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隊首先偃旗息鼓，鳴金收兵，早已達成戰役目的的日本軍隊自然是求之不得，樂得清閑。圓部和一郎把戍守宜昌的任務，交給了第十三師團。
兩個月後，田中靜乙調往馬尼拉，接替本間雅晴擔任駐菲律賓的日本第十四軍司令官，宜昌城新的統治者，是內山英太郎中將。
仗打完，中日雙方翻開賬本，算盤撥得嘀嘀嗒嗒響，各算各的賬。
我們先看看日軍的賬本——第十一軍軍部給東京大本營上呈的《宜昌作戰雙方傷亡情況報告》：
這次戰役（自五月一日至六月二十四日）綜合戰果報告如下：
敵交戰兵力約三十五萬人，遺棄屍體為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具，被俘為四千七百九十七人，繳獲武器：野炮十一門、山炮十二門、機關炮兩門、迫擊炮五十三門、高射機關槍三挺、重機槍一百二十四挺、輕機槍四百一十七挺、步槍九千六百八十四支，各種槍炮子彈約一千二百萬發。
日軍損失：戰死一千四百〇三人（內將佐一〇六名），負傷四千六百三十九人（內將佐二〇三人）。
眾所周知，這次作戰給了當初戰鬥意誌旺盛的第五戰區部隊，精神上、物質上極大的打擊。在重慶很快傳出“日軍逼近重慶”的風聲，加上歐洲形勢激變，使重慶政權內部抗戰與和平兩派的分裂更加激化，日中戰爭八年中，蔣介石最感到危機的時刻，就是宜昌作戰的時候。(13)
請注意，日軍的雙方傷亡情況報告裏，隻有中國軍隊的戰死數字，卻無受傷數字，這自然是日軍不可能掌握這一數字，但按日軍上報的傷亡情況來看，傷者當在死者的二至三倍。
如果這一推斷成立，按照日軍所言中國軍隊遺棄屍體為六萬三千一百二十七具，那麽，傷者就應在十五萬左右。
當然，筆者依據的，僅僅是日軍羅列出的數字。毋容置疑，與曆史上所有陷入戰爭的國家一樣，日軍的戰時宣傳同樣是政治功利高於一切的，他們的軍隊同樣在戰場上欺上瞞下，謊報戰功。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他們的戰史，同樣是建立在虛假的戰報之上的。
關於虛報戰功的問題，就連官至第十一軍司令官的圓部和一郎也不例外。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四日至四月九日進行的上高會戰，圓部敗於羅卓英之手。
日軍傷亡慘重，無力實現鄱陽湖“掃**”計劃。為了保存實力，不得不盡全力拚命突圍，向原來進攻的老路倉皇潰退。
羅卓英令旗一揮，國軍全線出動，分兩路對日軍實施側後追擊，予以重創。
三月二十八日，國軍主力進攻官橋街，與日軍激戰至下午，將日守軍六百餘人全部殲滅，並擊斃日軍第三十四師團少將指揮官岩永。國軍乘勝挺進，再擊斃聯隊長濱田大佐，追得第三十四師團參謀長引咎切腹自殺。此役殲滅日軍一萬六千餘人，擊落敵機一架，繳獲日軍軍馬兩千八百餘匹，輜重物資無數。
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將此役稱之為“抗戰以來最精彩的一戰”。
蔣介石對擔任攻擊主力的七十四軍甚為滿意，特以軍委會名義授予七十四軍“飛虎旗”一麵，七十四軍從此便有了“虎”部隊的威名，此為國民革命軍中最高獎勵。
要不是敵機狂轟濫炸，日軍統帥圓部和一郎沒準也就玉碎在上高那地兒了。
但是，圓部為了逃避國內輿論指責，通過廣播，捏造戰報，宣傳他們“已經占領上高縣城，達到了殲滅重慶軍主力之目的，乃回兵南昌”。
