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太平天國與拜上帝教
基督教傳入中國後,先是秘密地在民間流傳。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廣東籍的落第書生洪秀全讀了一本宣傳基督教的小冊子——《勸世良言》,受到啟發,自行施洗,創立了拜上帝教。他一方麵發展教徒,建立組織;一方麵撰寫闡釋拜上帝教教義的文章,把基督教教義和農民的平等平均主張結合起來,形成他獨特的中西合璧的宗教觀。數年後,經過洪秀全、馮雲山等人的苦心經營,拜上帝教已經在廣西桂平紫荊山地區開辟了廣大的活動基地,貧苦鄉民紛紛來投,並不斷與當地封建統治勢力發生衝突,最終從宗教鬥爭走上政治鬥爭的道路。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等人發動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公開打出反抗清朝統治的旗幟。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次以西方基督教為旗號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在許多方麵都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洪秀全像
太平天國創立的拜上帝教與西方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在許多方麵都吸取了基督教的內容。梁發寫的《勸世良言》就是洪秀全接受西教的啟蒙讀物,其中的許多觀點為洪所接受。1847年初,洪秀全親至廣州,從美國浸信會傳教士羅孝全學習《聖經》,了解其宗教儀式等。洪仁玕在金田起義後也曾出亡香港,投到瑞典巴色會傳教士韓山文門下,接受洗禮,受職傳道。他們都與外國教會和傳教士有過一定的聯係,並受其啟發和影響,給拜上帝教打上深刻的基督教的印記。如太平天國信奉的拜一神、崇基督、尊聖經、尚道德,兼信罪惡、永生、天堂、地獄等教義,又施行禮拜、洗禮、祈禱等教會典禮,都直接取源於基督教。再如洪秀全等人製定的“十款天條”,是拜上帝教的教規,也是後來太平天國的軍紀及國家法律,其內容便是模仿基督教的“摩西十誡”。據《舊約·出埃及記》記載,“十誡”是摩西假托耶和華旨意頒布施行,規定有:(1)不許拜別的神;(2)不許製造和敬拜偶像;(3)不許妄稱耶和華的名謂;(4)須守安息日為聖日;(5)孝敬父母;(6)不許殺人;(7)不許**;(8)不許偷盜;(9)不可作假見證;(10)不許貪戀他人財物。太平天國製定的“十款天條”是:(1)崇拜皇上帝;(2)不好拜邪神;(3)不好妄題皇上帝之名;(4)七日禮拜頌讚皇上帝恩德;(5)孝順父母;(6)不好殺人害人;(7)不好奸邪**;(8)不好偷竊劫搶;(9)不好講謊話;(10)不好起貪心。[18]二者相比,個別詞句雖有改動,但基本內容大體相同,後者明顯脫胎於前者。美國傳教士楊格非在考察了太平天國之後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的宗教,雖有不少的錯誤,然其中仍有幾個重要點為他們所清楚明瞭及熱誠信守的。這幾點正是我們的宗教之根基,無此則不能成為基督教了。他們關於上帝的觀念是正確的……與夫基督為拯救人去罪惡出地獄的救主,與夫將來的賞賜與懲罰等教道,皆是直接從基督教而得來的。”[19]
然而,如果據此把太平天國運動與西方宗教完全等同起來,視為一場基督教運動,便是把複雜的問題看得過於簡單了。太平天國盡管崇拜上帝,信奉耶穌,帶有濃重的西教色彩,但絕不是西方基督教的翻版,在其性質、教義、教規、宗教儀式等方麵都有許多新的創造和特點。因為太平天國革命不是一場純粹的宗教運動,而是在宗教旗幟下開展的農民革命,宗教僅是這場革命的形式和手段,階級鬥爭才是它的實質和目的,宗教的手段始終服從於階級鬥爭的目的。這便是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不同於西方基督教的根本原因。從大的方麵來講,二者的主要區別有以下幾個方麵。
