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園有桃》：舉世渾濁我獨清
一
魏風·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肴。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這不是一首流傳度很廣的詩，卻是甫一念起便令人心有戚戚焉的詩。因此，總覺得這首詩就和詩中的主人公一樣，是被社會和曆史低估了的存在。
開篇“園有桃，其實之肴”是起，“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是興。園中桃樹結果可以食用，我的心中憂悶，唯有放歌。不了解我的人啊，不是我的知音，會說我太驕傲，不合於時。
接下來直抒胸臆：那人說得對嗎？那你說我該怎麽做呢？我的心是如此憂悶，誰能了解？無人了解，何必多思？
這段抒情也可以看作是雙方對話，加上標點是這樣的：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如此，就是對方勸我不要太驕傲，別人說的都是對的，你為什麽要與眾不同？
我感慨：我的憂愁無人能懂。
對方不以為意：你的作為那麽反常，當然沒人理解，還是不要胡思亂想好了。
蓋，就是盍，也就是何。何必想那麽多呢？
總之，這就是《王風·黍離》中所說的：“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或許正是因為有了《黍離》，這首《園有桃》才被清高的士大夫們棄用了。不然的話，“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明明是一句可以流傳千古的經典語。
而兩首詩最大的不同還在於：《黍離》寫於亡國後，而《園桃有》寫於亡國前。
詩人的身份絕非普通平民，他悲憫又沉鬱的氣息，充滿了“舉世混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悲傷。所以我想，這應該是一首士大夫之歌。
封建社會的階級劃分依次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平民。
有國主，便有國臣；有家君，亦有家臣。最初，各諸侯都是兄弟子侄的關係，自然天下宗周；但是“君子之澤，五世而斬”，隨著血緣關係的疏遠，諸侯對天子的敬意也就越來越淡薄。
到了東周時，周天子的地位已經形同虛設，諸侯勢力強弱不均；而在各諸侯國中，隨著家君的地位越來越高，亦常有大夫比諸侯更強勢的，家臣的地位也跟著水漲船高，甚至家君自己也可以任命大夫。
比如魏氏，同樣出於姬姓，據《史記·魏世家》載，其先君為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是毫不摻水的王室貴胄，原受封於畢，因此史稱畢公。
後來畢國被西戎所滅，其孫畢萬投奔晉國，成為大夫。畢萬所以會投奔晉，是因為晉國的第一任國君唐叔虞乃周武王姬發之子，也就是畢高的侄子。
這裏要插一句，唐叔虞建國時的國號為唐，其子燮即位後改為晉。因此“唐”和“晉”是一回事，是“晉”的古稱，都指山西一帶。唐高祖李淵的祖上封地在山西，便被封為唐國公，一直傳給了李淵。李淵稱帝後，便以“唐”為國號。
且說晉國日益強大，到了晉獻公時期，“並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把很多小諸侯國都蠶食了，包括魏國，並且把魏國封給畢萬作為采邑，於是畢萬就改氏為魏。此為公元前661 年。
到晉文公時，晉國仍然穩居霸權，位列“春秋五霸”之一。但是國勢愈強，內部矛盾也愈激烈，嫡係與支係、大宗與小宗鉤心鬥角，眾位卿大夫勢同水火，鬥得你死我活。自從公元前633 年晉文公作三軍設六卿起，六卿就一直把持著國家軍政大權，相互傾軋，各不相讓，漸漸隻剩下三卿——韓、趙、魏。
公元前445 年，畢萬的後代魏文侯魏斯建立魏國，開始推行變法。魏國地處中央四戰之地，魏文侯是戰國時期最早推行變法圖強的君主，魏國也是“戰國七雄”中最先強盛而稱雄的國家。
公元前403 年，周天子插手晉國的內訌，其實也隻是做做樣子的調停，總之三家達成協議，各立山頭，俱被周威烈王冊封為諸侯，史稱“三家分晉”。
這麽著，晉國沒有了，多了三個諸侯國，韓、趙、魏。
公元前334 年，魏惠文王與齊威王在徐州會盟，互相承認對方為王，史稱“徐州相王”，這已經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裏了。但在之後的戰爭中，魏國“東敗於齊，西喪秦地七百餘裏，南辱於楚”，漸漸式微，直到公元前225 年為秦國所滅。所以，魏國曆史並不久，從公元前403 年創國到為秦所滅，不足二百年。
而孔子逝於公元前479 年，所以《魏風》說的不可能是三家分晉的魏國，而隻能是之前六卿相軋、經年戰亂的魏地。
因此古代詩家多以為這首《園有桃》產生於魏國亡國前夕，表達了賢士憂時傷世的情懷，乃是大夫憂其國而作。而我則認為其創作背景應是有感於六卿相爭、同室操戈的混亂局麵。
越清醒，越痛苦；越疾呼，越絕望。
身為士族階層，他對魏國政治不滿，可是無論怎麽敲鑼提醒，就是叫不醒那些裝睡的人。沒有人了解他，還要反過來說他不合於時，傲慢不群。於是他長歌當哭，甚至考慮“聊以行國”，這便有了第二段。
二
“園有棘”，棘可不是棘草，而是指酸棗樹，其果實也就是棗子，當然是可以食用的，這仍是起興，與上段格式一樣。