此戰結束，圓部和一郎因為戰敗和謊報軍情，被大本營免職，由阿南惟幾中將接任。
日本《讀賣新聞》的隨軍記者小俁行男在他戰後著的《侵略——中國戰線隨軍記者的證言》一書中說：“勝利！勝利！勝利！——經常報道這些鼓舞人心的戰爭消息，這類報道都不必通過新聞檢查，可是一旦寫日軍遭到襲擊吃了敗仗，就會招來新聞檢查的麻煩。不過，要是采取描寫前線士兵如何忍受困苦進行戰鬥的這種方法，就能勉強通過新聞檢查，所以我的新聞稿就盡量圍繞這一題目寫。當時不準使用‘士兵’這個詞，表現‘士兵’時要寫‘勇士’。”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承認：“更應該注意到，單純的遺屍數目，未必就意味著敵人損失的多少，因為其中往往包括多數的居民。”《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這樣分析：“由於從來光憑戰果論功行賞，因而造成了掩飾失敗、捏造戰果的壞風氣。”《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認為：日軍戰史中的“戰況”及“戰果”，是根據當時日本當局發表的作戰公報編寫的。但連日本人也認為“大本營發表的統計數字相當可觀，但其中70％是為了誇耀戰果而增加的水分”。
宜昌失守，大後方人心惶惶。
蔣介石嚴控記者暴露真相，管控主流媒體，中央社、《掃**報》等發布的消息始終不敢痛快承認。一會兒說，敵方宣傳占領宜昌純屬子虛烏有，一會兒又編造許多自相矛盾的神話來**，什麽“收複宜昌，殲滅大量敵軍”雲雲，什麽“以雷霆萬鈞之勢肉搏敵陣。敵人伏屍塞途，全線瓦解”雲雲。
國軍打了敗仗，丟了宜昌，總得要找找原因才是。
陳誠在恩施召開軍事會議，檢討宜昌戰敗教訓，將星閃耀，濟濟一堂。
這個會，有人歡喜有人愁。
鄭洞國將軍晚年回憶：“宜昌之失，從根本上講是我軍戰略失誤造成的。本以為我軍在長江兩岸集結有大量兵力，卻始終未能形成一支具有較強機動性的打擊力量，反被分散用來防守宜昌及周圍的眾多據點。由於分散兵力固守宜昌諸點，我軍始終處於內線作戰的不利地位，無法形成拳頭，機動靈活地打擊敵人，處處顯得被動，窮於招架，最後被日軍各個擊破。棗宜會戰結束後，上峰追查宜昌失守的責任。我也因榮譽一師棄守土門埡，被記過一次。這是我二十餘年的戎馬生涯中，唯一受到的一次軍紀處分。”(14)
像鄭洞國將軍這樣受個警告處分是輕的，宜昌作戰中失職的將領，當場被抓的，被擼官帽的，多達二十餘名。
第二十六軍蕭之楚作戰不力，免去軍長之職，由第四十一師師長丁治盤將軍繼任；
第十八軍軍長彭善指揮失當，予以免職，以第一八五師師長方天將軍繼任；
第七十五軍軍長周喦將軍作戰努力，升任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
剛剛在昆侖關大血戰中出盡風頭的鄭洞國，沒想千裏迢迢日夜兼程趕到長江邊上，宜昌一仗竟然折了他麾下兩員大將，新編第三十三師師長張世希免職，以楊寶轂繼任。榮譽一師師長舒適存因是棄守土門埡的直接責任者，不僅當場被宣布撤了差，稍後還被判了五年徒刑。據說上峰念其在昆侖關戰役中立有戰功，這樣處置尚屬重罪輕罰。
會場上的氣氛恐怖得令人窒息。
陳誠的參謀長施北衡中將高聲宣布懲獎名單。
第一個被宣布摘去“頂戴花翎”，移送軍法的，正是宜昌警備司令蔡繼倫中將。
