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特·安德斯在《過時的人》一書中指出：我們所處的世界有一個法則，那就是新的產品盡一切可能飛速地取代陳舊產品，我們在物的麵前幾乎沒有任何留有餘地的可能。不要在物的麵前有所顧忌！這樣的“道德準則”確實存在，而廣告就是該準則最為彰顯的版本。安德斯這樣概括廣告的本質：“每一則廣告的潛台詞都是要求我們放棄我們已有的物品，將它拋在一邊，讓我們變得毫無顧忌。廣告就是號召我們去破壞。”[1]
我們生活在由物品所組成的世界裏，這些物品不僅是可以被替代的，而且也是應該被替代的，在極端情形下甚至是急切地渴望被替代的。這一點不僅理所當然，而且也不可避免地使我們逐漸變成一種舉止行為與可拋棄的以及值得拋棄的物相適應的族類。安德斯進一步指出，自從所有的商品中所有的等級檔次都實現各自認同以來，今天唯一有效的法則就是：世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廣告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裏，所有的存在物都在向我們提供自身並對我們提出要求。廣告是我們這個世界的表達方式。用本體論的語言來說，那就是：隻有那些在個體與個體的對抗競爭的戰爭中具有更為強烈的展示性和吸引力的東西才能作為“存在著的”而存在。如果隱性表達，那就是：那些不呼喚的、不張揚的、不現實的、不進入聚光燈光環的東西就不具備力量來贏得我們，我們就不會去獲得它，我們對它不聞不問，與它無關，我們不會去認識它，也不會去使用它，更不會去享用它。簡而言之，它對我們沒有本體論意義。[2]
安德斯通過引入海德格爾的命題來分析廣告的本體論意義，海德格爾曾經將“現象”這個極其空洞的詞語通過對“自我展示著的”闡述而重新激活，這個闡釋成了所有物類的範例，因此海德格爾的闡釋甚至具有一種廣義性：想進入別人眼簾就必須自我展示。世界已經成了一種展示，成了一種促銷展示會，人們無法拒絕參與。
世界的本來外貌（如果曾經有過這樣的外貌）已經過時。商品世界千方百計地通過其“可顯現性”不斷地表現自己：商品表現多於自己本身。安德斯說，商品甚至可以作為一種可消費世界的“前顯現”以贏得斑駁陸離的視覺效果。安德斯從“物與外貌之間的差異”角度把我們周圍世界中存有的物分為三類：第一類，外貌與物相符合；第二類，可見的少於物本身；第三類，可見的多於物本身。
“前顯現”這個概念是布洛赫首先提出的，他在用這個概念的時候是想說明通過藝術先行來實現烏托邦的幸福。而在這裏安德斯用它來描述廣告，它先行地顯現商品光怪陸離的信息。例如，一則冬季輪胎廣告，它竟然借用女人的**來比喻自己的質量。
“存在=廣告展示存在”，安德斯的這個等式所表達的是今天非常普通的生產過程：自然原料或者甚至無償得到的“性別刺激質量”得到了加工，使之變成一種“商品的刺激”，並得以運用。**為汽車、大腿為威士忌廣而告之。在原材料可以成功地由“性刺激”轉換為“商品刺激”的情況下，性刺激完全失去了其忌諱性。這是廣告自由的一個必然結果。
人們被那些放在櫥窗裏的商品以及四麵八方的廣告所勾引，今天的女妖塞壬就是廣告。消費者沒有辦法擺脫這種勾引，它們越是人為地製造，就越具有滲透力和煽動性。安德斯這樣說並不是要表明廣告從本質上看是令人討厭的東西，也不是想告訴大家自我展示在所有的情況下都是刺眼刺耳的，恰恰相反，許多現象說明，刺眼刺耳隻是廣告的“兒科病”。
在廣告成熟狀態下，它似乎隻是在當自己開始發揮作用的時候才會出現，在這種狀態下，廣告常常隻是故意設計和安排好了的不顯現，表麵上它們似乎看不見，或者是無聲無息的。與許多熱鬧喧嘩的廣告相比，這種成熟的廣告在一種“蘊涵著的以及無意識的說服力”下，它的目的同樣可以有效地實現，甚至效果更好，這樣它也足以放棄那種熱鬧喧嘩的方式，比如今天有許多廣告公司甚至不暴露自己的廣告目的。[3]
雖然，“存在=廣告存在”這個等式在這些廣告公司裏仍然適用，但是它們隻是表達一個公理：就像你並不在做（廣告）！有時甚至出現一種現象，廣告公司為自己的“不顯示性”而做廣告，它們把不顯示自身視為對顧客的誠信，是一種高尚的廣告品味。在這樣的情況下，欺騙變得道貌岸然，即便在剝奪你自由的時候也顯得溫文爾雅。安德斯把這種廣告技術稱為巨大的“非暴力行動”或“非暴力攻擊”。眾所周知，“非暴力行動”這個名字源自某些在野黨的抗議運動，他們的追隨者堅信，如果他們對於攻擊采用不抵抗的方法，那麽對方的攻擊力就會減小。這樣的行為正是廣告“非暴力攻擊”的鏡麵反映，這種溫柔的攻擊可以時時刻刻強加在我們身上。因為廣告世界對目標對象的攻擊采用了“非暴力”的方式，它從一開始就中和了我們的反抗性。作為隨大流者，我們已經沒有能力去分辨自發性和強製性、需要和被利用之間的差異，我們成為廣告的嫁衣。
“並不是人需要商品，人才得到，而是人占有了商品，才不斷地需要它。”[4]在日常消費中，缺少某一件名牌商品，這不單單是有了一個空缺，而是產生了某種占有的饑渴。缺乏這些商品會讓消費者坐立不安，一旦得到了它，一旦使用上了它，那麽消費者就會不斷使用它：需求隨著消費的腳步大踏步地前進。安德斯說，“上癮”是今天商品需求的模式。這裏說明一個問題：“商品需求的存在”和“如此之存在”應該感謝某些商品的具體存在。
以可口可樂與人的渴感為例，可口可樂的作用並不是解渴，而是製造渴感，並且它製造的那種渴感絕不是一般的渴感，而是一種渴望可口可樂的渴感。在這裏我們看清了商品的供求關係，同時也看到了通過產品製造出來的需求保證了產品的生產積累。事實上，每一件作為“絕對命令”提供給我們購買的商品中間蘊涵著許多其自身的新需求，它們將其轉化為我們的需求，商品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的模具現象。
