。
晚清時期中國語言文字改革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文字改革與社會變革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語言文字的改革不是孤立存在，單獨開展，而是和“文界革命”、教育革命、乃至整個資產階級新文化運動同步展開，形成相輔相成之勢，成為晚清資產階級社會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變革為語言文字的改革開辟了道路，創造了前提；語言文字的改革反過來深化了社會變革的內容。
中日甲午戰爭後，國人改革語言文字的要求日益強烈，改革的宗旨和思路也愈顯明確。許多有識之士把文字改革與挽救民族危機、實現國家富強的曆史使命聯係起來考慮，反思傳統漢語利弊，痛陳漢語改革的重要性，為漢語改革的推行大造輿論。維新誌士康有為、梁啟超、宋恕、譚嗣同、沈學、馬建忠、王炳耀、黃遵憲等人，都是戊戌維新運動時期語言文字改革的積極倡導者、鼓吹者。
主張語言文字改革的有識之士從愛國主義的高度來認識文字改革問題，認為文字改革與國家富強息息相關。沈學指出：“既文事淩夷，外患蠭動，當此痛巨創深之際，莫不欲自強為計。……竊謂自強陳跡有三：一、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二、美洲之強……亦切音字為之；切音字易達彼此衷曲，上下無隔膜。三、俄國日本之強……其勢由上借本國切音字，翻譯太西富強書，令民誦讀者也。三者莫不以切音字為富強之源。”[11]他用歐美各國、日本為例，強調了文字改革對於國家富強至關重要，言辭不免誇大，但其良苦用心則赤誠可見。基於這種認識，沈學把文字改革視為當時中國所有改革事業“最先”要“變”者。他說：“今日之議時事者，非周禮複古，即西學更新：所說如異，所誌則一，莫不以變通為懷：如官方、兵法、農政、商務、製造、開礦、學校；餘則以變通文字為最先。文字者，智器也，載古今言語心思者也。文字之難易，智愚強弱之所由分也。”[12]梁啟超亦大聲疾呼：“國惡乎強？民智斯國強矣；民惡乎智？盡天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德美二國，其民百人中識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歐西諸國稱是。日本百人中識字者，亦八十餘人。中國以文明號於五洲，而百人中識字者，不及二十人。雖曰學校未昌，亦何遽懸絕如是乎？”[13]這些主張與沈學的觀點完全一致。
文字改革的倡導者用新時代的理念對傳統漢字進行反思，揭露弊端，痛陳改革的必要性與迫切性。他們認為，中國文字的突出弊端就是過於繁難，言文分離，難學難記，不切實用。蔡錫勇指出：“嚐念中國文字，最為美備，亦最繁難；倉史以降，孳乳日多；字典所收，四萬餘字；士人讀書，畢生不能盡識。……童子束發入塾，欲竟其業，慧者亦須曆十餘年；如止讀數年，改操他業，識字有限，類不能文；在婦女更無論矣。緣文字與語言各別，識字讀書，兼習其文：記誦之功，多稽時日也。”[14]有的論者把中國文字的衰敝與八股取士、繁瑣考據聯係起來進行批評，試圖揭示漢語衰敝的深層原因。溫灝指出：“中國之文字……洎乎秦漢以後，經生家務為考據，於是字學諸書，浩如淵海，士有至皓首窮經，而未能盡明其字義者。至唐宋以詩賦論才，有明以八股取士，文愈繁則治亦愈衰。”[15]王炳堃也批評說：“國朝功令，以文字取士；鄉會二場，取以文；殿試朝考，取以字；有因一點之誤，半畫之訛，竟遭勒帛。以字學之難也，士窮一生之力，在於文字，何暇及他學哉！”他感慨說：“文網之密，字學之繁，實為致弱之基。”[16]這些批評都十分切中時弊。
章太炎像