在八年抗戰中，武漢淪陷後，宜昌便取代武漢的戰略地位，成了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東大門。
單就這一點，這裏所發生的一切大事要事，都會驚動“朝野”，甚至產生極大的反響。
陳誠在這裏怒斬一位國軍中將，你想那是多大的事！
蔡繼倫一被點著名字，就被摘去領章帽徽，整個人馬上就萎了。
當兩名憲兵上前將他架出會場時，好家夥，不管是受了處分沒受處分，或是受到嘉狀晉升的上百名將領，全都對其怒目以示。
不但有罵的，離得近的好幾位將軍竟然爭先恐後飛起腳尖向蔡司令踢去。
蔡司令已邁不動步子，被兩名身強體壯的憲兵拖著前行，嚇得來魂飛魄散，一路尿滴，臭不可聞。
其實蔡繼倫也不是無名之徒，領章上也還綴著兩顆令人羨慕的金豆豆，然不論是《宜昌市誌》，還是《宜昌縣誌》，竟隻字未提到這位蔡司令。
筆者在《馮玉祥自傳·我的抗戰生活》裏看到了蔡司令的身影。
“有個姓蔡的，叫蔡繼倫，湖北人，也是陸大畢業，是劉菊村的親戚，被人告發他把國家給的國防建設款項都裝了腰包，後來由軍法人員問實了槍決的。”
蔡繼倫就曾在馮將軍的麾下當兵，並且還升了官，表明在蔡繼倫出事之前，馮將軍對蔡的印象應當不差。
蔡繼倫沒被槍斃之前，肯定是黨國優秀領導幹部，吉星高照，官運亨通便足以證明。
一九三六年二月初，他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授為陸軍少將，嗣後出任湖北荊宜師管區司令兼宜昌警備司令，沒過多久又晉升中將。
不優秀他哪能提得這麽快？
當了中將司令的蔡繼倫很有派，去武漢開會，來回都是坐飛機。
蔣介石為了修建宜昌至當陽，宜昌至石牌間的國防工事，由軍事委員會撥了一百萬元，除了一個工兵營，還雇傭了大量民工，由宜昌和當陽、石牌同時施工修建“鋼骨水泥”炮台若幹座，炮台厚度，要求必須能抗得住遊弋竄擾長江內的日本艦艇的炮擊為標準。炮台體積，必須以架設十五至二十四生的大炮為度。
於是蔡繼倫兼任的江防工事建設指揮部每日以小火輪和拖駁載運沙石、水泥、木料、器材、工具和人員往來於宜昌至石牌江麵。
此外，宜昌到當陽之間，也在修築陸上的國防工事。
軍民看似熱火朝天，忙得不亦樂乎，實際上全是豆腐渣工程，蔡繼倫采用層層發包、偷工減料、虛報虛領工程款等方法，將大筆款子裝進了自己荷包，還不惜一切手段，隻要能把上麵派來考查國防工事質量的官員瞞過，便算了事。
馮玉祥將軍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來宜昌督練抗戰部隊、視察江防工事。
那時的宜昌，籠罩在極緊張的氣氛中。抗日的各方兵力在這裏集結，整編的、整訓的、駐守的、過境的部隊多達十幾萬人。
後來，馮將軍在自傳中多次提到了蔡繼倫，如《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中便寫道：“從貴陽回到重慶，到宜昌，一麵督練十八軍的軍隊，一麵奉令檢閱宜昌的要塞。先提要塞，要塞是位姓蔡的叫蔡繼倫負責任。修了很多小炮台，每個炮台存了三尺多深的水，炮放上去，看不見敵人，總而言之，完全不合用。蔣介石也派人來考查這項工程，聽說有人給告發了。蔡繼倫本是一位極不實在的人，不是誆騙，就是欺詐，這一回被人查實了，先下了監，後來查出他賺了很多的款子，被槍決了。本來這個人不能用的，不知道他買通了誰，把自己的命送掉了。”(15)
蔡繼倫除了貪汙國防建設款，在宜昌期間還分管征兵工作三年，僅此一項便受賄高達六十多萬元。
他用貪汙來的這些錢款，養了四個小老婆，真個是隻爭朝夕，不叫一夜閑過！
