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開會,中國人也開會。在近代碰上了,才發現兩邊開會的方式,根本不一樣。

初民時代,無論東方西方,能開會是一種文明的標誌,形式都差不多,大家七嘴八舌,長老一錘定音。如果長老的意見反對聲音多了,也可以重議。這種東西,人類學家稱之為氏族民主,這種民主最精致的形式,就是古希臘、古羅馬的共和國。顯然,這種民主式的開會,投票表決好像還不興,古希臘、古羅馬的共和國公民大會,號稱直接民主,大家也無非是用敲打兵器表示讚同或者反對。這樣的敲打,在東方草原上,也有過。

進入中世紀之後,東方西方,會依舊開,但民主沒有了。開會,不是各國寡頭分贓,就是一國的權威征求意見。想起來,西方的會沒有東方多。中國的王朝,雖說皇帝說了算,會卻經常開。以漢朝為例,有禦前會議、宰輔會議、百官會議(或者叫大朝會)、小朝會,皇帝天不亮起**朝,就是開會。

這樣的會,基本上就是大臣們發表意見,以供當家人參考,當家人可能是皇帝,但也可能形式上是皇帝,實際則是太後、外戚、權臣乃至宦官。開會的時候,討論是沒有的,但可能有爭論,往往是很意氣用事的爭執,爭到主持會議的皇帝不知所措,雙方還悻悻的。跟皇帝爭的死心眼也是有的,“臣期期以為不可”硬抗的諍臣,史書上就曾有記載。但是,多數情況下,爭論都是在私下了結的,該擺平,按理都在底下擺平,私下的交涉,無非在酒桌上,青樓中,那裏,才真的是中國大人物開會議事的場所。拿到會上的話,基本上沒有“不利於團結”的。因此,會議就是一個程序,朝中大小事決定下來怎麽辦的程序,該怎麽辦,其實私下都安排好了。盡管是議一些早就定下來的事情,會上的議論依然要一本正經,表態說話的時候,必須嚴格按照官員的地位、身份,依照等級秩序排列,誰先說,誰後說,絕對不得越級搶話,如果有哪個冒失鬼膽敢這樣,即使殿中禦史沒有把你當場轟出去,以後也沒有好果子吃,大抵是吃不了兜著走的。

官家是民家的榜樣,因此,官家這樣開會,民間宗族議事,大抵也就這樣比著來,盛行私下商議,開會走形式,過程序。每有大事,做主的幾個人把事情都商量好了,開會的時候,擺出來,弱勢的即使有意見,也成不了氣候,隻能忍氣吞聲。

這樣的會,中國人開了上千年,突然之間,西方人來了。作為不速之客的西方人,不光打打殺殺,賣鴉片,做貿易,還要跟中國人辦交涉,一起開會,讓中國人感到無限的麻煩,令洋鬼子感到莫名驚詫。“少見多怪”的英國公使威妥瑪在他的使華日記裏,記錄過他跟中國的總理衙門諸大人的開會過程:

“中國總理衙門其規矩與歐洲各國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國使臣至總理衙門,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以若以飲食為交涉之要務也者。又中國雖事權不歸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見,每使臣發一議論,則各人以目相視,大臣視親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視舊在署之大臣,若王發一言,則各人轟然響應,亦莫非是言。若親王不言,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餘至署,諸人相顧無敢先發一語,餘不複能耐,乃先發言曰:‘今日天氣甚好。’而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覺不可複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氣果好。’於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氣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聲雲。”

看來,中國人最早跟洋人開會,或者說會談,是把私下和公開的兩種程序混一起了,合起來跟老外扯皮。私下交涉的酒果上來了,吃吃喝喝,聯絡感情,正經說話的時候,又按等級來,地位高的先說,如果他不說,誰都不敢說,大眼瞪小眼,他說完了,大家附和,連“天氣果好”這種寒暄話也都說得一模一樣,真是非禮勿言,言必唯上。雖然讓洋人笑話,但自家絕對不會犯錯誤。

當時的總理衙門,相當於中國的外交部,但是這樣的外交部,如此會談,是辦不了什麽外交的,耐性好的英國人,還能保持禮貌,急性子的法國人,動不動就咆哮起來,大鬧公堂,當然也無濟於事。因此,很多情況下,清政府的對外交涉,都是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和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那裏辦,反正有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人肯擔責任,上頭有太後的默許,總理衙門樂得閑著,凡事追認就是。這就是為什麽李鴻章以地方大員身份,幾十年主導清朝外交事務的真正原因。

再後來,康有為梁啟超鬧變法,學西方政治,發現自己夥的人,開會討論,發言議決等等一點不靈,於是定規矩,一點點教,可還沒有來得及教會,西太後發動政變,大家死的死,逃的逃。後來孫中山接著教,還寫了一本書,叫《民權初步》。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人會像西方人那樣開會了嗎?沒有。很不幸,我們又複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