在反思古代漢語的基礎上，有識之士提出了實行改革的宗旨和原則。其宗旨就是實現“言文一致”和“統一語言”，遵循的原則便是“易繁為簡”。語言與文字分離是古代漢語的一大特點，也是它的一個缺陷，尤其到了近代，這一缺陷帶來的弊病更為突出，實現“言文合一”自然成為漢語改革的首要目標。梁啟超說：“吾鄉黃君公度之言曰：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文者多。……稽古今之所由變，識離合之所由興，審中外之異，識強弱之原；於是通人誌士，汲汲焉以諧聲增文為世界一大事。”[17]語言統一也是清末漢語改革麵臨的一大問題。對此譚嗣同主張“盡改象形字為諧聲”來實現語言的統一。他說：“又其不易合一之故，由語言文字，萬有不齊，越國即不相通，愚賤尤難遍曉。更苦中國之象形字，尤為之梗也。故盡改象形為諧聲，各用土語，互譯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則地球之學，可合而為一。”[18]這些主張成為當時主張文字改革同人們的共識。
20世紀初，即辛亥革命期間，中國的語言文字改革向縱深發展，各種改革方案紛紛出台。積極鼓吹文字改革的除了上述提到的諸人外，還有王照、吳汝綸、劉師培、章太炎、盧戇章（方案一）、吳稚暉、陳虯、勞乃宣等。他們不僅廣泛地討論了文字改革的問題，而且還就一些重要問題展開爭論。如關於文字改革還要不要漢字的問題，人們的看法就不一致。有人主張在保存現有漢字的基礎上，吸收西方語言文字的積極因素進行改革，有人則主張廢除漢字，直接搬用“萬國新語”。
劉師培、章太炎等人持前一看法。劉師培在《中國文字流弊論》、《論中土文字有益於世界》等文章中闡述了自己關於文字改革的主張。他首先肯定了改革文字的必要性，認為中國文字存在五大弊端：即“一、字形遞變而舊意不可考也”；“二、一字數義而丐詞生也”；“三、假借多而本意失也”；“四、由數字一義也”；“五、由點畫之繁也。”漢字因有“五弊”而造成詞義模糊，結構複雜，學習困難，阻礙了文化教育的普及，亟待改革。他提出兩條改革辦法：“一曰宜用俗語也”，即提倡、推廣大眾化的白話文。他說：“中國之文士則孰非蹈此弊者乎？致弊之原因在於崇拜古人。凡古人之事，無不以為勝於今人，即言語文字亦然。而評文者每以行文之雅俗定文詞之工拙。此固中國數千年積習使然，而不可驟革者也。欲救此弊，宜仿杭州白話報之例，詞取達意而止，使文體平易近人，智愚悉解。其策一也。”“二曰造新字也”，即創造能夠準確反映新時代、新事物內容的字詞。他說：“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國所本無，而中國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詞之生從此始矣。此侯官嚴氏所以謂中國名新物無一不誤也。今欲矯此弊，莫若於中國文字之外，別創新字以名之，循名責實，使丐詞之弊不生。其策二也。”[19]積極提倡切音字和官話的盧戇章、王照等人隻把拚音字母視為輔助學習漢字的工具，不主張以之取代漢字。盧戇章在《一目了然初階》一書中指出：切音字與漢字的關係是：“以切音字與漢字並列。”[20]王照等人編輯出版的字母書實際上是漢字拚音讀物，用切音字來輔助漢字。如他所說：“百家姓、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全是漢字旁邊音著字母，借著字母，就認得漢字，日子多了，就可以多認漢字，以至連那無有字母的書，也都可以會看了。”[21]
陳虯、吳稚暉等人則主張廢除漢字，即刻以拚音文字取代之。還在戊戌維新運動時期，譚嗣同就主張“盡改象形字為諧聲（即拚音文字）”，成為這種激進觀點的先導。1902年，陳虯斥漢字為“沒有用場的文字”。他在“新字甌文學堂開學演說”中指出：“吾們中國那裏夠得上呢，地方既沒有這許多學堂，字又著實難識得很。每字既有許多音哪，每音又有許多字呢，而且筆畫忒多，通扯起來每字總有八九筆，多者四五十筆不等。……那人這麽肯費了多少工夫，花了多少銀錢，去學這沒有用場的文字。識字人少，自然讀書明理的不多，所以西洋從前尚稱吾們為半教的國家，近來竟呼吾為野蠻呢。”[22]這種觀點發展到極端，便是《新世紀》提出的廢除漢字的主張。