據《宜昌抗戰紀實》中的“中日宜昌戰役”一文（史淡遠、王哲強）稱：正當中日鏖戰棗陽、宜城之際，“從宜昌傳出令人震驚的消息：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撥款、動用幾萬民工構築的宜昌至當陽的數道防禦工事竟簡陋不堪，這對付日軍鐵蹄隻能是自欺欺人。情況不難查明，原來時任荊宜師管區司令兼宜昌警備司令的蔡繼倫督辦這項工程時貪汙了巨額國防工程款。在這個當口出這等事，蔣介石十分惱怒，曰：‘此人該殺！’五月二十五日，蔡繼倫被革去官職，押赴重慶，繼軍法審判，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民國軍人八卦》有“會計獨立製度的殉道者蔡將軍小傳”，全文如下：
“蔡繼倫將軍，湖北人，一九四〇年任宜昌警備司令，在修建國防工程時照例貪汙，傳說後因分贓不均，被會計拿了一大堆假圖章和假單據告狀。蔡在軍事法庭上大吼：‘江陰的國防工事用了幾千萬元，做的工事一攻就破。馬當的國防工事也用了幾千萬元，隻在江心裏沉了幾條船，根本沒做什麽工事。我還做了不少工事，並且經過上級驗收，怎麽能說我貪汙呢？會計是獨立的，我的會計是軍政部會計長派的，假賬是會計幹的，我不能替他負責！’軍事法庭於一九四〇年五月下達判決書，蔡繼倫免官、槍斃。”(16)
《我對抗戰中的恩施的片斷回憶》（梁羽）也雲：“陳誠最痛恨貪汙分子，我幾次聽他說：‘與其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當了三年軍需的，拖出去槍斃，不算冤枉。’那幾年，因貧汙瀆職先後被判死刑的有：宜昌中將城防司令兼警備司令蔡繼倫，監利縣長黃向榮，宜昌縣長武長青，省糧政局恩施辦事處主任、省‘平供處’糧食部經理陳國良及保安司令部敲詐老百姓的官兵多人。”(17)
宣布移送軍法的將領除了蔡繼倫，還有江防軍總司令郭懺中將、第八軍榮譽一師師長舒適存少將等。
被念罷名字，早已準備好的憲兵一擁上前，“唰唰”摘掉帽徽領章，腳不沾地就架了出去。
對將領們的處分，如同指揮打仗一樣，完全是蔣介石說了算。
陳誠心裏也窩著一團火，他的老對手何應欽自然會落井下石，直接在蔣介石麵前上他的爛藥，說：“軍委會叫他陳修辭去駕船，他把船員丟了，把船砸了！處分了一大堆將領，難道他自己就沒有一點責任？”
何應欽的手下嘍囉也四處放出話說：“土木係本身就是蛇鼠一窩，互相庇護。”
偏偏有人說話不曉得深淺，做事盯不到苗頭。
檢討會上，陳誠裝模作樣地要大家發言，於是第十一師參謀長尹作幹便想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在陳長官麵前好好表現一番，便搶先起身，侃侃言道：“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騏驥千裏，非一日之功。我軍這次兵敗宜昌，問題實在太多。從我十一師來檢討，首先在於士氣不振……”
沒想平素很難在下屬麵前冒火的陳誠頓時一拍桌子沉下臉來，毫不客氣地嗬斥道：“什麽士氣不振？我看十一師官兵的士氣好得很，你的師長方靖更好，就是你尹作幹個人萎靡不振！”
十一師師長和參謀長都被一言九鼎的陳長官在大會上點了名，姓方的一飛衝上天，姓尹的一頭栽下地。
尹作幹原想露上一小手，沒想到招來陳長官雷霆之怒。一想到錦繡前程篤定因此要蛋打雞飛，心急如焚，苦不堪言，頓時雙眼發直，臉色發白，“咯噔”一下就抽了過去。