其一,對宗教教義的解釋不同。拜上帝教與基督教在“上帝”“魔鬼”“三位一體”等宗教基本觀念的理解、解釋上存在較大的歧異。洪秀全對它們的解釋完全不受基督教正宗解說的限製,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編造、發揮,把中國的曆史故事、民間傳說以及自己編排的神話統統捏合在一起,形成拜上帝教獨特的宗教觀念。在正統基督教教義中,上帝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和主宰,並對人間賞善罰惡。他是無處不在而又無形跡的獨一真神。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是傳達上帝福音的救世主。上帝和耶穌在基督教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崇拜的最高真神和唯一偶像。而在洪秀全看來,上帝並不是無形無跡的精神實體,而是“一位身著黑色道袍的老人”,是完全被人格化、中國化的人格神。洪秀全寫的《太平天日》對上帝的形象作了這樣的描繪:“頭戴高邊帽,身穿黑龍袍,滿口金須,拖在腹尚(上),相貌最魁梧,身體最高大,坐裝最嚴肅,衣袍最端正,兩手覆在膝尚(上)”。他還給上帝創造了一個易為中國人接受的稱呼:“天父上主皇上帝老親爺爺”,不過使用最多的還是“天父”一稱呼。太平天國還編造出一位“天母”,又稱為“天媽”或“老媽”。基督教教義中有“聖母”瑪利亞,但與拜上帝教中的“天母”根本不同。基督教中的“聖母”是童貞女,由“聖靈感孕”而生耶穌,後嫁給約瑟為妻,與“天父”並無幹係。而太平天國信奉的“天母”則是“天父”的妻子,與天父結為夫婦而生子。而且天母不止一人,按照洪秀全的說法,他與楊秀清及耶穌乃同一“老媽”所生,包括馮雲山等人在內的兄弟姊妹則是“別的老媽”所生。可見,天父是一個多妻多子女的老人。關於耶穌,在正統基督教教義中,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是傳達上帝福音的救世主。上帝為拯救世人出苦難,降孕瑪利亞而誕生耶穌,耶穌是上帝的代表,但又有人的形象,具有亦神亦人的身份。在拜上帝教中,耶穌被稱為“天兄”,但不是上帝的獨生子,而是上帝的長子。洪秀全為了神化自己和太平天國其他領導人,把他本人和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韋昌輝、石達開等統統說成是上帝的兒子,稱耶穌為上帝之長子,自己是次子,其他領導人依次遞降。至於魔鬼,在基督教教義中係指專事抵擋上帝,並**人犯罪的邪惡之源,含義比較抽象。洪秀全講的魔鬼並不單指宗教虛幻世界中的邪惡妖魔,而是現實社會中的封建統治者,稱清帝為“閻羅妖”,是攻擊的主要對象。西方基督教,尤其是來華傳教士宣傳的宗教主張,主要是鼓吹抽象的人類之愛,假借神意,教人服從統治階級,追求彼岸世界的精神解脫。而洪秀全則強調現實社會的黑暗和不平,號召人民奮起反抗現實世界中的“閻羅妖”,“革故鼎新,莫不來王來享;斬邪留正,莫不同心同德”,[20]建立“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新天朝”。這個“新天朝”並不在彼岸世界的天國,而是在此岸世界的人間。
其二,組織係統性質的不同。西方基督教是純粹的宗教組織,其宗旨唯在追求個人的精神超脫、靈魂不朽及人類博愛,其組織活動完全是單純的宗教行為。以來華天主教為例,早在明末時羅馬教廷就設立澳門主教區,在中國建立自己的組織係統。到清代,來華天主教逐漸形成總本堂區、本堂區和堂口三級組織機構,設主教、司鐸、神父等神職人員進行管理。堂口是天主教的基層組織,也是天主教徒進行宗教活動的場所。傳教士笪良仁在1845年9月15日的信中對上海地區的堂口作了這樣的描述:
每一個堂口都有一個公所,公所就是有小堂的專為集合教友的一座屋子。小堂不是別的,隻是一間廳堂。廳的深處立有一座祭台,祭台上豎有帷幔,祭台兩旁各有一隻小幾桌。祭台上一般裝有一架十字苦像,一幀耶穌或聖母的聖像,四或六隻粗製的燭台,一幅帷幔掩住了牆壁,作為小堂的底幕。在祭台兩旁的小幾桌上,懸掛著兩幅畫得並不高明的天神像:一幅是護守天神導引著一個中國小孩,一幅是總領天神彌額爾戰敗幽王魔鬼的像。這兩隻小幾桌因而稱作天神台。小堂旁邊就是神父的住屋,住屋用薄板分成兩間,內間作為臥室,外間作為餐室。[21]
堂口的一切陳設全都是為宗教活動而設置,呈現出濃厚的宗教氣氛。天主教的本堂區、總本堂區就在這樣的堂口基礎上建立起來。
與西教相比,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有著完全不同的組織形式。它建立起來的組織體係具有政教合一、軍政合一的特點,是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和手段。太平天國當局在1853年頒布的《天朝田畝製度》對其組織係統作了明確的規定:五家為伍,設伍長;五伍為兩,設兩司馬;四兩為卒,設卒長;五卒為旅,設旅帥;五旅為師,設師帥;五師為軍,設軍帥。一軍由13156家所組成。從兩司馬到軍帥挑選本地人充當,稱鄉官,軍帥以上各官由上級委派。這就形成了以兩司馬所統25家為基層單位,由卒、旅、師、軍等建製單位層層統轄的組織體係。每個單位都具有多種功能,既是一種軍事編製,又是一級行政組織,同時還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宗教、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單位,合作戰、行政、宗教、社會生活於一體。《天朝田畝製度》對這種軍政教合一的組織性質作了說明:“每軍每家,設一人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上。”可見,在組織係統上,太平天國與西方宗教大不相同,其政治性是第一位的,宗教性居於其次。從形式上講,太平天國的組織形式更多地借鑒了中國曆史和現實的經驗與方法,擯棄了西方宗教的組織形式,是一種新的創造。
其三,在宗教儀式上的不同。太平天國的宗教儀式與西方宗教也不相同。對此,支持太平天國的英國人呤唎這樣評價說:“他們(按:指太平天國領導人)盡力實現《聖經》教義的禮拜儀式,也是跟基督新教相符合的。他們遵守了並舉行了基督新教的一切主要聖禮,由於他們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去解釋的,所以有些是正確的,有些卻是不正確的。”[22]如洗禮是基督教中最重要的禮儀,有浸水、灑水和灌水之分,而太平天國並未完全照搬,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和實際情況,因時因地因人而異。有的“用水洗胸,表示洗心之意”,這是用《易·係辭》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一語,附含其義;有的則跳入小河中洗淨全身,有時“隻不過經過一日的教訓便得了”。[23]再如,聖餐也是西方宗教的重要禮儀,是發揚基督精神,團結教徒的重要儀式。但太平天國對此不甚重視,很少舉行。在各種文獻中很難找到太平天國早期活動中舉行過聖餐儀式的記載,隻是在洪秀全的晚年仿行過,但遠不如西方宗教那麽隆重。如前所述,西方宗教,無論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都有專門舉行宗教儀式的場所——教堂,有專職主持儀式的人員——牧師或主教,而太平天國則不然,無論在鄉村,還是在城市,都不設專門舉行宗教儀式的教堂。呤唎在談到這種情況時說:“太平天國不單設禮拜堂,而是以主要公署和王府中特別建造的聖殿,或天廳,充作拜上帝之用。天廳總是全部建築物中最重要的部分,神聖尊嚴,從不在宗教之外充做別的用途。”[24]太平天國不設牧師及主教,而設宗教官或由各級軍政長官來主持宗教儀式,體現出軍政合一的特點。太平天國的宗教禱文多種多樣:有為出征前用的,有為戰勝或戰敗之後用的,有為傷病人員用的,有為興建房屋用的,有為收獲用的,有為嬰兒誕生用的,有為每日用的等等。內容多為求福免災,希冀天朝興旺發達之意。每當禱告完畢,會眾全體起立歌唱讚頌,各種樂器一齊鳴奏,有時還焚香放鞭炮,場麵甚為熱烈。這種獨特的宗教儀式在西式宗教活動中是決然見不到的。