因為我們的需求不外乎商品自身需求的複製品和這個模具的衝壓產品。我們明天還將需求什麽，這個問題既沒有書寫在星星月亮上，也沒有寫在我們的胸脯上，更沒有寫在我們的腸胃裏麵，而是蘊涵在我們前天買的冰櫃裏，蘊涵在我們昨天買的收音機裏，或者蘊涵在我們今天買的電視機裏。在它們的需求“絕對命令下”下，我們明天將會揣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去屈從順應。[5]
倘若人們今天的行為有一種慣例，那麽它就會被物所控製。在產品世界中的社會生活是一種被產品世界模式化了的生活。社會心理學“發現”並不存在什麽“個體”，不管社會心理學對此有多麽自豪，都不能擺脫它的不成熟。因為“社會的人”同樣不存在，存在的隻是在生產和產品世界中的社會的人。
因此，安德斯認為重要的是如何描述產品世界中人的靈魂，如何描述這些靈魂是怎樣在產品的影響下發生嬗變的，也就是說，如何表述產品的交際方式，或者準確地說是產品和人的交際方式。安德斯認為隻有在這個框架內才存在“社會心理學”，“因為與自己家裏的冰箱相比，鄰居又算得了什麽呢？又有誰會像對待自己的汽車那樣去對待自己俱樂部的朋友呢？”[6]
產品（物）製造了人。毫不誇張地說，今天的風俗幾乎完全是由物決定並且由物來貫徹的。這樣說也許聽上去非常怪異，因為我們已經習慣於將“風俗”這個詞理解成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方式，而不會將其理解成人與物的交往方式，但是這種理解已經過時了。現在所剩下的隻是產品，它替代了人的位置。它與人一樣決定著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方式。
用瓦爾特·本雅明的話來說就是：理解現代的問題的核心在商品之中。商品才是我們真正的敵人，也是我們真正的朋友、真正的病友。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安德斯是本雅明的表弟，安德斯《過時的人》一書中多處閃現著本雅明式的語言與調性。
沒有電燈，僅僅隻有日光，商品最多隻是可以看得見，商品隻能以其本來麵目出現在我們的麵前，它們從來不會像在夜晚那樣挺“胸”而出；沒有燈光，它們不會在黑暗中從別的光照較弱的商品中光彩奪目；沒有燈光，它們還做不到讓人流連忘返。商品和商品的廣告完全就像女妖塞壬那樣，依賴著夜生活。假如上帝沒有創造夜晚，那麽廣告工業也一定會發明並且創造一個夜晚出來的。[7]
安德斯的這段話，像是在紀念本雅明。它讓我們神遊到本雅明巴黎時期的“拱廊街計劃”或那不勒斯時期的“單向街”；它讓我們想起本雅明所宣稱的19世紀的世界首都，波德萊爾是那個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它讓我們感受到都市的燈光、空間與夜晚以及工業革命之後似乎使得天堂的俗世實踐成為可能。
城市之光，抹去了夜的黑暗——開始時是煤油燈，然後是電氣，再後是霓虹燈——在世紀的空間中。城市之鏡——在其中群眾成為展覽的景觀——這反映了人們作為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形象，讓生產的階級關係在鏡像的他端被視而不見。
安德斯指出，今天的“此在”受到了威脅，這個威脅來自我們生活的“主要範疇”，它的名字叫“圖像”。在他看來，圖像就是對世界的表述，或者說是世界的組成部分，無論它是照片、廣告畫還是電視畫麵或者是電影圖像都沒有區別。之所以說圖像是“主要範疇”，那是因為今天的圖像不再是以特殊的形式“同樣”出現在我們麵前的世界，而是因為我們被圖像扭曲了，我們暴露在毫無間隙的圖像傾盆大雨之中。從前，世界上有圖像，而今天，世界在圖像中。更準確地說，世界以圖像的形式出現。
[1] [德]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2卷，範捷平譯，27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2] [德]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2卷，範捷平譯，140～141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3] [德]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2卷，範捷平譯，142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4] [德]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1卷，範捷平譯，153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5] [德]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1卷，範捷平譯，155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6] [德]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2卷，範捷平譯，237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
[7] [德]京特·安德斯：《過時的人》，2卷，範捷平譯，288頁、289頁，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0。