沒過多久，一紙調令就讓他去了李延年的第二軍第九師報到，雖然還是師參謀長，名義上也是中央軍，但從第十一師調到第九師，就如同從米籮跳進了糠篼裏。
更何況，第九師還是全軍臭名遠揚的“無頭師”。
個中故事，後麵筆者會講。
方靖當然也在場，作為陳誠的心腹，身在官場多年，他太知道有幸被陳長官當眾表揚意味著什麽，耳畔似聞如歌行板，歡暢之情，自不待言——果不其然，僅過了一年多一點，陳誠便保舉他升任了第六十六軍中將軍長。
郭懺、舒適存都是當場被撕領章被摘帽徽讓憲兵帶下場去的。
宣布時隻說是移交軍事法庭審判，盡皆擔心吃飯的家夥不保，都嚇得三魂去了兩魄。
宜昌陷落，中國戰時首都危殆。
當時國民參政會正在開會，參政員們明知這都是蔣介石親自指揮的結果，但誰也不敢把矛頭指向他，卻提出“嚴懲陳誠以謝國人”。
蔣介石既不願自己承擔責任，又不願陳誠——陳確也是臨危受命——代其受過，隨即手令將郭懺從宜昌三鬥坪押解重慶，交軍法審判，由參謀總長何應欽、軍事參議院院長陳調元、軍事委員會軍法總監何成浚等三名上將會審。
郭懺押至重慶後，首先是到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投案報到，本應立即依法關押，但由於郭懺在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間曾任武漢警備司令，歸何成浚（當時何是鄂豫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北省政府主席）指揮，給何留下較好印象。
何成浚對陳誠一貫不滿，而且知曉宜昌失守責在陳誠，郭懺是代陳受過，因此念在郭的一段袍澤關係，命郭直接回到重慶歌樂山家裏去，並囑咐郭懺：“回家以後，不要出來露麵，以後要找你時，隨傳隨到。委員長如果問我，我就說你在我這裏（意即關押起來了）。”
郭懺與陳誠的關係非同一般，兩人均畢業於保定軍校炮科，又都是浙江老鄉，陳誠是青田人，郭懺是諸暨人。一九二七年八月，蔣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得下野，第二十六軍軍長周鳳歧趁機投靠桂係，時在周鳳歧手下任團長的郭懺並未參與。未幾，蔣介石重新複出，周鳳歧被迫宣布辭職，由陳焯任第二十六軍軍長，陳焯就職後，發現郭懺不僅軍事素質良好，思維敏捷，多謀善斷，而且為人謙遜，作風嚴謹，遂呈請軍事委員會任命郭懺為少將參謀長，次年四月旋調任十八旅旅長。
到了年底，何應欽一個電話，卻斷送了郭懺的錦繡前程。
何致電劉峙，謂郭係周鳳歧連襟，囑劉對郭嚴加注意。
蔣鼎文也是浙江諸暨人，與郭懺私交甚好，遂將這一消息告訴了郭懺，並囑其迅速離開部隊，以防不測。
郭懺遂以赴外國留學為名，從陳焯手中領走了兩萬元大洋，徑自去了上海。
那時陳誠率十八軍正在江西“剿共”，一聽郭懺出了事，馬上派人將他請來，委他任十八軍中將參謀長。
從此，郭懺追隨陳誠，成為“土木係”骨幹，並一直在陳誠身邊擔任要職。
郭懺這回被一擼到底，江防軍總司令換成了廣東人吳奇偉，郭懺成了最大的苦人兒。
其實，郭懺隻要大著膽子把李宗仁不顧他的反對，逼著他把江防軍主力調到襄東戰場，中了日本人調虎離山聲東擊西的陰招，因而直接導致宜昌失守的真相說出來，就可以極大程度地解脫自己。
可他卻敢想不敢說，官高一級壓死人，現在李長官打了敗仗，裝聾賣傻一聲不吭，自己再跳出來往他臉上糊屎，以後彼此還怎麽處事？
再說，莫非蔣介石還不清楚誰應該對宜昌之敗負責？
