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拚音運動是晚清語言文字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在當時，人們把拚音字母稱為“切音字”，又稱切音字運動。它的基本內容就是吸收西方語言字母拚音的方法，改進中國文字傳統拚音法——反切法，把“難於辨、難於解、難於用”的漢語改革成易認、易記、易讀、易寫的語言體係。

反切法又稱“翻切”，是中國傳統的文字拚音法。其方法是用兩個字的音來決定第三個字的音。古人用這種方法給文獻上難讀的文字注音，使讀者通過認識的字讀出不認識的字來。然而，到了近代以後，這種古老的文字拚音方法暴露出它的落後性，成為中國語言文字發展的一大障礙，亟待改革。它的突出缺點是拚音不甚準確，方法繁瑣，使用不便。劉孟揚指出：中國語言文字之“窮”，“非窮於義，蓋窮於音也。”人們“所以不能盡識者，以其非音標字耳”。因為文字皆“由音生義，音辨而義自明”，而中國語言“一字或兼數音，一音或兼數義，絕不能專以求音”。[28]這些話道出了改革舊拚音法的必要性。既然舊拚音法已難適用，就必須創立新的拚音方法，於是從19世紀90年代起，改革中國文字拚音方法的漢語拚音運動蓬勃興起。1892年盧戇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階》，這是第一本切音字著作，也是近代出現的第一個漢語拚音改革方案。在此後的20年間，各地人士提出的漢字拚音方案多達28個，[29]詳見以下圖表：

清末漢語拚音方案一覽表

如果從采用字母形體的角度來看，可以把上述28種方案分成以下四類：

第二類屬於采用速記符號的方案。提出此類方案者有蔡錫勇、沈學、力捷三、王炳耀等人。蔡錫勇是提出此類方案的第一人。蔡錫勇，字毅若，福建龍溪人，早年入同文館，通外文，後隨陳蘭彬出使美國、秘魯等國，當過參讚。在美國時，他對西人速記術發生興趣，使用它來擬製漢語的拚音方案，經多年潛心研究，寫成《傳音快字》一書，提出了自己的文字改革方案。蔡氏的方案是用西洋的速記符號來作為拚音字母，故稱為“快字”。其中包括24個聲母（他稱為“聲”）、32個韻母（他稱為“韻”），共計56個符號。聲母用的是橫、直、斜、正、粗、細的“矢”（直線），韻母用的是“小弧、小點、小畫”，拚音方法是一聲一韻，兩筆相連，切成一音，屬於雙拚製，用於拚讀、拚寫北方語音。在清末各種切音字方案中，拚北方語音和拚寫北方話的，這是第一種。王炳耀提出的拚音方案也頗具特色。1897年王炳耀寫的《拚音字譜》在香港出版。該書雖然采用速記符號，但是另外還用拉丁字母對音，等於還有一套拉丁字母的方案。拚音符號的構造是“以一畫開天地為音母，或豎之，橫之，斜之，折之，或拚合變化之，成韻母字；運一成象為太極，或直判，橫判，十字判，為快筆聲母”[32]。在晚清拚音改革方案中，最早使用“聲母”、“韻母”這兩個名稱的要算王氏的這本書了。

第三類屬於采用漢字筆畫的方案。這類方案的提出者主要有吳敬恒、王照、陳虯、李元勳、劉孟揚（方案一）、勞乃宣、楊瓊、田廷俊、盧戇章（方案二）、馬體乾、章太炎、宋恕、黃虛白（方案一）、鄭東湖等人，共提出14個方案，在清末28個漢語拚音改革方案中占了整整一半，是拚音改革中影響最大的一類方案。這類方案既吸收了西文拚音方法的優點，又照顧到漢字的傳統表現習慣和約定俗成的特點，群眾基礎較為廣泛。在這類方案中，王照和勞乃宣提出的方案比較具有代表性。

王照（1859—1933），字小航，號水東，直隸寧河（今屬河北省）人。光緒進士，由庶吉士改官禮部主事，讚同維新變法。1898年“百日維新”期間，上疏彈劾禮部堂官懷塔布等阻遏新政，大膽抨擊封建頑固派。銳意變法的光緒帝以懷塔布等首違詔旨，阻格言路，將禮部六堂官革職，並表彰王照不畏強禦，賞給三品頂戴。戊戌政變後，王照被革職通緝，流亡日本。王照在日本受到日文假名字母的啟發，開始考慮中國的文字改革問題。未久，王照潛回國內，在嚴修的幫助下寫成《官話合聲字母》，於1901年在日本東京出版。王照的拚音方案強調以“官話”為標準音。所謂“官話”是指舊時期漢語中流行較廣的北方話，特別是北京話，北方話諸方言也稱“官話”。王照強調以“官話”為標準音著眼於全國語言的統一，用意頗深。他說：“語言必歸畫一，宜取京話。因北至黑龍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揚子江，東傅於海；縱橫數千裏之土語，與京語略通；外此諸省之語，則各不相通。是以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餘謂官者公也，官話者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33]就他的方案特點來看，采用漢字偏旁作為字母，而字母是在假借舊字基礎上改造而成，被稱為“漢字筆畫式”或“偏旁式”，也有叫“假名式”的。方案初稿原有15個“喉音”（即韻母），49個“字母”（即聲母），後來改為12個“喉音”，50個“字母”。其具體表示法如下（括號中是今天的漢語拚音方案）：