總之,以洪秀全為首的太平天國領導人為了適應政治鬥爭、軍事鬥爭的需要,對西方宗教進行了大膽的變革,使之政治化、中國化,既適合中國人的口味,便於爭取廣大民眾,又便利於開展階級鬥爭,以達到其推翻清王朝,建設人間“小天堂”的目的。因此,在研究太平天國宗教時,既要看到它與西方宗教的聯係,又要注意二者的不同,偏重哪個方麵都是不對的。
二、民間秘密宗教
民間秘密宗教是相對於公開合法存在活動的正宗佛教、道教、伊斯蘭教而言,泛指那些不能公開活動,被統治階級視為“邪教”“左道”“異端”的宗教組織。這些宗教“依讬宗教之旁門左道,不可勝數,彌勒教、白蓮教、天理教、中洋教、上帝教、三祖教、黃天教、在理教、義和團、大乘教、大成教、薩滿教,及崇拜一切自然物如水火龍蛇之類者,非流於妖邪,即困於鄙陋,實皆不足以言宗教也”。[25]此外,像無為教、龍天門教、齋教、黃天道、清水教、青蓮教、白陽教等,均屬民間秘密宗教之類。民間宗教的來源頗為複雜,有來源於基督教者,如拜上帝教,也有來源於道教者,更多的是由佛教門派衍化而來。特別是自元明以來流行於世的白蓮教,更是晚清時期民間秘密宗教的主要來源。事實上,不少民間宗教在發展的過程中並不太講究佛、道二教的門戶之別,通常相互滲入不同流派的宗教觀念及民間秘密結社的組織觀念,兼有各家的特點。
晚清民間秘密宗教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派別林立,自立門戶,互不相統,組織上處於渙散狀態。正由於此,它們尊奉的神祇也十分駁雜,諸如無生老母、彌勒佛、玉皇大帝、洪鈞老祖、張天師、關聖帝君、梨山老母、達摩老祖等佛教、道教中的崇拜偶像,以及許多神話人物、小說傳奇人物等,全都請了出來,頂禮膜拜。但是,由於不少民間宗教都與白蓮教有關,因此白蓮教關於“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無生老母創世”“三期末劫”等觀念,幾乎為所有的秘密宗教所接受。這種否定現實的思想觀念顯然是促使民間宗教形成“異端”,走上反對封建統治當局道路的重要因素。元明清時期的許多農民起義,如元代白蓮教起義,明代聞香教起義,清代天理教起義、八卦教起義,晚清義和團運動及太平天國起義等,都是由民間秘密宗教直接發動,或與之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因為如此,曆代封建統治者對民間秘密宗教向來采取取締政策。義和團運動興起後,吳橋縣令勞乃宣輯成《義和拳教門源流考》,竭力論證義和團“乃白蓮教之支流”、“其為邪教,形跡顯然”。[26]其目的是企圖促使清政府盡快除之。這本書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對待民間宗教的態度。
民間秘密宗教盡管受到清政府的禁止,但在社會上卻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傳播流衍,旋起旋滅,大有愈禁愈烈之勢。許多民眾反抗活動皆與民間秘密宗教有關。胡思敬在《驢背集》中說:“光緒二十六年庚子春,山東義和拳大起。義和拳即八卦會匪,與白蓮教異派同源。匪首郜文生,商邱人,倡亂乾隆中葉,旋被執誅死。嘉慶時再熾,由河南擾及曹州,給事中周延森發其事,朝命那彥成討平之,盡滅其黨,懸為例禁。自西人入中國傳教,良懦多受欺淩,拳匪因民之勿忍也,遂劫眾以叛,聲言保清滅洋,不傷害良民。”[27]民間秘密宗教反映了一部分下層民眾的願望。鴉片戰爭以前,他們主要和封建政府對抗,鴉片戰爭後,當西方列強成為中華民族大敵的時候,中國人民則以民間秘密宗教為號召,為鬥爭形式,展開對外來侵略者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