1908年行的《新世紀》第40號引用署名“前行”的文章《中國新語凡例》說：“中國現有之文字不適於用，遲早必廢，稍有翻譯閱曆者，無不能言之矣。既廢現有文字，則必用最佳最易之萬國新語。”[23]所謂“萬國新語”就是世界語。不久，“前行”又發表文章，認為中國文字改革有三種辦法：（1）采用一種歐文；（2）用羅馬字母反切中國語音；（3）用萬國新語。作者主張用第三種辦法。另有一位“新語會會員”也反對另造“中國新語”，主張直接學萬國新語。還有一位自稱“篤信子”的意見更為偏激，竟然說：“中國文字為野蠻，歐洲文字較良；萬國新語淘汰歐洲文字之未盡善者而去之，則為尤較良。棄吾中國之野蠻文字，改習萬國新語之尤較良文字，直如脫敗絮而服輕裘，固無所用其更計較。”[24]對於上述觀點，吳稚暉在《新語問題之雜答》（發表於《新世紀》）中均表示讚成，尤其認為“篤信子”的建議“最為簡便易行”。
以上廢除漢字的言論，受到章太炎、劉師培等人的反對。章太炎在1908年《國粹學報》41、42期上發表了題為《駁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反對廢除漢字的觀點，提出了自己的文字改革主張。他首先旗幟鮮明地反對《新世紀》報作者堅持的“中國改用萬國新語”說，認為這種言論是“季世學者好尚奇觚，震懾於白人侈大之言，外務名譽，不暇問其中失所在”。他也不讚成實行拚音文字，認為文化的發達與否，教育普及與否，均與是否實行拚音文字無關。漢語是單音節語言，隻能使用漢字。他說：“且漢字所以獨用象形，不用合音者，慮亦有故。原其名言符號，皆以一音成立，故音義殊者眾；若用合音之字，將茫昧不是以為別。”所以他對當時流行的各種漢字筆畫式拚音方案都不讚成，提出了自己“取古文籀篆徑省之形”確定的改良反切方案，即三十六“紐文”（聲母）和二十二“韻文”。[25]當時一般主張文字改革者盡管不讚成廢除漢字，但大都認為拚音以後也可以成為一種文字，至少是一種初級文字，具有注識漢字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漢字。章太炎則認為拚音不可能成為文字，與主張實行拚音論者的觀點明顯不同。劉師培同樣反對廢除漢字和實行拚音字母，批評說：“今人不察，於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遠行”。[26]他認為，中國文字，“以形為綱，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狀況，昭然畢呈……用以證明社會學，則言皆有物，迥異蹈虛。此則中土學術之有益於世者也”。他不僅反對借鑒西方語言文字的方法改造漢字，而且主張“擴中土文字之用”，把《說文解字》譯成世界語推廣於世界。他說：“今欲擴中土文字之用，莫若取《說文》一書譯以Esperanto（即中國人所謂世界語）之文。其譯述之例，則首列篆文之形，或並列古文籀文二體，切以Esperanto相當之音，擬以Esperanto相當之義，並用彼之文詳加解釋，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窮其造字之形義，以考社會之起源。”[27]
“前行”、吳稚暉等人的主張完全是脫離實際的主觀空想，是對民族語言文字采取的虛無主義態度。他們把文字和語言混為一談，通過對漢字及漢語拚音字母的否定，進而否定了漢語，甚至稱漢語是“野蠻之符號”。這是完全錯誤的和幼稚可笑的。他們的主張集中反映了清末語言文字改革中較為激進一派人士的觀點。章太炎、劉師培雖然主張實行文字改革，但反對在拚音文字上進行嚐試，認為漢語是單音節語就隻能使用漢字，也是片麵性的。他們的主張代表了漢字改革中保守一派人士的觀點。無論哪種觀點，都是當時社會改革的產物，有著它產生和發展的必然性，反映著晚清文字改革所經曆的曲折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