“喉音”（韻母）：

“字母”（聲母）：

從此時起，王照便全力從事漢語拚音改革和推廣普及的工作。1903年，他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開始在民間推行，並創辦了拚音官話書報社，出版《拚音官話報》，刊行《初學拚音官話書》多種。這一舉動得到各地的響應，保定、大名、南京、天津、熱河、成都、漢口、溫州等地，也都相繼出現這類學堂和報刊。王照還積極運動官方，試圖求得上層的支持。1901年他到北京去見李鴻章，“合肥托病不見，委其最親信之幕僚於式枚代見”。[34]此後，又通過吳汝綸、王璞等上書管學大臣張百熙，呈請奏準推廣《官話字母》。直隸大學堂學生何鳳華等人也聯名上書袁世凱，請求奏明頒行官話字母。張百熙和袁世凱都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了積極的態度，使得王照的“官話字母”得到較順利的推行。

勞乃宣（1843—1921），字季瑄，號玉初，晚號韌叟，浙江桐鄉人。同治進士。曾任南皮、吳橋等地知縣、浙江大學堂監督、江寧提學使等職。勞乃宣在政治上雖然保守，但卻長於音韻學和算學，是當時的知名學者。1905年，他寫成《增訂合聲簡字譜》和《重訂合聲簡字譜》，前者為寧音譜，後者為吳音譜，以在南方推行“官話字母”。這兩個方案均在王照方案基礎上寫成。他在《增訂合聲簡字譜》序中說：“寧河王氏，於前年撰《官話合聲字母》……顧其書專用京音，南方有不盡相同之處，然所差無幾，略加增改，即能相通。”這道出了他的方案與王氏“官話字母”之間的承續關係。其具體為：“於其原定五十音母（聲母）加六字為五十六母；於其原定十二喉音（韻母）加三字為十五韻；於其點發四聲，加一入聲之號，則寧屬各府州縣，及皖屬各處語音相近之處，皆可通行。若再加七母、三韻、一濁音之號，則蘇屬及浙省等處皆可通行矣。”[35]勞乃宣著重強調了兩個問題：一是方言拚音與語言統一的關係，一是切音字與反切的關係。他認為，學了方言拚音再學官話拚音就比較容易，指出：“學南音，非但不與北音相反，而且相成，何也？南方語言，既可以簡字拚之，由是而覽北方之書報，不覺恍然大悟曰：‘此一字吾讀某音，今北方則讀某音；此一音吾所有，今北音則無之；僅須一轉移之功，而北音全解，北音全解而國語全通矣，所謂相反而適相成也。”[36]這種看法頗具見地，道出了今天通過方言語音與普通話語音的對應規律來學習普通話的方法。這種觀點的提出有助於正確處理方言拚音與共同語之間的關係問題。在拚音文字與反切法的關係上，勞乃宣主張“簡字即反切之捷法”，強調二者的一致性。他說：“今通簡字後，則凡有反切之書，皆迎刃而解。然則簡字者，非惟不足湮古學，而且可以羽翼古學，光輝古學，昌明古學。”[37]拚音改革不是完全用外國的辦法取代中國傳統舊法，而是對古代拚音方法的承繼和發展。勞乃宣的觀點是正確的。他還為推行自己的方案積極奔走，呈請當道在南京開辦“簡字半日學堂”師範班，培養普及“官話字母”的骨幹。

第四類屬於采用數碼及自造其他符號的方案。采用數碼的有田廷俊方案、沈韶和方案，自造符號的有劉世恩方案。

上述四類方案，速記符號和數碼及自造符號兩類方案存在的時間很短暫，影響不大。拉丁字母類方案盡管占有一定的數量，擁有一批擁護者，但在當時影響仍然有限，並未形成左右大局之勢，隻是到了民國以後才顯示出它的積極意義。而在晚清時期影響最大的是漢字筆畫方案。經過王照、勞乃宣等人的努力，漢字筆畫方案，尤其是其中的“官話字母”，得到許多人的認同，推廣到許多省份，正如王照所說：“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拚音官話書報社先設於保定，後移北京，編印之初學修身、倫理、曆史、地理、地文、植物、動物、外交等拚音官話書，銷至六萬餘部。”[38]

然而，“官話字母”的推行並非一帆風順，也曾遇到挫折。1910年，醇親王載灃攝政，因《拚音官話報》觸其忌諱，竟然下令各省禁止傳習官話字母，並飭北京巡警局封閉拚音官話書報社。清政府的查禁舉動引起了立憲派的強烈反彈。同年年底，議員江謙向資政院提出了一個說帖，對學部奏報的《分年籌備立憲事宜清單》中所列國語教育事項，舉出八點質問，其中包括“是否主用合聲字母拚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或用形字而旁注合聲字以為範音之助？抑全不用音字，但抄襲近時白話報體例，效力有無，置之不顧？”國語教育的“編訂、頒布、傳習、推廣之期，是否亦須提前趕辦？”等問題。許鼎霖、嚴複、易宗夔、陶鎔、陸宗輿等32人聯署這一說帖。實際上這是對清政府查禁舉措的一個反彈，是在為推廣“官話字母”向官方施加的輿論壓力。此外，呼籲推行“官話字母”的說帖還有：直隸保定官話拚音教育會韓德銘等187人陳請資政院另辦官話簡字學堂，頒行官話簡字；北京“拚音官話書報社”編譯員慶福及各號“官話字母義塾”教員、教習、經理等111人陳請資政院頒行官話簡字；候選道度支部郎中韓印符等8人、江寧程先甲等45人、四川劉照藜及陶柟等均向資政院呈遞條陳，提出推廣拚音文字的各種建議。這些情況說明，經過十餘年的努力，漢語拚音運動已經有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成為中國文字改革的主流。社會守舊勢力的任何阻撓都無法改變它向前發展的潮流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