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開會，中國人也開會。在近代碰上了，才發現兩邊開會的方式，根本不一樣。
初民時代，無論東方西方，能開會是一種文明的標誌，形式都差不多，大家七嘴八舌，長老一錘定音。如果長老的意見反對聲音多了，也可以重議。這種東西，人類學家稱之為氏族民主，這種民主最精致的形式，就是古希臘、古羅馬的共和國。顯然，這種民主式的開會，投票表決好像還不興，古希臘、古羅馬的共和國公民大會，號稱直接民主，大家也無非是用敲打兵器表示讚同或者反對。這樣的敲打，在東方草原上，也有過。
進入中世紀之後，東方西方，會依舊開，但民主沒有了。開會，不是各國寡頭分贓，就是一國的權威征求意見。想起來，西方的會沒有東方多。中國的王朝，雖說皇帝說了算，會卻經常開。以漢朝為例，有禦前會議、宰輔會議、百官會議（或者叫大朝會）、小朝會，皇帝天不亮起**朝，就是開會。
這樣的會，基本上就是大臣們發表意見，以供當家人參考，當家人可能是皇帝，但也可能形式上是皇帝，實際則是太後、外戚、權臣乃至宦官。開會的時候，討論是沒有的，但可能有爭論，往往是很意氣用事的爭執，爭到主持會議的皇帝不知所措，雙方還悻悻的。跟皇帝爭的死心眼也是有的，“臣期期以為不可”硬抗的諍臣，史書上就曾有記載。但是，多數情況下，爭論都是在私下了結的，該擺平，按理都在底下擺平，私下的交涉，無非在酒桌上，青樓中，那裏，才真的是中國大人物開會議事的場所。拿到會上的話，基本上沒有“不利於團結”的。因此，會議就是一個程序，朝中大小事決定下來怎麽辦的程序，該怎麽辦，其實私下都安排好了。盡管是議一些早就定下來的事情，會上的議論依然要一本正經，表態說話的時候，必須嚴格按照官員的地位、身份，依照等級秩序排列，誰先說，誰後說，絕對不得越級搶話，如果有哪個冒失鬼膽敢這樣，即使殿中禦史沒有把你當場轟出去，以後也沒有好果子吃，大抵是吃不了兜著走的。
官家是民家的榜樣，因此，官家這樣開會，民間宗族議事，大抵也就這樣比著來，盛行私下商議，開會走形式，過程序。每有大事，做主的幾個人把事情都商量好了，開會的時候，擺出來，弱勢的即使有意見，也成不了氣候，隻能忍氣吞聲。
這樣的會，中國人開了上千年，突然之間，西方人來了。作為不速之客的西方人，不光打打殺殺，賣鴉片，做貿易，還要跟中國人辦交涉，一起開會，讓中國人感到無限的麻煩，令洋鬼子感到莫名驚詫。“少見多怪”的英國公使威妥瑪在他的使華日記裏，記錄過他跟中國的總理衙門諸大人的開會過程：
“中國總理衙門其規矩與歐洲各國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國使臣至總理衙門，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以若以飲食為交涉之要務也者。又中國雖事權不歸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見，每使臣發一議論，則各人以目相視，大臣視親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視舊在署之大臣，若王發一言，則各人轟然響應，亦莫非是言。若親王不言，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餘至署，諸人相顧無敢先發一語，餘不複能耐，乃先發言曰：‘今日天氣甚好。’而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覺不可複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氣果好。’於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氣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聲雲。”
看來，中國人最早跟洋人開會，或者說會談，是把私下和公開的兩種程序混一起了，合起來跟老外扯皮。私下交涉的酒果上來了，吃吃喝喝，聯絡感情，正經說話的時候，又按等級來，地位高的先說，如果他不說，誰都不敢說，大眼瞪小眼，他說完了，大家附和，連“天氣果好”這種寒暄話也都說得一模一樣，真是非禮勿言，言必唯上。雖然讓洋人笑話，但自家絕對不會犯錯誤。
當時的總理衙門，相當於中國的外交部，但是這樣的外交部，如此會談，是辦不了什麽外交的，耐性好的英國人，還能保持禮貌，急性子的法國人，動不動就咆哮起來，大鬧公堂，當然也無濟於事。因此，很多情況下，清政府的對外交涉，都是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和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那裏辦，反正有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的人肯擔責任，上頭有太後的默許，總理衙門樂得閑著，凡事追認就是。這就是為什麽李鴻章以地方大員身份，幾十年主導清朝外交事務的真正原因。
再後來，康有為梁啟超鬧變法，學西方政治，發現自己夥的人，開會討論，發言議決等等一點不靈，於是定規矩，一點點教，可還沒有來得及教會，西太後發動政變，大家死的死，逃的逃。後來孫中山接著教，還寫了一本書，叫《民權初步》。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人會像西方人那樣開會了嗎？沒有。很不幸，我們又複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