知道而不處分第五戰區最大的責任者，這裏麵的水，就深了……
委員長和李長官的積怨天下人皆知，為了抗日，如今都裝作和和氣氣，自己還敢不管不顧去把他倆之間那層薄薄的紙捅破麽？
再者，隻要上麵有陳長官這尊菩薩佛光罩著，就算上了軍事法庭，他們又能把自己怎麽樣呢？
郭懺的小算盤還真撥弄對了。
由於宜昌失守的責任表麵上看主要在於第五戰區長官部的判斷失誤——其實最大的失誤者是蔣介石，把柄（電報）都在李宗仁手裏捏著，所以李知道蔣斷不敢處分他——抽調部隊時郭又曾經提出過反對意見，所以當時許多人都認為郭懺是代人受過。
陳誠托另一親信樊崧甫去探望被軟禁在家中的郭懺，郭對樊說：“我恐怕是死定了，但代蔣、陳受過，死也無怨！”
樊說：“你知道是代人受過就好，把宜昌失陷的責任主動承擔下來，就可以不死！”
郭懺遂親筆寫下認罪信件，托人呈交蔣介石，蔣批交軍法執行總監部辦理。
未經審理，何成浚就簽請處郭懺徒刑七年，送往北碚土橋監獄服刑。
以後，陳誠兩次到重慶向蔣介石求情，並主動向何成浚表示好感，又加上有陳誠的老婆譚祥常在蔣夫婦身邊活動，情況終於有了鬆動。
郭懺入獄半年後，一九四一年三月，陳誠在前往重慶覲見蔣介石時，再次力保郭懺。
這次蔣總算給了陳誠麵子，提起筆來，批了個手諭：“郭懺著罰第六戰區長官部服務，戴罪立功。”
有意思的是蔣介石沉吟片刻，又提起筆來，在手諭上添了四個很要命的字：“發少校薪”。
作為一名堂堂國軍的高級將領，不能佩戴軍銜，拿的又是少校薪給，因而一時間被長官部小圈子裏的人戲稱為“當代年羹堯”，一夜之間連降十三級，被貶為守城門的小吏。
當時軍人判刑後有保服兵役的製度，軍官無論是何級別，均按少尉待遇，刑滿或有特殊功績可恢複原級、職。蔣能給郭懺發“少校薪”，對他已算是宅心仁厚，法外開恩了。
郭懺抵達恩施長官部時，六戰區參謀長施北衡正好調任周喦空出的第七十五軍軍長，陳誠便命郭代理長官部參謀長之職，不到兩年工夫，便堂而皇之地升任副司令長官兼參謀長。
對郭的處理既未見報，也不下達，所以連陳誠嫡係第十八軍的絕大多數官兵，都不知道長官部參謀長是個判刑後保服兵役的人物。
而且蔣與陳都認為郭懺“懂事”、“識大體”，郭由此深受蔣、陳寵信，官運亨通，再無坎坷，抗日戰爭勝利後，晉升為聯合勤務總司令。
對舒適存的處分，鄭洞國心裏十分憤憤不平。因為長官部的電報是經他的手轉給舒適存的，明明自己的榮譽一師是奉長官部命令行事的，若有錯誤，主要應由六戰區司令長官承擔，怎能向下推卸責任？
豈料堂堂陳長官竟然不承認向榮譽一師下達過相機撤退的命令，之後鄭洞國設法找到了電令原稿，陳誠又一口咬定是譯電員譯得不準確，非他原意。並謂即便命令中有相機撤退等語，榮譽一師也撤退得太早。
鄭晚年寫回憶錄時仍頗有情緒地說：“總之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而且，榮譽一師無論如何也不能算是窩囊廢，盡管他們在宜昌戰場上的表現受到了自己人的譴責，師長舒適存更是受到了嚴厲處分。但他們卻給自己的敵人留下了永難忘記的印象，曾在戰場上與榮譽一師拚過刺刀的柴田隆一，對榮譽一師有如下評價：
敵人訓練有素，特別是“榮譽一師”擅長白刃格鬥。輕機槍手和步槍手交互衝鋒。七八名像是專門投擲手榴彈的投彈手伴隨其後，一旦衝到距我約三十米的地方，就跪到機槍手和步槍手的前麵，一齊投擲手榴彈，幹得相當漂亮。一旦突擊不成功，就在輕機槍的掩護下撤退。可是，我方沒有彈藥，隻是眼巴巴地看著他們衝過來，所以也許會被吃掉。