但是“心之憂矣，聊以行國”的意思卻大大地往前走了一步。
不隻是原地歌吟，而打算去國遠行了。
這也正是春秋時期士大夫不得誌時的常態。比如孔子在魯國卸去了大司寇的職位後，便帶著諸弟子周遊列國，這就叫作“行國”。
亦有人說，這個“國”與“野”相對，指城邑，也就隻是在周邊走走，沒敢出去魏國。
我倒覺得不必這麽拘謹，因為在春秋時，出國遊曆不算什麽了不起的難事，無論是經商還是遊學，隻要盤纏帶足，想出去走走就出去唄。這位“士”對現狀又絕望又無奈，又覺得沒人理解自己，不出去還等什麽？世界這麽大，不妨去看看。更何況六卿所居，本來就都在山西，同屬古晉國，走走也並不遠。
當然，他的行為又是無人理解，被指責為不合規矩，妄為無常。
罔極，就是無常，沒有準則的意思。
詩人很無奈，於是再次反問：那你說我該怎麽辦？做什麽都是錯，說什麽都無人理解，何不放空心思，啥也別想了。
也正因為有了這種想法，才會有孔子周遊列國推行仁道，蘇秦遊說六國而掛相印，各國辯士蜂擁而至稷下學宮，一時掀起“百家爭鳴”的思想浪潮。
不過，詩中的“士”如此深沉執著，縱然走出去，也是放不下他的國家的吧？
便如屈原，縱然被流放，依然心懷故國，懷沙殉主。與其說他的沉江是因為蒙冤不平，不如說他的離去是不向世俗低頭。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說：“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
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強誌，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屈原才德兼備，卻因為政見不同，遭人陷害，見疑於楚王。流放沅湘之後，屈原仍然心念故國，徘徊不忍去，遂又歸至汨羅。在此，他聽到了郢都已破、楚國已亡的噩耗，不禁萬念俱灰，行吟澤畔。在此，他遇到了一位漁夫，漁夫得知他的身份後，便好心苦勸：“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並且還唱了一首著名的《滄浪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漁夫的這曲《滄浪》被當作“不凝滯於物”的大道理，一直為後世所稱揚，而屈原的“深思高舉”則在相比之下成了不合時宜、不懂變通的悲劇行為。然而，屈原的境界與思想，又豈是漁夫可以理解、可以企及的呢？
任何時代都不缺少漁夫那樣“與世推移”的達人，淡定安逸、能屈能伸未嚐不是一種境界。但是，世上可以有無數聰明的漁夫，卻隻有一個傑出的屈原！
漁夫的生活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對他來說最好的選擇就是隨波逐流，隨遇而安，無論清水洗纓還是濁水洗腳，都是一種天賜的恩遇，自有快活之處；如果能與達官貴人結交，得以拾人牙慧，哺糟啜醴，那簡直就是天堂了。他怎麽可能懂得屈原的追求？
怎麽會了解對於心懷天下的士大夫屈原來說，世上有比生命和過日子更重要的事？這便是“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當其時，麵對亡國困境，屈原以其內外兼修的才能，門閥輝煌的根基，本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如漁夫所說的那樣隨波逐流，屈節苟活；二是像蘇秦那樣遠走高飛，另投明君；三是如自己詩中所寫的那樣歸隱山林，寄情煙霞。
但他卻偏偏選擇了第四種——懷抱一腔幽憤，自沉於汨羅，投水殉國。也許你會覺得不值，是“士也驕”“士也罔極”。
但這便是他的選擇，屈原的選擇！中國第一詩人的選擇！
且不論這選擇是否明智，但他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有名有姓的詩人，無疑是充分展示了詩人的氣節與風骨。從此，詩人與氣節就緊密捆綁在一起，成為中國詩文化的優良傳統。
楚人能歌善舞，各楚墓中出土的春秋戰國樂器更是種類繁多，證明楚歌的婉轉優美自成一格，但楚地的詩歌為什麽卻不見收錄於國風呢？
專家們多以為與時政有關：早在西周初年，熊繹已經接受了周王室的分封，“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但是楚國畢竟是南蠻之地，相對於周王室來說隻算是臣服小國。
然而到了東周時，楚國君僭禮稱王，楚國漸漸成為諸侯中一等大國，楚莊王甚至成為天下盟主，意欲問鼎中原，並且不停發動戰爭，“並國二十六，開地三千裏”，其中包括許多與周王朝同宗的姬姓小國。這便是孟子說過的“春秋無義戰”。
在這種時期，不管是周王室的宮廷樂師編纂《國風》也好，還是孔子修訂《詩經》也好，都不會采錄楚國的歌謠。倒是《論語·微子》錄有一首“楚狂接輿”迎著孔子唱過的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想來，孔子其實是喜歡楚歌的吧？但他主張“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並認定“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因此，對於民間祭祀的巫風極少收錄，也就讓楚風缺典了。下一章，我們會繼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