在敵人的隊伍中掛著“榮譽一師”徽章的好像是什麽特編部隊。後來聽說，這個師是從全軍選拔出來的，隻在支那軍隊發動攻勢時使用，當處於守勢時，就保存在後方。所以，它從來沒有打過敗仗。正是由於這一原因，仿佛他們充滿著必勝的信心。在投擲了一陣手榴彈之後，步槍手開始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衝鋒。敵人的部隊竟能端著上了刺刀的步槍衝鋒陷陣，這我還是第一次看到！(18)
沒過多久，鄭洞國悄悄在過去的老長官、時任重慶警備司令的劉峙將軍麵前疏通，將舒改調服軍役。
舒適存坐了三天大牢，初嚐蚊叮蟲咬之苦後，得詩一首。詩雲：
重門深鎖土橋西，
怕聽鵑聲帶雨啼，
捫虱縱談惟獄友，
隔窗舉案有賢妻，
是非莫問功和罪，
棲食休分鳳與雞，
伏櫪尚懷千裏誌，
南冠何事把頭低。
舒的運氣遠比郭懺好，郭在土橋監獄喂了半年虱子，舒在重慶土橋監獄隻待了三天，即被釋放回鄂西，到第八軍（這時新十一軍番號已改為第八軍）報到，鄭洞國馬上委任他為高參，實職實薪，遠比郭懺強。
舒適存原畢業於湖南講武學堂，從軍前當過教師，後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團副，算得能文能武，受到蔣介石的器重。舒是湖南平江人，鄭洞國是湖南石門人，兩人既是上下級，又是老鄉，後來又一同奉調印度蘭姆迦指揮駐印軍。解放戰爭時期，舒適存任杜聿明的參謀長。淮海戰役結束時，正趕上他奉杜聿明之命赴南京向蔣介石匯報而幸免被俘。國民黨撤離大陸退守台灣以後，他曾任台灣防總副司令兼參謀長。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七年又重返大學講壇，任國文教授，一九八九年於台北去世。
與郭懺、舒適存一樣受委屈的還有第十八軍軍長彭善。
彭善是湖北黃陂人，黃埔一期老大哥，從排長逐級累功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任十一師師長，一九三九年五月晉升為十八軍中將軍長。
彭是在宜昌失守後才從鄂西前線趕回來指揮部隊反攻的。這次他反被揭了帽子，十八軍上下都不服氣，說：“十八師失守宜昌，師長羅廣文沒有任何處分，而將彭軍長撤職。功過不分，罰不當罪，何以激勵士氣！”
陳誠後來上了岸，還想把仍在水裏淹著的愛將彭善也拉上岸來，可蔣介石卻沒給陳這個麵子，滿臉鄙夷地說：“身為一軍之長，虛報戰功，這樣的人，還能用嗎？”
這還不都是六月十七日“我軍克複宜昌”那個“克”字落下的惡果。
熟悉陳誠的人都知道他善於抓兵、用人，隻要能帶兵，會打仗，而無不良嗜好，他都羅織任用，且用則不疑。彭善從當團長起便在十一師，能躋身十八軍軍長可見非同凡響。
然保衛宜昌之戰卻令彭善蒙羞。
多年後，宋瑞珂還在著述中為自己的老長官大聲喊冤：“軍長彭善親臨火線，甘冒鋒鏑，官兵共睹，論戰績不在其他軍長之下；論敗罪，二十六軍放棄沙洋、沙市，使鄂中人民和大片土地淪陷敵手，沒有任何處分；而十八軍的十八師失守宜昌，師長羅廣文也並無處分，而英勇的彭善卻被撤職。彭善為人正派，秉性剛直，不會吹牛拍馬，不善交際應酬，是一個矢誌抗日的將領。他在十一師師長任內，‘八一三’上海抗戰，武漢保衛戰中，打得都很出色。他的被撤職，不是因為他帶兵打仗不行，而是有人借以打擊陳誠，壓製十八軍，以致彭善受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